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三、獲得認同
●陳庭元義正言辭地說：“今天，我們幾個人都來了，給你們梨園擔擔子，如果今年出什麼問題，由我們縣、區兩級組織來共同承擔。”
●萬裏嚴厲地批評道：“這個班子不及時調整我看不行，如果再不搞就貽誤時機。”
●鄧小平果斷地說：“政策一定要放寬，使每家每戶都自己想辦法，多找門路，增加生產，增加收入。”
● 獲得認同包產到戶再次引發爭議
1980年春天，鳳陽小崗生產隊的包產到戶得到萬裏的批準，這使得安徽的“大包幹”在安徽如火如荼地開展起來了，安徽農業也提前進入了發展的春天。
然而，從當時的形勢來看，中國農村的改革仍有很大的阻力。
這種阻力在1月份國家農委在北京召開的全國農村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上，表現得很是突出。
1980年1月11日至2月2日，國家農委在北京召開了全國農村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
在會上，萬裏旗幟鮮明地肯定了包產到戶是一種聯產責任製的形式，與“分田單幹”不同。
萬裏在講話中說：“有些人承認包產到戶的效果，但又擔心這樣做違背中央的決定，其實，這樣做正是實事求是地執行中央的決定，和中央決定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為此，萬裏還從所有製關係、分配關係等方麵對包產到戶做了說明，要求各地對包括包產到戶在內的各種責任製形式都加以總結、完善和發展。
在會上，安徽省農委副主任周曰禮在大會上作了發言。
發言中，周曰禮介紹了安徽建立包括包產到戶在內的聯係產量責任製的情況及其效果，並強調“在生產隊統一領導下的包產到戶，因為它沒有改變所有製性質和按勞分配原則，不能同分田單幹混為一談”。
周曰禮的觀點受到了大部分參加會議代表們的反對和責難。
有個老同誌生氣地說：“你說的好聽！包產到戶就是分出單幹，是資本主義性質的，如果不堅決製止，放任自流，沿著這條路滑下去，人心一散，農村的社會主義陣地就會丟失。”
還有同誌認為：“包產到戶調動出來的積極性，是農民個體積極性，不符合社會主義方向。”
一個同誌幹脆說：“中央文件明確規定‘不許分田單幹’、‘也不要包產到戶’是完全正確的。何況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製度是寫進《憲法》裏的，搞包產到戶不僅違反了中央文件規定，還違反了《憲法》規定。”
當時，國家農委的領導大都表示應按中央文件辦事，因而實際上站在了反對者—方。
國家農委領導中的絕大多數要按現行中央文件規定辦，即“不許分田到戶”、“也不要包產到戶”。
緊接著，由國家農委主辦的《農村工作通訊》，在1980年第二期、第三期連續發表兩篇文章《分田單幹必須糾正》、《包產到戶是否堅持了公有製和按勞分配》，對包產到戶進行了猛烈地抨擊。
與此同時，2月份，中央調整工作，萬裏調離安徽回北京工作，新的安徽省委對包產到戶的態度發生了變化。
新的省委先後在蚌埠、蕪湖召開的北四區、南三區地市委書記會議，對包產到戶進行了指責。
來自上麵對包產到戶的否定，給鳳陽包產到戶的推行帶來了負麵影響。被萬裏肯定的小崗生產隊包產到戶，再次出遇到了阻力。
3月中旬，梨園公社再次要求小崗合並，否則，就不再給小崗化肥、稻種。
小崗的包產到戶再次遇到挑戰。
1980年3月18日，鳳陽縣委書記陳庭元在小崗檢查工作時，嚴宏昌把公社的情況向陳庭元作了反映。
了解到情況後，陳庭元非常重視，年過半百的他皺起了眉頭，思索著解決的辦法。
4月11日，陳庭元帶著縣委辦公室副主任田廣順、縣委政研室主任周義貴、板橋區委書記林興甫等一同前往梨園。
到達梨園後，陳庭元對公社書記張明樓說：“你們怕把小崗包到戶的漏子捅大了，公社吃不消，還要叫小崗合並起來，我們是理解的。”
接著，陳庭元義正言辭地說：“今天，我們幾個人都來了，給你們梨園擔擔子，如果今年出什麼問題，由我們縣、區兩級組織來共同承擔。”
這時，隨行的田廣順、周義貴、林興甫也都說：“出問題，我們大家共同承擔，還是把稻種撥給小崗吧。”
在這種情況下，張明樓同意了。
就這樣，小崗包產到戶的阻力，再一次消除了。
與小崗一樣遭遇阻力的，在安徽乃至全國還有很多，較早示範包產到戶的山南自然不能幸免。
1979年底，國務院一位副部長一行3人專程到安徽最先興起包產到戶的山南。
副部長一行顯然帶有明顯的傾向性，他們對1978、1979兩年山南包產到戶所取得的大豐收不感興趣，不理會當地領導，而專門找缺乏勞動力的困難戶做調查，搜集了包產到戶9大問題的反麵材料。
這位京城大員直截了當地對山南區委書記湯茂林說：“增產倒是增產了，可弊病很多，不能解決生產隊的實際問題，性質變了，水的問題、烈軍屬問題、困難戶的問題很突出，這樣下去，集體經濟越來越弱了。”
湯茂林對副部長以偏概全的看法不滿，認為副部長一行搜集到的材料是單方麵的。他辯解說：“人民公社搞了多年，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實行責任田後卻解決了。‘死驢死牛’、‘水源糾紛’，過去也有過，不能都推到責任田頭上。對於五保戶和困難戶，我們給予適當照顧。所以，不能光看實行責任田過程中的弊病。
然而，湯茂林的一席話，並沒有能夠改變副部長的看法。
安徽率先實行責任製，特別是在包產到戶這一不可逾越的禁區冒了尖，不可避免受到其他地方的指責和攻擊，以防“資本主義禍水”蔓延到自己身邊。
許多地方對安徽的做法表示出強烈的反感，這使安徽處於群起而攻之的四麵楚歌聲中。
首都北京：包產到戶是“獨木橋”，幾十年的革命證明它是中國的死胡同……
緊鄰安徽的湖北：緊緊紮起社會主義籬笆；絕不讓安徽資本主義毒液蔓延……
毛澤東家鄉湖南：包產到戶是社會主義新時期階級鬥爭的新動向……
革命老區和廬山會議所在地江西：要重新進行集體經濟優越性教育，現在真理的山峰被蒙上迷霧……
擁有全國農業學大寨紅旗的山西、全國農業機械化程度最高的黑龍江，及一些曾多次因包產到戶受到批評的省，不約而同地對安徽的包產到戶展開了各種形式的批評。
當時，在與安徽接壤最多，且一向政策穩定的江蘇，仍處在“大幫轟”狀態中，麵對安徽的包產到戶，江蘇各地幹部表現出激烈的反對情緒。
在江蘇與安徽交界的鄉村、路口、田頭，赫然醒目地刷出大標語，許多社隊用高分貝的大喇叭向安徽發起了猛烈的“進攻”：“堅決抵製‘單幹風’！”‘堅決反對複辟、倒退！”“堅決批判‘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流毒！
1980年，一家在國內很有影響的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分田單幹必須糾正》的文章，對安徽等地實行的包產到戶的做法進行了公開批判，指責包產到戶就是“分田單幹”，要求人們反對“分田單幹和包產到戶的錯誤做法”。
一時間，反對“包產到戶”的聲音充斥了全國上下。
剛剛在1979年獲得豐收，準備在新的一年大幹一場的人們開始憂慮了起來。
那些眼紅於別地獲得豐收，準備也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也開始猶豫了起來。
包產到戶的命運變得撲朔迷離起來。呼喚包產到戶合法化
1980年新年剛過，和煦的春風吹綠了神州大地。
一年之計在於春。這是千百年來中國農民無比熟悉的道理。隻有春種，才會有秋收。
此時，全國各地對包產到戶的質疑和爭議並沒有嚇住萬裏，嚇住向往富裕的安徽農民。
1980年1月，安徽省召開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參加的農業工作會議。
這次會議是對責任田實行一年的總結和檢閱，也是對春耕生產的部署和動員。因此，全省幹部群眾對此會異常關心。
在會上，對包產到戶的支持再次成為了主旋律，其中，穎上和霍邱這兩個相鄰的縣格外引人注目。
當時，穎上縣大力推廣責任製，農業產量超過曆史最高水平。而與之相鄰的霍邱卻因主要領導人動搖徘徊，甚至和群眾“對著幹”，不僅未增產，反而大減產。
因此，當穎上縣在會上報捷時，霍邱隻得作檢討，對此，霍邱的幹部很不服氣。
在會上，萬裏嚴厲批評了霍邱領導人：“你們不要跟群眾對著幹！我們拿穎上和霍邱對比你不服氣，你霍邱周集區增產，全縣和周集區相比條件並不壞，為什麼這麼大減產，給老百姓造成這麼大的損失！這個班子不及時調整我看不行，如果再不搞就貽誤時機。”
掃了一眼各個與會同誌，萬裏接著說：“我是不怕得罪人的，按原則辦事，不能拿老百姓的利益做交易！省委搞不好、我們向中央請罪，哪個縣搞不好，哪個地委搞不好，都要負責，不這樣我們安徽搞不上去！你縣委犯錯誤，我們不能讓老百姓挨餓，有的口糧隻有200來斤，這樣大的問題，不講行嗎？”
萬裏的一席嚴厲批評雖然對領導層觸動很大，但並沒有，也不可能一下子解決領導層中部分幹部的思想認識問題。
就在此次會上，圍繞是否搞包幹到戶和包產到戶問題的論爭，一直不斷。
當時，自然條件差的滁縣、六安等地區主張搞下去，而自然條件較好一些的安慶、合肥、阜陽等地區卻不主張搞。
一位曾經曆過淮海戰役戰火的老幹部，更以其對革命的忠誠之心痛苦地表達了憂患意識：“這哪像社會主義。毛主席他老人家辛辛苦苦幾十年，我們呢，一步退到‘解放前’。”
辛辛苦苦幾十年，一步退到“解放前”的心態並不是個別的，另一種擔心支持包產到戶會犯錯誤的人也不在少數。
對此，萬裏深深感到不在領導層中，解決認識混亂造成的問題，責任製的進一步發展，甚至於穩定下來都不可能。
為此，萬裏在會上作了《要敢於改革農業》的長篇講話。在講話中，萬裏坦率地指出：
包字是個好東西，鳳陽的大包幹，火車上的三八包乘組，這是中國人的一種土的說法，不要怕這個包字。
在那些長期經濟落後，集體經濟搞不好，極左思潮幹擾嚴重，群眾生活一直非常貧困的情況下，群眾習慣於小農經濟，這有曆史根源和階級根源。
“包產到戶”並不是我們主張，問題是已經有了，已經生了孩子，他媽媽挺高興，哎呀，可解決大問題了，給報個戶口吧，孩子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