廣東在改革漁業生產體製的同時，也同時著手改革流通體製，積極培育市場。
到了1985年，全省實行了淡水和海洋水產品一齊放開，水產品價格和經營渠道一齊放開，城市和農村漁業市場一齊放開的“全方位放開”。
漁業商品生產的發展，促使廣東民間的水產品保鮮、加工、銷售等服務組織應運而生。
在當時，全國的其他地方還是政府控製購銷時，廣東的這種放開政策，使各種鮮蹦活跳的、冷凍保鮮的、加工製作的水產品獲得了領先全國的優勢，並開始源源不斷地銷往全國各地。
廣東的價格放開不僅在漁業，還涉及到很多行業，在糧食、農副產品、工業品等領域，廣東都較早實行了價格放開改革。
到1992年11月，價格改革在廣東，已闖出“調放結合，以放為主，放管同步”的成功之路。
此時，廣東產品經濟向著商品經濟轉變，並逐步形成市場調節機製。
廣東價格改革始於1979年，以此為契機促進市場發育。該省先後把118種統派購農副產品、95種一二類工業品和68種憑票定量供應商品全部放開。
在這個變革過程中，廣東經受住幾次價格上漲的考驗。
麵對價格改革造成的物價上漲，全省人民從實踐中逐步認識到，價格改革難免會產生陣痛。
於是，在全省人民的支持下，廣東的價格放開改革堅持了下來。
隨之而來的是生產發展，物價又逐步回落，人們的心理承受力也越來越強，從而保證價格改革順利進行，從此，廣東走上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康莊大道。
到1992年，全省90％以上商品，已由生產、經營企業按市場供求隨行就市，自主定價。
在零售商品總額中，國家定價所占比例不到8％；在主要生產資料銷售總額中，國家定價的比重也隻有10％左右。
農副產品價格的放開，使廣東全省農業出現前所未有的好態勢。
在此種情況下，全省肉類、水產品和水果的總產量，1991年與改革前相比，分別增長了44倍、31倍和11倍以上。
放開價格，價值規律的作用得到發揮。於是，在價值規律的作用下，省外農副產品源源流入價格已放開的廣東，而以價廉物美著稱的“廣貨”，三分之一銷往國際市場，三分之一銷往全國各地。
在向國際和國內兩大市場銷出產品的同時，廣東又積極吸入外部資源，使廣東經濟發展超出本省的資源和市場限製，實現持續多年的高增長。
1992年的廣東，已初步建立起以市場形成價格為主的價格機製，基本反映了商品價值和市場供求關係，價格嚴重扭曲的狀態得到改變，生產結構得到調整。
價格放開的作用是巨大的，廣東經濟發展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促進了價格改革的進程。中央成功製止物價上漲
1993年，價格放開以後，地方政府不再求中央政府給錢，因為他們忽然發現有更好的辦法弄到錢：到銀行去，想拿多少就拿多少。
當時，地方銀行官員都是地方政府任命的，自然唯命是從。
於是，中央銀行對貨幣和信貸的控製不再有效。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銀行裏的錢正在滾滾而出。
這樣一來，由於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增長過快，而有效供給相對增長較慢，特別是有些地區忽視農業，造成耕地減少，主要農產品供應短缺，導致供求總量失衡，引發物價總水平全麵上漲。
1993年4月份統計局發布的報告說，地方政府的投資比中央政府還要多。在商品市場上，報告稱，通貨膨脹正在席卷而來：
大城市的生活物價指數漲了17%，而原材料價格上升了40%。1988年以來，人們再次萌發搶購商品的衝動，貯存美元、黃金和優質耐用消費品的現象日益普遍。
1993年4月1日，中央召開經濟情況通報會，江澤民、李鵬和朱鎔基作了重要講話。
在講話中，江澤民等領導人明確指出，經濟發展中有些矛盾和問題已經得到緩解，但有些還沒有引起足夠重視，甚至還在發展。
看到這種情況，世界銀行的專家也開始坐立不安，1993年5月，世界銀行向中國政府發出警告：
這些現象如不及時製止，當經濟增長率放慢時，可能演變為一場金融風暴。
麵對這種情況，黨中央、國務院始終把抑製通貨膨脹、控製物價上漲幅度，作為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和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關係的關鍵環節，堅持抑製通脹不動搖。
5月19日夜，江澤民親自寫信給國務院領導同誌，特別強調：
對經濟中存在的突出問題，要抓緊時機解決。否則，解決問題的重要時機就會稍縱即逝。倘若問題積累，勢必釀成大禍。
緊接著，江澤民先後在上海、西安、大連、廣州召開分地區經濟工作座談會，統一大家對經濟形勢的認識，紮紮實實做好工作。
在各地的座談會上，江澤民多次強調，“小平同誌南方談話發表後，我們贏得了這麼一個好的形勢，千萬不要輕易地失去或錯過，必須駕馭好、保持好這個發展的好勢頭。”
6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鎔基晝夜苦幹，周末也沒有停下來，到星期一，完成了他的報告。
朱鎔基在報告中說：
提高存貸利率和國債利率；收回超過限額的貸款；股份製公司掛牌上市；削減基建投資；削減行政費用百分之二十；停止用“白條”支付農民的糧款；停止地方當局向企業和農民集資等等。
6月24日，中共中央和國務院聯合頒發震撼全國的“十六條”。這還不算，朱鎔基又接連發出了7個指示，把國務院的10個督察組派到12個省區，後來又嫌不夠，再增加7個省。
與此同時，內外輿論一致呼籲，局部服從整體，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保證中央政府政令暢行。
這種將經濟與黨紀聯係在一起的辦法，讓那些地方的官員大搞投資的頭腦，開始了清醒。
然而，此時投資熱帶來的物價上漲並沒有停止。1993年全年零售物價漲幅高達217％。
通貨膨脹日益加劇，價格不斷攀升，成為當時經濟生活中的最突出的矛盾，是社會各界反應最強烈的熱點問題。
1993年12月25日，國務院召開了全國平抑糧油價格工作會議。
李嵐清、李鐵映、遲浩田、司馬義·艾買提等國務院領導同誌出席會議並講了話。各有關部門負責人以及全國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有關部門的負責同誌參加了會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朱鎔基在會上強調指出：
從11月份以來，糧油價格大幅度上漲，從沿海到內地、從南方到北方，迅速波及全國許多地方。就局部地區來看，可能存在糧源不足、庫存下降、調運不及時等因素，但從全局來看，主要是由心理因素、投機因素和暫時因素推動起來的。
糧油價格是市場基礎價格，必須迅速抑製目前的漲價勢頭，使之恢複到合理水平，防止可能發生的連鎖反應。
為此，全國各地必須統一行動，協調一致，立即采取有力措施，堅決把過高的糧油價格降下來，確保市場穩定，為明年各項改革方案順利出台和國民經濟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創造寬鬆的環境。
1994年初，國務院及時提出了抑製通貨膨脹的4項緊急措施。
4月23日，國務院又批轉了《國家計委關於調整原油、成品油、天然氣價格請示的通知》，通知要求要取消原油、成品油銷售中的多軌價格，並軌提價。
通知發出後，我國原油的出廠價格除少數油田外一律調整為每噸700元，全國成品油中汽油每噸出廠價格平均為2350元。這樣基本上完成了原油、成品油價格的並軌。
改革仍在繼續，控製物價上漲的工作，中央一刻也不敢放鬆。
1995年12月27日，朱鎔基發表講話《再接再厲，做好1996年的經濟工作》。
朱鎔基在講話中說：
當前經濟生活中的突出問題仍然是物價過高。今年全年市場物價漲幅預計可以降低到15%，這是一個很大的成績。但商品零售價格指數達到15%，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將超過17%，這仍然是相當高的漲幅，而且漲幅兩位數已經連續三年。去年以來物價上漲的特點，是農村高於城市、內地高於沿海，這對欠發達地區和低收入居民影響比較大，要引起高度重視。
物價連續三年大幅度上漲，增加了企業成本和經營負擔，也影響了改革的順利進行。
朱鎔基表示：
根據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製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的建議》，要繼續把抑製通貨膨脹作為明年宏觀調控的首要任務。各地區、各部門要統一思想，共同努力，把明年的物價漲幅控製在10%左右。
在中央的正確領導下，1995年，物價總水平上漲幅度逐月回落，從１月份的212％降到12月份的83％，全年商品零售價格指數上升148％，實現了八屆人大三次會議確定的15％左右的物價調控目標。
第二年，社科院經濟所名譽所長劉國光和劉樹成在《人民日報》聯名撰文，總結三年半來的宏觀調控。這篇文章把“軟著陸”的經驗總結為四點：
第一，及時削峰，而不是等到經濟擴張到難以為繼的時候才被迫調整。第二，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適度從緊而不是全麵緊縮，在結構上則做到有鬆有緊，對低水平無效益的企業緊，對泡沫經濟緊；對高水平高效益企業鬆，對國家重點項目鬆。第三，適時微調，在適度從緊的總原則下，根據經濟運行的具體情況微調和預調。第四，自始至終抓住軟著陸的主線。
宏觀調控是以治理通脹為首要任務，還是以加快增長擴大就業為先，一度是爭論的焦點。
麵對爭議，黨中央和國務院明確提出，以治理通貨膨脹為首要任務，並且自始至終貫徹了這一任務。正是有了中央的這一英明決策，中國經濟才成功地實現了“軟著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