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去看了看都熱哄哄的，回來以後就涼了半截。為什麼呢？不合法，要批判呀！
“包產到戶”沒有什麼可怕！我們的根本態度是不能打擊群眾的積極性。群眾已經認可了，苦苦哀求：“讓我們幹兩年好不好啊！”同誌，批準！為什麼不可以？為什麼責難那麼多……
萬裏代表省委在全省領導層中公開表達了堅定支持“包產到戶”的意見，使“包產到戶”從“不宣傳、不推廣、不見報”的秘密狀態中走了出來。
頓時，在江淮大地，以“包產到戶”為先導的農業生產責任製猶如歡騰的春潮湧動起來了。
然而，在全國各地，一方麵是廣大農民和部分幹部積極歡迎包產到戶，一方麵是部分幹部極力抵製包產到戶，包產到戶遇到了阻力。
此時，廣大農民和部分幹部極力渴望，黨中央能夠讓長期遭受批判的“包產到戶”取得公開合法的地位，使包產到戶這一利民舉措在農村得以大膽展開。包產到戶逐漸獲得認可
1980年春天，農村改革前的各種時機開始逐漸成熟起來。
2月，胡耀邦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並當選為新成立的中央書記處總書記。
在安徽進行改革的萬裏，也當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並進京擔任國家農委主任，同時接任主管農業的副總理。
這一係列人事變動，反映了中央高層重用率先進行農村改革的地方領導人，也預示著農村改革將由地方向全國擴展。
隨著時間的推移，發韌於安徽、四川等地的農業生產責任製逐漸為世人所關注。
在當時，盡管阻力和壓力甚大，但支持的人卻逐漸多了起來。不少從事理論和政策研究的人開始走出長期從事的“上層領域革命”、“大公”模式，開始將目光投向不為人重視的農村，進行廣泛的調查研究，寫出了不少關於承包責任製的有分量的調查研究報告和文章。
毋庸置疑，理論工作者的這些報告，為包產到戶的合法化提供了思想上和輿論上的準備。
1979年8月，郭崇毅在一篇題為《責任到戶的性質及其有關問題》的報告中寫道：
7月，我去北方出了一次差，行程數千裏。接觸了許多中央和外省工作的同誌，大家對安徽都異常關切，聽說肥西大旱之後獲得了特大豐收，無不為之驚異！大家認為，既然責任到戶能獲得大幅度增產，就應公開宣布其合法化。
報告根據到肥西的調查情況，肯定責任到戶是走社會主義道路，並針對一些不了解農村的人對責任到戶的10大憂慮提出了針對性看法，指出這些憂慮是不必要的。
報告最後明確回答：
什麼條件適宜責任到戶？唯一的檢驗標準就是看它是不是能夠促進生產。
10月，陸學藝、賈信德、李蘭亭寫了一篇題為《包產到戶問題應當重新研究》的報告。
在報告中，陸學藝等人談到他們夏天到安徽農村調查的情況，並提出了三個重要問題：
1、不能把包產到戶等同於分田單幹，更不要把包產到戶批為單幹風；
2、包產到戶是搞社會主義，不是搞資本主義。實行包產到戶不僅沒有改變生產資料公有製和按勞分配，而且能更充分地發揮社員的生產積極性。
3、對1962年包產到戶問題，要重新調查研究，實事求是地做出結論。這對於安徽，乃至對於全國的農業發展都很有意義。
最後，報告還尖銳指出：
前些年，廣大農村幹部和社員被“搞資本主義”這根大棍子打怕了，也打窮了。“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寧願大家受窮，也不敢變動一下子，讓生產發展起來。這種極“左”的理論，至今還像鐐銬一樣禁錮著我們一些同誌的思想。這些問題如果不解決，我們的農業生產就很難有根本的好轉。
1979年11月27日至12月5日，中國農業經濟學會在北京市密雲縣舉行學術年會。
會議認為，現行的農業經濟體製管得過死，影響農民的積極性。
為此，會議根據農村實踐，探討了農業生產責任製形式。會議認為目前出現了包工到組、大包幹、包產到戶等3種形式，並對這3種形式給予了肯定。
以上一係列因素便構成了促使包括包產到戶在內的農業生產責任製蓬勃發展的大氣候。
1980年春，責任製由點到麵向全國擴展，形成良好的勢頭。對此，《人民日報》和一些報刊予以公開連續報道。
1月4日的《人民日報》報道：
中共四川省委在研究1980年農業生產計劃時，決定繼續批判極“左”路線，進一步落實農業經濟政策，實行嚴格的生產責任製，促進農業生產持續發展。
1月15日的《人民日報》報道：
中共江西省廣昌縣委加強領導，進一步完善包工到組，聯係產量計酬的生產責任製。社員說：“責任製紮下根，我們就放了心，奪取豐收更有勁！”
1月22日的《四川日報》報道：
中共四川省儀隴縣委思想大解放，采取3項順乎民心的措施，首先就是不忌諱“包”字，積極推行包工到組，聯產計酬的生產責任製。
2月6日的《安徽日報》報道：
中共蕪湖地委召開會議討論完善生產責任製的措施，決定層層舉辦短訓班，抽調骨幹到基層，盡快確定和穩定各種形式的生產責任製。
4月13日的《人民日報》報道：
湖南省長葛縣1600個生產隊實行“包工到組，聯產計酬”，為奪取今年農業豐收創造了條件。
隨著人事、理論和輿論工作的完成，中央同意包產到戶的文件呼之欲出。鄧小平支持包產到戶
1980年1月31日15時，中央政治局領導聽取了國家農業委員會關於1月份的那次會議情況的彙報。
參加會議的有華國鋒、鄧小平、李先念、胡耀邦、餘秋裏、王任重、姚依林等，各省、市、自治區農委負責人也參加了彙報會。
國家農委副主任杜潤生彙報了會議情況。
鄧小平講了話。他主要講了—個問題，就是到二十世紀末達到小康目標，每人收入1000美金。他說：“這是個戰略思想，實現這個目標是不容易的。我們要按照1000美金這個目標，考慮我國經濟發展的速度，考慮農村經濟的發展，現在不定出規劃，不確定目標，四個現代化就沒有希望。”
1980年2月，全國農村人民公社經營管理會議後，萬裏被調往北京，在2月下旬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五中全會上，萬裏當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
4月中旬，在五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四次會議上，萬裏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
萬裏調至北京後，一麵爭取新聞輿論界的支持，一麵多次向鄧小平、陳雲等中央領導彙報安徽農村包產到戶的情況，談論改革給安徽農村帶來的喜人變化。
鄧小平對這場農村改革及其爭論十分關注，他不僅仔細聽取了萬裏的彙報，也花精力翻閱了大量有關材料，認真思考。尤其是對此時關於“包產到戶”的大爭論，更是給予關注。
正當全國對包產到戶議論紛紛的關鍵時刻，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敏銳地察覺到了存在於農村改革方麵重大的思想分歧，同時，他也清楚地看到農村改革成功與否，將直接影響中國改革的大趨勢。
在此關鍵時刻，鄧小平以極大的勇氣和魄力站出來，發表了針對性、指導性極強的講話，為處於風口浪尖上的農村改革把準了方向。
1980年4月2日，鄧小平找胡耀邦、萬裏、姚依林、鄧力群等人談話。
談話中，鄧小平明確地說：
農村地廣人稀，經濟落後，生活窮困的地區，像貴州、雲南，西北的甘肅等省份中的這類地區，我讚成政策要放寬，使他們真正做到因地製宜，發展自己的特點。西北地區就是要走畜牧業的道路，種草造林，發展現有的牧場，建設新牧場，自留畜要放寬……
農村要普遍鼓勵種樹，實行一人種活多少棵樹，誰種歸誰的辦法。
有的地區可以搞自留山，要發展多種副業，發展漁業、養殖業……
胡耀邦、萬裏、姚依林幾個人都點頭讚同鄧小平的觀點。
接著，鄧小平果斷地說：
政策一定要放寬，使每家每戶都自己想辦法，多找門路，增加生產，增加收入。有的可包產到組，有的可包給個人，這個不用怕，這不會影響我們的製度的社會主義性質。
停頓了一下，鄧小平充滿期望地說：“政策放寬以後，有的地方一年可以增加收入一倍多。我看了許多這樣可喜的材料，要解放思想!”
最後，鄧小平還強調：此事請萬裏同誌研究個意見，提到書記處討論。
對小崗包產到戶來說，鄧小平的講話，無疑是一句劃時代的聲音。
5月31日，鄧小平再次就農村改革發表重要談話，這次談話對鳳陽大包幹給予充分肯定和支持。
鄧小平說：
農村改革放寬以後，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安徽肥西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增產幅度很大。“鳳陽花鼓”中唱的那個鳳陽縣，絕大多數生產隊搞了大包幹，也是一年翻身，改變麵貌。
有的同誌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實行包產到戶的地方，經濟的主體現在也還是生產隊。
接著，鄧小平還特別強調指出：“從各地的具體條件和群眾的意願出發，這一點很重要。”
最後，鄧小平還一針見血地指出：
總的說來，現在農村工作中的主要問題還是思想不夠解放。
鄧小平在不到兩個月內，兩次就農村改革發表談話，為全國農村的改革指出了方向，特別是第二次談話，明確地肯定了鳳陽大包幹，為小崗包產到戶平了反，正了名，上了“戶口”。
鄧小平的講話對於打破一些人的思想僵化和畏懼心理，無疑產生了重要作用。
據萬裏後來回憶說：
總之，中國農村改革，沒有鄧小平的支持是搞不成的。1980年春夏之交的鬥爭，沒有鄧小平的那一番談話，安徽燃起的包產到戶之火，還可能會被撲滅。光我們給包產到戶上了戶口管什麼用?沒有鄧小平的支持，上了戶口還很有可能會被“注銷“的。
就在鄧小平兩次談話的不久，陳雲、胡耀邦等中央領導人也在不同場合對這場農村改革表明了態度。
1980年春天，有一次陳雲見到萬裏，合掌抱拳，高興地對萬裏說：“萬裏同誌，我完全讚成在農村政策方麵的那些做法。”
在當時，還有一些老同誌對安徽的做法，也是支持的，但沒有公開表態。長期以來傳統思想禁錮人們的頭腦，包產到戶一直被當作“資本主義”，被當作“反動”的東西，被說成是“階級鬥爭”問題，是立場問題，所以有的同誌內心同情，不願公開表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