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講話之後，很多老同誌就公開大膽地表示支持，並積極提供各種好的建議。中央正式認同包產到戶
1980年春天，隨著局勢的發展，特別是鄧小平關於支持農業的兩次談話後，負責農業工作的領導同誌敏銳地意識到，新的轉機終於出現了。
萬裏趁機向胡耀邦提議召開一次省委書記會議，“通一通思想”。並建議胡耀邦講一下包產到戶的問題，把包產到戶從“獨木橋”變成“陽關道”。
隨後，黨中央及時派出了大批理論工作者和實際工作者，分赴10多個省進行調查研究。
1980年9月，在調研的基礎上，中央新的領導班子抓住時機，決定在北京召開各省、市、自治區一把手的座談會，專門討論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問題。
9月14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討論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的問題。
座談會總結了過去黨在農村集體化問題上的經驗教訓，肯定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農村出現的各種責任製形式。
座談會明確提出，凡有利於鼓勵生產者最大限度地關心集體生產，有利於增加生產，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責任製形式，都是好的和可行的，都應加以支持，而不可拘泥於一種模式，搞一刀切。
座談會最後指出，在社會主義公有製和集體所有製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生產隊領導下實行的包產到戶是依存於社會主義經濟的，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沒有什麼複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因而並不可怕。
最後，會議最後形成了《關於進—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的幾個問題》。這份座談會紀要專門就包產到組、包產到戶作了如下闡述：
在那些邊遠山區和貧窮落後地區，長期吃糧靠返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的生產隊，群眾對集體喪失信心，因而要求包產到戶，應當支持群眾的要求，可以包產到戶，並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保持穩定。就這種地區的具體情況來看，實行包產到戶，是聯係群眾，發展生產，解決溫飽問題的一種必要的措施。就全國而論，在社會主義工業、社會主義商業和集體農業占絕對優勢的情況下，在生產隊領導下實行包產到戶是依存於社會主義經濟，而不會脫離社會主義軌道的，沒有什麼複辟資本主義的危險，因而並不可怕。
9月27日，中共中央根據上述會議座談紀要，印發了《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的幾個問題的通知》，即中央1980年七十五號文件。
“通知”明確提出：
要求全國各地結合當地具體情況貫徹執行。
中央七十五號文件認為“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後地區”可以搞包產到戶，承認了包產到戶的合法性，對包產到戶是一個巨大的推動。
因此，中央七十五號文件頒布以後，包產到戶的發展速度很快。
該文件對包產到戶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並沒有十分明確地說“是”還是“不是”。這無疑是一個很好的策略。
從此，從小崗到鳳陽、從安徽到四川，再到全國，大包幹的星星之火點燃了全國農村。
一場波及全國各地的農村改革開始了。包產到戶獲得重大突破
1980年，包產到戶開始在全國獲得突破性進展，這個進展主要集中於七十五號文件所說的邊遠和貧困地區。
4月，全國編製長期規劃會議期間，鄧小平同意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的意見，指出在農村地廣人稀，經濟落後，生活貧困的地區，像貴州、雲南、甘肅等省份中的這類地區，政策要放寬，有的就是要實行包產到戶。
鄧小平的講話和姚依林的意見給落後貧困地區發出一個信息，就是在這些地方可以實行與全國不同的特殊政策，即采用包產到戶的做法。
因此，包產到戶在這些地方得到較快發展。
9月，中央七十五號文件對於“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後地區”可以搞包產到戶的規定出台後，這些地區的包產到戶發展更快了。
1980年初，在西南偏遠的雲南省，省委通過大量調查研究，決定在100萬左右人口的邊疆山區采取“比較靈活一點的生產組織形式”，準許包產到戶但還不敢公開提。
鄧小平講話和姚依林的意見，有力地促進了雲南廣大幹部思想的解放。省委書記安平生說，現在是“從天上回到地下”。
中共雲南省委隨之決定在1000萬人口的邊疆少數民族經濟落後的地區和內地高寒、分散、貧瘠山區推行包產到戶和包交提留到戶。
7月底，在全省縣委書記會議上，省委又進一步指出：
這類地區不管有多少，從實際出發，有多少算多少。可以搞包產到戶，也可以搞包交提留到戶，也可以是其他形式。隻要堅持社會主義公有製和按勞分配原則，隻要是群眾願意實行的，能夠增加生產的，都可以搞。
兩包責任製受到了農民的熱烈歡迎，會後，兩包責任製就在這些地區迅速建立起來。
到1980年底，包產到戶的生產隊占全省生產隊總數的94%，包交提留到戶的生產隊占到133%，“兩包”到戶在雲南已取得突破性進展。
在多山貧困的貴州省，包產到戶發展較快。到1980年6月，全省實行包產到戶的生產隊占生產隊總數的118%，實行包幹到戶的占6%。
但是，當時貴州省的領導人一直提心吊膽，省委書記池必清說：“鄉下一年來的局麵是‘一場拔河比賽，那一邊是千軍萬馬的農民，這一邊是幹部”。
中央同意包產到戶後，池必清果斷地表示現在是“下決心包產到戶”的時候了。
1980年夏天，中共貴州省委發出關於放寬農業政策的指示，要求各地在“三秋”大忙季節前把放寬農業政策的工作基本落實到生產隊。
隨後，貴州全省縣、社兩級召開幹部會，討論實行包產到戶和包幹到戶的問題，“雙包”到戶得以迅速發展。
很快，實行“雙包”到戶的生產隊便已占全省所統計隊數的502%。
地處西北的甘肅，經濟狀況長期落後。
1977年，中共甘肅省委改組，宋平任省委書記，甘肅的形勢開始發生了變化。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甘肅省委放寬農業政策，實行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製。
1980年4月，鄧小平講話和姚依林發表有關意見後，當月底，省委書記宋平就作了關於貧困山區可以實行責任到勞的“責任田”製度的講話。這個講話受到了農民群眾的熱烈歡迎。
6月，甘肅省委召開了河東6個地、州委書記座談會，專門討論了推行責任製問題。
此次會議提出：
凡是集體生產長期落後，群眾生活十分貧困，許多困難問題在短期內又不能解決的生產隊，以及那些居住分散的山區社隊，隻要絕大多數群眾要求，可以實行包產到戶，至少幾年不變。
根據此次會議精神，包產到戶在全省迅速推行。很快，實行包產到戶的生產隊占全省生產隊總數的3876%。其中，中部幹旱地區和部分困難地區進展更快。平涼地區和臨夏自治州均達到70%，定西和武都地區平均達80%。
在包產到戶起步較早的安徽，在最初兩年普及麵尚不大。全省實行包產到戶的生產隊1978年隻占總數的04%，1979年底發展到10%，到1980年5月，便已占23%以上。
湖北省是產糧大省，但自然條件和經濟發展很不平衡。到1979年底，湖北省才推行定額計酬，少數地方實行聯產到組，實行包產到戶更是極少數。
1980年春，正當相當一部分幹部對聯產到組還心存疑慮的時候，湖北農村的部分邊遠山區和其他地區的極少數貧困社隊，受毗鄰的四川、安徽等省的影響，實行了包產到戶責任製。
頓時，這一舉動引起了全省上下的震動，討論異常激烈。從省到基層，都有一些幹部持懷疑、觀望態度，或者持否定、反對態度。
有些幹部還指責包產到戶就是單幹，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幹部中的這種態度，在集體經濟和農民生活狀況較好一點的平原、丘陵地區更為突出。
對此，湖北省委領導隻同意少數山區可以試行包產到戶，一般經濟較好的地方則不宜采用這種辦法。
9月中央文件的下發，再次激起了湖北包產到戶的激情。
10月，中共湖北省委召開全省地、市書記會議，再次強調清除“左”的影響，尊重群眾意見，讓群眾自己選擇不同形式的責任製。
湖北省委的“鬆綁”大大促進了包產到戶的發展。1980年底，湖北省大部分山區和平原、丘陵地區的旱地普遍實行了包產到戶。包產到戶實行後，在當年，包產到戶的效果就充分顯現了出來。
1980年，中國遭受了幾十年少有的南澇北旱，但由於貫徹了黨和國家一係列農村政策，特別是采用了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製，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業生產取得較好收成。
這一年，糧食產量32億噸，是建國後僅次於1979年的第二個糧食高產年。棉花2707萬噸，比上年增加50萬噸；油料769萬噸，比上年增加126萬噸，均創建國以來最高記錄。
同時，農民的收入有了較大增長。一些長期貧困落後地區扭轉了“吃糧靠返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的狀況。
特別是在一些實行責任製較早，速度較快的地方，農村麵貌變化更大。
位居西南大山區的貴州部分地區實行包產到戶後，1980年，貴州全省糧食總產量達到1296億多斤，比上年增產57億斤，成為建國以來第二個高產年。油菜籽入倉達29億斤，創曆史最高水平。
當年全省農村人均收入達到167元，增長231%，創曆史最高記錄。長期為溫飽生活而奮鬥的農民，初步實現了溫飽生活目標。
1980年，雲南的“雙包”到戶進展快，收效也明顯。
許多長年不得溫飽、吃糧靠返銷、生產靠貸款、生活靠救濟的“三靠隊”，生產得以發展，缺糧問題得到緩解，經濟收入有所增加，農村口糧返銷大幅度下降。
該省新平彝族傣族自治縣有382個多年的“三靠隊”，1980年分別采用包產到戶責任製，竟在大旱之年解決了吃飯問題，取得了好收成，令人驚歎不已。
甘肅實行包產到戶責任製後見效也很快。包產到戶的社隊1980年人均口糧都在500斤以上，有的高達1100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