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群眾的強烈要求下，平原和丘陵地區的旱地也被允許實行包產到戶。但直到1980年底，對水田能否包產到戶仍然存在很大爭議。
農民對這種情況很有意見，地處江漢平原的荊州地區就有“包白（棉田），不包水（水田），等於活見鬼”之說。
2月，中共湖北省委召開第一次農村工作會議。
此次會議對推行生產責任製提出了“方向要明確，步驟要穩妥”的指導方針，一再強調不能搞強迫命令，要尊重群眾的創造精神，並肯定了水田也可以包產到戶的做法。
在此次會議精神的帶動下，湖北全省包產到戶進行很快。到1981年底，全省已有989%的生產隊實行了各種形式的責任製，其中實行包產到戶的生產隊達607%。
浙江位於中國東部經濟發達地區。
當時，浙江責任製進行較為緩慢，在很長一段時間處於被動狀態，直到1980年中央七十五號文件發布時，聯產計酬、包產到戶也隻是在極少數地方偷偷地實行。
在貫徹中央七十五號文件時，不少幹部片麵強調浙江絕大多數地區不屬於“三靠”地區，社隊集體經濟比較鞏固，“不需要也不應當推廣包產到戶”，“即使是少數‘三靠’隊，包產到戶也不是克服困難的唯一辦法，不是長久之計”，並且對“包產到戶勢在必行”的觀點進行批評，把包產到戶看成是一個違背社會主義原則的方向問題。
1981年1月，中共浙江省委召開工作會議。此次會議發了一個《認真解決包產到戶問題的通知（草稿）》，征求意見。
這個“通知”因意見不一致而沒有正式下發，但這對一些支持群眾搞包產到戶的幹部造成了壓力，以致在實際工作中發生了強行“糾正”包產到戶，幹部與群眾頂牛的情況。
浙江阻礙包產到戶的問題，引起了農民群眾的強烈不滿，也受到了中央的關注。
1981年春，中央領導人對某些地方強行糾正包產到戶的做法提出了批評。
同年4月，中共浙江省委召開地、市委書記會議，對前一段不讚成聯產到組和在非“三靠”地區“糾正”包產到戶問題作了自我批評。
在這次會議上，對於經濟比較發達地區搞包產到戶的問題還沒有鬆口。
但是，農民群眾的要求已成不可阻擋之勢，一部分地、縣領導幹部也開始轉向支持包產到戶、包幹到戶，“雙包”責任製由此得到迅速發展，1981年形成高潮。
收獲的季節到了，凡是實行“雙包”責任製的地方第二年都獲得春糧大幅度增產。
為此，中共浙江省委因勢利導，充分肯定了“雙包”責任製的重要意義，並提出在經濟發達地區也要實行這種責任製。
禁令一解除，“雙包”責任製再現高潮，到1982年底，浙江全省大田生產實行“雙包”責任製的生產隊已占90%以上。
與安徽省接界最多的江蘇，是全國經濟最發達的省份之一。
1979到1981年，江蘇省的農業總產值均居全國首位。而在江蘇，位於長江三角洲的蘇南最為富庶，社隊企業最為發達。
安徽興起家庭承包製以後，江蘇先是持強烈抵製態度，後見抵製不住便以消極觀望情緒對待。
當時，因為鄰近的安徽省變化顯著。受此影響，較為貧困的蘇中部分社隊偷偷學習鄰近安徽的經驗，自發地試行責任製。
而富庶的蘇南則基本未動。一些地方幹部擔心“雙包”會帶來生產體製的大動蕩，造成農業發展的高速度慢下來，農作物的高產量掉下來，作為台柱子的社隊企業垮下來，因此對安徽和蘇中的做法興趣不大。
但令蘇南人沒有想到的是，蘇中和蘇南個別社隊實行家庭聯產承包以後，效果十分明顯，很多以前貧困的地區，實行責任製後，很快都富裕了起來。
對此，蘇南發達地區不少農民和基層幹部不能不為之心動，決心也實行包產到戶。很快，全省99%以上的生產隊，都實行了包幹分配或包幹到產。
與江蘇省的情況有些類似的還有廣東省。廣東地處華南沿海，自然地理條件較好，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地區，土地肥沃，資源豐富，經濟發達。
當家庭聯產承包製在內地興起時，廣東幹部對包產到戶並不是表現積極，因此，當時廣東的步伐並不快。而其中，地處珠江三角洲、毗鄰港澳的佛山地區更是十分典型。
佛山是當時全國少有的發達地區，亦是廣東省主要商品糧基地。由於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開放政策，其經濟發展一直較快。特別是1979至1981年，農村經濟連續高速增長，在廣東居領先地位，出現了經濟發展的“黃金時代”。
但是，這個“黃金時代”與農村聯產承包責任製的關係卻不大。內地依靠聯產承包，3年大變樣，佛山沒搞聯產承包，照樣發展較快。
所以，佛山對內地興起的聯產承包興趣不大，對“雙包到戶”疑慮更多，認為沒有必要去冒風險。
歸結起來，佛山有類似江蘇的“三怕”：怕發展的高速度慢下來；怕農作物的高產量掉下來；怕作為台柱子的社隊企業垮下來。
為此，許多人認為家庭聯產承包不過是解決溫飽問題的權宜之計，貧困地區舍此無路可走，隻好采取這種“沒有辦法的辦法”，佛山地區情況這樣好，發展這樣快，沒有必要采用這種辦法。
因此，1980年，當包產到戶已成為全國議論中心的時候，佛山地區隻有個別縣在個別社隊試點，全地區幾乎沒有什麼動靜。
1981年，當“雙包”已在全國各地顯示出巨大威力時，佛山地區仍然隻有順德、中山等少數縣進展較快，全區實行“雙包”的隊隻占127%。
然而，事實證明，家庭聯產承包並非佛山人所想象的那樣隻是擺脫貧困的權宜之計。它所蘊含的巨大生命活力決定了在發達地區的適用性，並會以其實踐成就顯示出優越性，為自己開辟前進的道路。
佛山同別的富裕地區一樣，經濟發展不平衡，存在薄弱環節和落後社隊。
於是，家庭承包製首先在這些地方突破。
當時，順德縣不少社隊都有一些邊遠魚塘，產量很低，怎麼也上不去，於是便承包給農戶試試。
不料一包就靈，畝產從七、八十斤一躍而為六、七百斤，落後變先進，從而有力地推動了塘魚生產的全麵包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