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四、逐步完善
●薛正毅說：“第一次強調了老百姓的參與，這是一個根本性的突破。”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王衛國說：“鐵路票價普遍小幅上調，會比在春運期間上浮的效益高得多。”
●一個退休的小學教師李萍高興地說：“真沒有想到，大災之後，商品還如此齊全。”
● 逐步完善江澤民簽署頒布價格法
1997年12月24日，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在京開幕。
會議由人委員長大喬石主持。
會議首先分別聽取了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項淳一、蔡誠、厲以寧關於價格法草案審議結果的報告。
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田紀雲、王漢斌、倪誌福、費孝通、雷潔瓊、李錫銘、王丙乾、帕巴拉·格列朗傑、王光英、程思遠、盧嘉錫、布赫、鐵木爾·達瓦買提、吳階平和秘書長曹誌出席會議。
國務委員司馬義·艾買提、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任建新、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思卿列席會議。
12月25日，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又分組審議價格法草案修改稿。
與會人員認為，價格問題直接關係到經濟發展、群眾生活和社會穩定，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為規範價格行為，穩定價格總水平，發揮價格在優化資源配置方麵的作用，製定價格法非常必要。
出席會議的人員還指出，價格法草案經初步審議後，有關部門廣泛征求各地各部門的意見，在重點城市做了很多調查，已經修改得比較成熟，建議本次常委會審議通過。
王丙乾副委員長說：“現在有些企業為彌補虧損，采取提價或變相提價的辦法，有的商品靠換牌子或改包裝來提價，這些行為要嚴加防止，應當在改善經營管理、降低生產成本方麵下功夫。”
夏家駿、楊振懷、蔡仁山等同誌在審議中說，當前社會上服務價格漲幅過大，不夠合理，服務價格應多體現為人民服務的精神，希望各級價格主管部門加強對服務價格的管理，進一步明確製定服務價格的原則。
林宗棠、秦仲達、李學智等委員建議草案修改稿中應規定適當的、合理的利潤率，加強措施，反對牟取暴利行為。
12月29日，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了《價格法》，並決定於1998年５月１日起，開始正式施行。
接著，國家主席江澤民簽署92號主席令，公布這部法律。
《價格法》共7章48條。關於經營者的價格行為，《價格法》明確規定：
經營者銷售、收購商品和提供服務，應當按照政府價格主管部門的規定明碼標價，注明商品的品名、產地、規格、等級、計價單位、價格或者服務的項目、收費標準等有關情況。
經營者不得在標價之外加價出售商品，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標明的費用。
經營者不得利用虛假的或者使人誤解的價格手段，誘騙消費者或者其他經營者與其進行交易。
《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體係中的一部重要法律。
可以說，《價格法》及其此後製定的各種價格法規，確定了我國市場價格體製、價格形成機製的基本框架。《價格法》的頒布，對我國價格體製改革，意義重大而深遠。價格改革開始走上正軌
1998年，這又是中國價格體製改革的一個關鍵之年，也是一個轉折之年。
在這一年，中央人民政府實施了一次改革開放以來，涉及麵最廣、改革力度最大的政府機構改革。
根據改革方案，國務院不再保留的有15個部、委，新組建的有4個部、委，更名的有3個部、委。
改革後除國務院辦公廳外，國務院組成部門由原有的40個減少到29個。
在此次機構改革中，國務院以強有力的手段，排除了各種幹擾和部門利益的阻力，雷厲風行地進行了機構撤並，把計劃經濟色彩的經濟部門撤並，鏟除計劃經濟利益集團的組織基礎，給政府職能轉變提供組織機構的空間。
這次改革，大多數經濟部門都合並到經貿委，成為經貿委下屬的若幹個部級總局，集中等於弱化，總局等於是過渡3年後，這些過渡性的9個總局有7個被先後撤銷。
正如一位著名經濟專家所說：
1998年機構改革的曆史性進步是政府職能轉變有了重大進展，其突出體現是撤銷了幾乎所有的工業專業經濟部門，共10個：電力工業部、煤炭工業部、冶金工業部、機械工業部、電子工業部、化學工業部、地質礦產部、林業部、中國輕工業總會、中國紡織總會。
經過此次改革，政企不分的組織基礎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消除。
同時，很多計劃經濟時期經濟管理部門的撤銷，為價格體製改革的進一步深入，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1998年，和國務院機構改革相並行的，還有中國商品市場的變化。
這一年，中國走出亞洲金融危機，中國的商品開始極大地豐富，長期困擾我國經濟的嚴重短缺經濟成為過去，“賣方市場”被“買方市場”所取代。
和買方市場同時到來的，是我國市民購物的方便。
1998年，國慶、中秋“兩節”來臨時，剛剛經曆過一場水災的湖南災區，按照以往，這裏本應該是商品緊缺的地方。
然而，大災過後，湖南省委、省政府和災區各級黨委、政府把安排好災區國慶、中秋“兩節”市場作為關心災民的重要工作來抓。
9月初以來，各地就著手安排災區“兩節”市場供應，省政府在9月中旬，還下撥救災款220萬元給災區作為災區肉食、食糖貼補款。
同時，災區各地、市都從副食品風險基金中拿出一定數量的款項做好生豬、凍肉、食糖儲備。
因此，1998年的“兩節”，湖南全省掌握的活體豬源48萬頭，比1997年增加1倍；儲備食糖6400噸，比1997年同期增加600噸。
由於貨源足、品種多，災區節日市場物價穩定。據省財貿辦介紹，當年“兩節”，豬肉價格每每斤比上年同期下降05元，除個別蔬菜品種價格略高於1997年同期外，其他商品價格均低於上一年同期或與1997年同期持平。
在重災縣安鄉縣，前來采訪的記者在縣城看到，國營、集體、個體攤位商品琳琅滿目，應有盡有。
許多災民手提菜籃子，眉開眼笑地在選購自己喜愛的魚、肉、菜。
一個退休的小學教師李萍高興地說：“真沒有想到，大災之後，商品還如此齊全。”
大災過後，湖南在“兩節”來臨之際，商品及其他農產品充裕，固然和當地政府及時采取應對措施有關，同時更與我國的市場經濟改革有關。
正是有了我國多年卓有成效的改革，我國市場上的商品開始充裕了，價格平穩了，才保證了大災後的湖南依然商業興隆。
1998年，與湖南一樣，整個中國大地，產品短缺時代已經結束了。
此時，在老百姓的眼中，商品的需求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僅就對居民影響很大的農副產品方麵，就可以看出老百姓的變化。
“菜籃子”都發生了哪些變化？這些變化對他們的生活方式又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當時，零點公司與中央電視台和中國科學院心理學所合作，在北京按多段隨機抽樣方式抽取了400名18至65歲的成年市民，進行了調查。
盡管市民普遍反映當時市場上蔬菜價格偏貴，但是在實際購買行為發生時，居民首先考慮的仍然是蔬菜的新鮮程度，價格排在其次。
471％的受訪者表示，他們首先考慮的因素是蔬菜的新鮮程度，而隻有284％的受訪者表示，首先考慮蔬菜的價格。
從擔心買不到商品，到開始忽略價格，關注商品的質量，這反映了中國商品市場開始走向真正市場化道路。而中國的價格體製改革也開始擺脫了政府的管製，開始在市場的指引下，逐步步入正軌。價格聽證製度進入中國
在20世紀90年代末，中國的價格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這種價格改革隻存在於農產品、普通商品領域，水、電、煤氣等領域價格仍然由國家說了算。
而價格聽證製度的引進，改變了這種局麵，更使我國的價格體製改革進一步深入。
當然，我國價格聽證製度的形成，還有一個漫長的過程。
1993年，深圳在全國率先實行價格聽證製度。
當時，政府在製定或調整與百姓生活密切相關的商品和服務價格時要征求消費者、經營者和有關專家的意見，這就是價格聽證製度的雛形。
1997年,南京市物價局先後組織了3場聽證會,事關3樣民生價格：液化氣、煤氣、自來水。
也許，這3次價格聽證會的舉行還不太正規，但意義卻不同反響。
據南京市第一批價格聽證委員薛正毅後來回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