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講 中東近現代和當代曆史的演變(1 / 3)

一、近代中東:伊斯蘭世界的衰落和對西方挑戰的應戰(1566-1905)

中東帝國的逐漸衰落,以及迅速走上資本主義發展道路的歐洲對中東國家形成強大的挑戰,中東國家起而應戰,此即中東近代史的主要內容,它可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崛起中的歐洲向走向衰落的中東發起挑戰的時期(1566-1798)。

1566年塞利姆二世即位後,奧斯曼帝國逐步走向衰落,這主要表現在社會政治方麵。首先,作為帝國軍隊基礎的近衛軍和封建騎兵西帕希日趨腐敗、解體。素丹對近衛軍的偏愛和炮兵、工兵等新兵種的出現降低了騎兵的重要性,終身而止的采邑製使采邑的數量不斷減少。由此,帝國政府把收回的采邑等國有土地以包稅製的形式出讓,從而形成了新的包稅人地主階層,他們甚至控製了地方政府的部分權力。近衛軍士兵此時獲準娶妻生子,其後代於16世紀末已成為近衛軍主體。由此,各類人均可進入近衛軍,享受其特權,而近衛軍的戰鬥力因此不斷下降,其官兵經常與宮廷貴族相呼應,發動叛亂,幹預素丹的廢立。其次,素丹的統治日趨無能,由於新任素丹多半在後宮長大,缺乏治國經驗,也很少過問政治,導致後宮和宦官專權。再次,地方貴族的勢力不斷發展,經常犯上作亂,一些地方總督建立了事實上的獨立政權(如埃及、伊拉克等)。第四,包稅製度等措施加重了農民負擔,大批民眾破產,鄉間匪盜橫行,城市也經常發生平民暴動,國際貿易線路的轉移和給予歐洲商人的優惠權妨礙了本國商業的發展。此外還存在諸如通貨膨脹、瘟疫、食品短缺、城市人口膨脹、失業等問題。

盡管奧斯曼帝國已經走向衰落,但在對外關係上的表現有一個過程。在一個時期內,帝國仍然維持著強大的軍力,並且通過暫時的改革加強自身,但衰落的跡象已經出現了。1569年,土軍進攻阿斯特拉罕,為俄羅斯軍隊所敗。在1571年的勒頒多海戰中,西班牙和威尼斯的聯合艦隊擊敗了奧斯曼海軍,盡管後者很快就得以恢複實力。在1602-1618年對波斯的戰爭中,奧斯曼被迫放棄了阿塞拜疆和格魯吉亞。1606年,帝國與奧地利簽訂西特瓦托洛克條約,第一次承認雙方的平等,停止了奧地利的年貢。

第二階段是歐洲向中東大舉擴張和中東進行早期現代化改革的時期(1798-1905)。

從本階段開始,不論是資本主義迅速發展的西歐國家,還是資本主義發展遲緩、但對外擴張有力的俄羅斯,都對中東展開了積極的擴張滲透。由此形成了以下六個方麵的挑戰:

(1)奪取或控製中東國家的領土,這方麵尤以與中東毗鄰的沙俄最為積極,後者通過一係列戰爭打擊奧斯曼和波斯,蠶食其領土,吞並其周邊的弱小汗國,以便打開黑海的出海口,控製中亞地區,威脅大英帝國王冠上的珍寶——英屬印度。

英國、法國和西班牙等國則在北非競相奪取奧斯曼的省份:阿爾及利亞(1870)、突尼斯(1881)、摩洛哥(1904,它不屬於奧斯曼帝國)。英國還積極在鄰近印度的海灣地區控製當地的酋長國(科威特和特魯西爾國家)。

(2)圍繞全麵肢解奧斯曼帝國還是保存帝國在西亞本土的鬥爭,與奧斯曼接壤的沙俄不但覬覦前者的領土,而且企圖全麵肢解帝國,進而完全控製博斯普魯斯海峽,使黑海的出海口暢通無阻,此即所謂的“東方問題”。但英法對此堅決反對,他們在蠶食帝國領土的同時,努力保存後者在西亞的主要領土,以遏製咄咄逼人的沙俄的南下。1853年,沙俄發起克裏米亞戰爭,在英法援助奧斯曼的情況下遭受失敗。在中亞,英俄圍繞著伊朗和阿富汗展開爭奪,此即所謂的“大博弈”,英國先後發動了兩次侵阿戰爭。

(3)通過不平等貿易、買辦、國債、築路等方式掠奪中東的資源,控製中東國家的財政、內外貿易和交通。14世紀以來,意大利的城市國家及英法等國先後與奧斯曼簽訂了雙邊商務條約,其商人因此在奧斯曼境內享有特權,這種因政治需要而賦予西歐商人的特權使其在與帝國商人的競爭中長期占有優勢,損害了奧斯曼的利益。同時,協助外商經營的本國買辦(多為猶太人、基督徒)也獲得了某種特權,因而主導了帝國境內的貿易活動,成為資產階級的主體,穆斯林商人的地位微不足道。隨著新航路的開辟,奧斯曼對印度洋和地中海東部貿易的控製也告結束。

(4)向奧斯曼境內的基督教各派提供保護,幹預帝國的內政。1615年,奧地利在一項和約中獲得對奧斯曼境內舉行天主教儀式關心的權力。1774年,俄國與奧斯曼簽訂條約,獲得在伊斯坦布爾建造和保護教堂的權利,後來被解釋為保護所有東正教徒的權力。法國則獲得了對黎巴嫩天主教的馬龍派的保護權。西方對奧斯曼基督徒的保護及後者地位的提高(由於現代化改革等原因),引發了穆斯林的不滿,19世紀發生了多起針對基督徒的騷亂。

(5)鼓動巴爾幹地區的基督教民族爭取獨立。1804和1815年,塞爾維亞人先後兩次起義;1821-1830年,希臘人成功地通過起義爭得獨立,其間俄國曾對土宣戰相助。

(6)進行傳教及相應的教育、醫療和出版活動。西方國家尤其是法國和美國的教會積極地在中東從事傳教活動。為此,他們也配合展開了文化和慈善活動。1866年,美國傳教士在貝魯特創辦第一所現代學校,其後法、英、俄、德、意等國也陸續辦學。到1900年,在敘利亞和黎巴嫩6座城市中共有外國開辦的300餘所中小學校,學生達1.5萬人,培養目標為科學家、醫生、作家和神父。歐洲國家和教會也開辦出版社與印刷廠,發行刊物。

因此,西方向中東的擴張是全方位的,總體上服務於其殖民利益,但在客觀上,它也產生了某種積極的影響,如促進了中東國家基礎設施、商品貿易關係和現代教育文化的發展(例如,拿破侖帶到埃及的學者促進了埃及考古、曆史研究、衛生及科學知識的發展),帶來了新的民族主義和民主自由思想,推動了中東的思想政治變革。

中東對殖民主義的應戰實際上包括幾個方麵的目標:抗擊殖民主義的擴張,反抗本國統治者的暴政和壓迫,推動國家的現代化改革。

首先是反抗殖民主義和本國統治者的戰爭和起義,除了前述奧斯曼和波斯與外國的戰爭外,主要有阿富汗的第一次抗英戰爭和第二次抗英戰爭、波斯的巴布教起義和反煙草專賣鬥爭及埃及的阿拉比起義。從時間上看,它們包括了19世紀中期和後期兩次高潮,反映了殖民主義加緊瓜分亞洲,外國工業品流入造成的手工業者、小商販破產,出口農業和大地產發展推動的農民大批進城,統治者的無能和西方資本及文化輸入引發的反抗,其本質是中東國家的危機(民族危機、思想危機、經濟危機和社會政治危機)及轉型問題,反抗運動的基礎是農民、手工業者和城市平民,其領導層則是貴族、宗教人士,後期包括了軍官(阿拉比起義)。

其次是各國君主的現代化改革。他們在18世紀以後開始於中東各國和半獨立的奧斯曼省份:奧斯曼帝國,埃及(擴大到其占領的敘利亞和黎巴嫩),伊朗,阿富汗,突尼斯,摩洛哥。改革的特點如下:自上而下進行,目標首先在於確保王朝統治;改革是世俗性的;改革早期以軍事、行政為主,後期則涉及文教、社會、經濟等領域;改革在後期常常蛻變為為帝國主義經濟政治滲透服務;改革以失敗告終,但促進了社會經濟的變動,其中最重要的是傳統部落的逐漸解體,以及現代知識階層、軍官階層和新月地帶大地主階級的形成。

在上述背景下,以知識分子為主體的民族主義思想開始在土耳其和阿拉伯世界形成,即現代主義、泛伊斯蘭主義、伊斯蘭改革主義和世俗的民族主義(奧斯曼主義、泛突厥主義和阿拉伯民族主義)。這些早期的民族主義強調通過振興宗教複興國家、同時學習西方先進文化,並積極投身於反殖民地和反專製鬥爭,主張民族自治(阿拉伯人)。其中既有主張維護奧斯曼帝國和伊斯蘭世界統一的泛民族主義思想,也有主張建立獨立民族國家的國家民族主義(如埃及)。

二、現代中東:帝國主義的統治和民族國家的興起(1905-1945)

現代中東是西方在中東建立殖民體係、中東各國展開民族民主運動和初步建立民族國家的時期。1905年波斯的革命揭開了20世紀“中東覺醒”的序幕。本階段帝國主義的擴張仍分為以下兩個方麵:

(1)進一步鼓動奧斯曼的巴爾幹地區獨立。吞並帝國的領土,1902-1903年,馬其頓人發動反抗帝國的起義,歐洲列強要求奧斯曼允許其享有一定的自治。1907年以後,奧匈吞並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那,保加利亞也宣布獨立。1910年,阿爾巴尼亞發動起義,同年意大利占領利比亞。1912年,第一次巴爾幹戰爭爆發,土耳其戰敗。

(2)加強對尚保持獨立的中東國家的控製,將其拉入自己的聯盟集團。1907年,英俄簽訂協約,確定了兩國在波斯的勢力範圍,規定阿富汗事務由英國負責。同時,德國加強了對奧斯曼的滲透,最終將後者拉進了同盟國集團,參加一次大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