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日，中共中央批準了此次會議達成的文件。
於是，在這個會議文件的指導下，各地政府對農業進行改革的膽子更大了，支持更積極了。
5月21日，萬裏到安徽率先搞包產到戶試點的肥西縣山南視察。
麵對基層幹部對包產到戶前途的種種擔憂，萬裏明確表示支持，並鼓勵幹部們大膽試驗。
當日下午，萬裏來到館西大隊小井生產隊。
萬裏問四下圍聚的農民：“這樣幹，你們有什麼想法？隨便問，隨便提。”
小井生產隊會計李祖忠問：“萬書記，可允許‘包產到戶’？”
萬裏明確表示：“大膽幹，省委支持你們！”
針對群眾的思想顧慮，萬裏說：“你們就這樣幹！不過，倉庫、牛棚要保護，用水要有秩序，不能破壞集體經濟！‘包產到戶’的目的是為了增產，讓群眾吃飽吃好。你們隻管幹下去，不要有思想顧慮，秋天我來看你們收成！”
5月25日，視察山南後，萬裏在中共安徽省委擴大會議上，專門就積極推動包產到戶發表意見。
萬裏高興地說；“前兩天我到包產到戶早、受非議最多的肥西縣去，找群眾、隊長、組長談。有人說，活了五六十歲，從來沒有看到過這樣好的麥子，大家積極性很高。”
接著，萬裏感慨地說：“我到包產到戶的地方訪問，他們說如果不是這個辦法，麥子不會種得這樣好、沒有化肥我們自己湊錢買。”
為了消除部分幹部的疑慮，萬裏表示：“我已向中央請示過了。包到戶的先幹一年，秋後再說。”
6月15日，正值麥收完畢的時候，安徽省委書記萬裏來到了安徽另一個改革發源地，小崗村所在的鳳陽。
在鳳陽縣委招待所的小樓裏，萬裏聽取了縣委書記陳庭元的彙報。
萬裏問：“實行大包幹效果怎樣？”
陳庭元說：“老百姓對大包幹的評論是大包幹就是好，隻要搞上三五年，我們就都富裕了。”
聽著陳庭元的話，萬裏笑了，他高興地對陳庭元說：“那好！老陳，我就批準你幹三五年……”
接著，萬裏還說：“我們現在是解決吃飯問題，隻要堅持土地集體所有，不準買賣、不準雇工剝削，單幹也沒有什麼了不起。南斯拉夫70%是單幹的，還是承認它是社會主義。”
在萬裏積極支持安徽改革的同時，四川、甘肅等地政府也在中央政策的指導下，積極支持各種責任製的發展。
中央對農業政策的放寬，給包產到戶的農村帶來了春天。包產到戶在曲折中前進
1979年，在農民群眾急需改變貧困狀況的心情的促使下，包產到戶迅速蔓延開來。
然而，因為中國農民長期限製在嚴格的製度框架內，一旦繃緊的弦有所放鬆，難免無序和混亂。
因此，迅速蔓延的包產到戶帶來的各種問題，在此時也開始逐漸暴露出來。當然，問題爆發最多的當數改革較為積極的安徽。
早在山南考察時，萬裏一方麵明確支持包產到戶，另一方麵，萬裏也對包產到戶後有可能出現爭水爭肥爭耕牛和農具，吵鬧打架，破壞公房，損害集體利益和集體經濟的現象，表示過擔憂。
萬裏的擔憂，很快為迅速蔓延的包產到戶浪潮所證實。
自春耕大忙季節後，隨著農業生產日趨緊張，包產到戶所帶來的新矛盾新問題，在最早大範圍興起包產到戶的肥西縣愈益突出。
首先是“種田累死牛”的現象屢屢出現。
大忙季節，各家都想盡快完成所承包農田的農活，這就使得仍屬集體或幾家共有的耕牛過度勞累，而同時，耕牛因不屬於個人，又得不到相應的草料照顧。這樣，很多耕牛被活活累死。
僅6月份，山南公社插秧，就有3頭耕牛因使役過度而累死。
與累死耕牛並存的問題，還有社隊集體經濟受到威脅。
集體派工找不到人，甚至開會都成了問題。為了挖溝修渠，防洪搶險，生產隊隻得給參加者提取報酬，出工一天給15至2元，糧食2至3斤。
更為嚴重的是出現了因水鬧事，大動幹戈的民事糾紛。
當時，很多農民眼看水田得不到灌溉而心急火燎，於是，各地為爭水發生的口角和摩擦便多了起來，有的甚至引發了打架鬥毆事件。
這一係列的事件，使肥西縣委深為震驚。
對此，肥西縣委擔心包產到戶的步子邁得太快，問題太多，以至於犯了錯誤。
因此，肥西縣委決定，對包產到戶采取緊急刹車的措施。
1979年7月13日，肥西縣委召開工作會議，主持工作的縣委副書記張文題在長篇講話中反複強調，不準搞包產到戶，並將這一規定作為縣委正式文件下發。
這就是轟動全縣的四十六號文件。四十六號文件的下達，引起了廣大農民強烈不滿。
當時，文件下達後，縣委要求各級黨委層層貫徹，部分社隊甚至采取強硬措施糾正包產到戶的做法。
肥西的四十六號文件及其強烈的反應，自然驚動了相距不遠的安徽省委。
為此，安徽省委打電話要肥西縣委的領導同誌，到省裏彙報四十六號文件的情況。
聽取彙報後，萬裏嚴肅批評了肥西縣委的緊急措施，並明確指出：對“包產到戶”“不宣傳、不推廣、不見報”，不要跟群眾鬧對立，不要挫傷群眾的積極性！
然而，肥西縣委雖然迫於壓力，改變了原來的強硬做法，但思想認識問題並未從根本上解決。
當時就有幹部說：“中央文件上明令規定不準包產到戶，不準分田單幹。不管是誰，都得服從中央的！”
肥西縣委四十六號文件下達後不久，該縣芮店公社黨委副書記王學州，因不同意縣委的做法，就專程趕到縣城，找新上任的縣委第一書記李尚德要求說：“爭水爭肥的隊是極少數，不能以偏概全說‘包產到戶’都不好。實在不讓搞‘包產到戶’，我們就不包水田包旱田。”
李尚德頻頻搖頭，轉移鋒芒：“不是縣委不讓搞，而是地委不讓搞。”
在當時，即使在公社黨委內部，圍繞四十六號文件精神的意見也尖銳對立。
武裝部長讚成四十六號文件。他在基層蹲點時曾耳濡目染了“用水打破頭，耕地累死牛”的悲劇。
在黨委會上，武裝部長與王學州唱反調：“縣委的決定是正確的，再這樣下去，集體經濟非垮不可。”
王學州無奈地表示：“作為黨員，我下級服從上級！可我不能眼巴巴地看著夏糧受損失啊！”
因王學州讚成包產到戶，遠在花崗公社青陽村的妻子孩子也受到刁難，一些人對王學州的妻子說：“你家老頭在芮店搞‘包產到戶’，我們不給口糧！”
王學州的妻子哭訴到區、社，得到的同樣是訓斥：“搞‘單幹’就是尿出香味來，也是犯法的。毛主席教導我們幹30年，你家老頭卻在走回頭路！”
麵對重重壓力和阻力，王學州隻好隻身到省委告狀。經過幾番波折，他見到了省農委主任周曰禮，並向周曰禮講述了芮店公社實行包產到戶後的變化及縣委四十六號文件所引起的強烈反應。
聽到王學州的彙報後，周曰禮明確表示支持進行包產到戶的試驗，並將萬裏剛剛批示過的，反映山南區向陽生產隊包產到戶一年糧食翻二番的調查報告給王學州看。
王學州到合肥後的第三天，省委王光宇書記專程到肥西，提醒縣委領導說：“還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讓群眾自己搞，即使肥西搞錯了，不就一個縣嗎？省委知道！”
省委的支持，群眾的要求，促使肥西縣委開始轉變態度。
不久，肥西縣委下發了五十號文件，強調對包產到戶要積極引導，不要強扭，並改“包產到組”為“包田到戶，水泵到組”。
就這樣，肥西的包產到戶雖然經曆了四十六號文件的風波，但終未夭折，走了一段彎路後又得到很快發展。
到1979年秋天，全縣實行包產到戶的生產隊占生產隊總數50%以上，比夏季猛增了10多個百分點，年冬又增加到97%，包產到戶在全縣推開。
和當時的肥西縣一樣，安徽以及全國的承包責任製在1979年幾乎都經曆了一個徘徊的過程。
在當時，多山的廣西實行責任製也較早。
1979年，廣西不少地方從實際出發，恢複和創造了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製形式，主要有包工到組、包產到組、專業承包、聯產計酬、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等。
但是，不少幹部對突然冒出的諸多責任製形式缺乏思想準備，認識仍然停留在舊框框中，對包產到戶、包幹到戶有許多非議，有的地方甚至用行政手段硬性製止，與群眾頂牛。
即使在硬頂不住的情況下，他們也隻允許在尚未解決溫飽的生產隊實行。
在改革較早的四川，在進行包產到戶時也經過了一些曲折。
1979年3月21日，四川省委二十八號文件給農村改革規定了不少政策性限製。
當時四川省委主要領導人認為包產到戶可在少數貧困地方試行，但不可普遍實行。
所以，四川的包產到戶等做法在1979年隻是在個別地方試行，且處於自生自滅狀態，
然而，困難和阻力並沒有阻礙廣大農民進行包產到戶的步伐。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精神的鼓勵下，在一些勇於探索的領導幹部的支持下，各地紛紛實行包產到戶等各種形式的責任製，這促使了廣大農民的承包責任製實踐有了前所未有的發展。
在曲折中發展起來的包產到戶，再一次顯現了其強大的生命力，到1979年底，全國已有一半以上的生產隊實行包工到組，四分之一的生產隊包產到組，還有一些隊大膽闖進了“包產到戶”的禁區。
就這樣，包產到戶在曲折中獲得了前進。包產到戶帶來了大豐收
1979年，如火如荼的包產到戶責任製，給全國各地農村帶去了勃勃生機。分到土地的農民，一改往日的懶散，為了早日致富，紛紛起早貪黑，奮戰在農業戰線上。
這種拚搏奮鬥的精神，在任何一個實行包產到戶後的農村都可以看到。
安徽鳳陽小崗實行包產到戶後，小崗農民的積極性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以前那些偷懶、曬太陽的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起早貪黑的勞動。
農忙時節，小崗農民一家大小全出動，不分白天黑夜地忙著收種，年底種莊稼時，一戶農民男勞力病了，仍然帶著病去播種，最後高燒燒到38度，實在不行了，就喊來鄰村的親戚不分白天黑夜，用3天的時間，就把10多畝田種完了。
當年秋種時，兩個多月未下雨。
麵對旱情，社員不再靠天等雨，他們男女老少齊上陣，一擔擔、一桶桶、一盆盆挑水、拎水、端水選墒搶種小麥。
在他們的努力下，全隊115人已種小麥306畝，出全苗的有250多畝。
為了提高產量，群眾的施肥積極性也大大提高。當年種的小麥一般都是三肥下種，有的四肥下種。
不少戶不但施足了小麥的底肥，還留足了明年小麥追肥和春種用肥。
有的戶家有萬斤糧，備有千斤肥。據統計，這個隊今年秋種前後共買化肥、磷肥、餅肥等各種商品肥77萬多斤，花了8200多元，未要國家分文。
農閑時節，小崗村民的男勞力們忙著除草、開荒，包產到戶給小崗帶來了無限的生命力！
那年冬天，小崗異常寒冷，但小崗農民不畏嚴寒，冒著嚴寒，把村裏的河間地頭的土地用土磊起來，作為自己的責任田。
就為了這幾畝屬於自己的責任田，這年冬天，小崗的男勞力個個手都被刺骨的寒風，凍開了一道道大大的口子。
當時的各級領導對鳳陽的生產非常關心，據當時任鳳陽縣委辦公室秘書陳懷仁的日記記錄：
從1979年4月到年底，陳庭元先後10多次前往小崗，觀察他們的責任製試行情況，幫助他們排憂解難，交談豐收後的喜悅，製訂下一步工作計劃。
小崗人一年來辛勤的汗水和縣委領導的關心，終於使“包產到戶”在這個貧瘠的小崗村結出了令人振奮的果實。
這年年底，小崗的糧食、副產、人均收入都獲得了很大提高。
縣委政策研究室的吳庭美將小崗當年的豐收以及小崗人豐收後的喜悅做了如下真實記錄。這段記錄，至今仍然是小崗“包產到戶”最光輝的記載：
今年全隊糧食總產132萬斤，相當於1966年至1970年5年糧食產量總和。
油料總產35萬斤，群眾說：“過去20多年總共也沒收到那麼多的花生。”
芝麻、家庭副業也有很大發展。生豬飼養量達135頭，超過曆史上任何一年。
全年的糧食征購任務2800斤，過去23年一粒未交還年年吃供應，今年向國家交售糧食25萬斤，超額7倍多，社員還準備賣5000斤山芋幹。
油料統購任務300斤，過去統計表上這一欄，從來都是空白，今年賣給國家花生、芝麻共25萬斤，超過任務80多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