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決定親自出馬。他騎自行車到了鐵路宿舍，敲門進了屋，將兩條煙放到了桌子上，動作卻不大自然。為了獲得商業上的某種好處給對方送禮，這還是第一遭。
“要車皮的吧？”貨運主任笑吟吟地問。
這種開門見山的詢問，讓王石反而不知該怎麼回答。
“若說‘是’，突兀了點；若說‘不是’，我來幹嗎？”王石心想。
“能給批兩個計劃外車皮嗎？”他終於還是說明了來意。
姚主任將兩條煙遞到他手上：“哪，煙你拿回去，明天你或小夥計直接去貨運辦公室找我。別說兩個車皮，就是10個也批給你。”
王石愣住了。
“我早注意到你了，你不知道吧？在貨場，常看到一個城市模樣的年輕人同民工一起卸玉米，不像是犯錯誤的懲罰，也不像包工頭。我覺得這位年輕人想幹一番事業，很想幫忙。但我能幫什麼呢？我搞貨運的，能提供幫助的就是計劃外車皮。沒想到你還找上門來了。你知道計劃外車皮的行情嗎？”
“什麼行情？”王石一頭霧水。
主任伸出兩個手指頭：“一個車皮紅包100元，兩條煙隻是行情的1/10。”
王石帶著兩條煙返回了東門招待所。躺在床上腦海裏浮現著姚主任的那張笑臉，是嫌兩條煙太少還是真想幫忙？他輾轉反側，一宿難眠。
第二天，王石順利辦下了兩個計劃外車皮指標。
通過這件事，王石悟出一個道理：在商業社會裏，金錢不是萬能的，金錢是買不來尊重和榮譽的。想通了，也清楚了經營企業的底線：絕不行賄！
王石認為：
在不規範的市場環境中，這或許在短期內會遇到問題和麻煩。
但從長期來看，市場一旦公平化，大家都是處於同一條起跑線時，我們就處於一個很主動的地位。
此後不久，隨著中國經濟社會的飛速發展，沿襲了約40年的住房實物分配製度終止，這是中國房改最具突破性意義的一步。
隨著國家修改法律，把禁止出租土地的“出租”二字刪去，規定“土地的使用權可以照法律的規定轉讓”，中國房地產業發展的最根本的基石，就此奠定。
那時開發房地產的門檻很高，非建築行業的企業要想進入房地產開發必須通過招投標，拿到土地才批給單項開發權。
當時，王石的萬科公司參加了威登別墅地塊的土地拍賣，以2000萬的高價拍得這塊地，買了一張進入房地產市場的入場券。
按市場價，把附近的住宅樓買下來，拆掉再重新建的土地成本價都低於萬科獲得的這塊土地的價格。
在王石代表公司上台簽訂土地轉讓協議時，深圳市規劃局長劉佳勝望著他，劈頭就是一句：“怎麼出這麼高的價格？簡直是瞎胡鬧。不管怎麼說，還是祝賀你們。”
一度，萬科團隊的主流派視這張入場券為“燙手山芋”，建議毀約，“不執行同國土局簽訂的合同，大不了交些罰金，否則高地價的經營壓力太大。”
但是，王石認為：不僅不能毀約，還要繼續競標拿第二塊地。
一個月之後，天景地塊推出，通過投標，萬科再次奪得。深圳地產同行再也不敢輕視萬科這隻不怕虎的牛犢了。
萬科絕不行賄的底線，最初讓萬科拿地非常困難，在深圳拿到的地是免稅公司的半邊工程，地基打下來，沒有錢做了，萬科接手後四六分成，再就是高價投標拿地，拿到的地都很偏，郊區較多，價格也高，是人家都不看好的那種。
地價很貴，怎麼辦？萬科隻有非常認真研究市場。經過認真研究，他們認為：高地價帶來高建設成本，萬科地產隻有堅持“高來高走”的原則，即建高檔房、高售價，才能有利潤回報，使新拓展的房地產業繼續下去，並使公司在房地產業務的支撐下開展其他業務。
與此同時，他們也希望以建造高檔次、高品位的物業，向社會奉獻高尚的居住空間為己任，在高起點上樹立萬科地產的企業形象。
正是靠著這種敢於創先和誠信的精神，在以後的歲月裏，王石帶領萬科不斷創造出輝煌，王石也因此成了較早下海者中的佼佼者。
二、曲折前進
●村支書對王小泉說：“小泉啊，你這樣可不行，你這是雇傭勞動，要犯錯誤的。”
●溫州市委書記董朝才說：“現在憲法對私營經濟的地位和作用做了規定，我們可以大膽地幹了。”
●周天輝笑著說：“我專程來表揚你，再一起合個影，好不好？”
● 曲折前進黨中央認同私營經濟
1987年10月25日，金秋的北京，天高雲淡，涼風習習。
這一天，舉世矚目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隆重召開。
出席這次大會的代表1936人，特邀代表61人，代表全國4600多萬名黨員。
大會選舉了由175名委員和110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選舉了由200名委員組成的中央顧問委員會和由69名委員組成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黨的“十三大”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並製定了鼓勵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的方針。黨的“十三大”報告指出：
目前全民所有製以外的其他經濟成分，不是發展得太多了，而是還很不夠。對於城鄉合作經濟、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都要繼續鼓勵他們發展。在不同的領域，不同的地區，各種所有製經濟所占的比重應當允許有所不同。
同時，報告還指出：
私營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有利於促進生產，活躍市場，擴大就業，更好地滿足人民多方麵的生活需求，是公有製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必須盡快製定有關私營經濟的政策和法律，保護他們的合法權益，加強對他們的引導、監督和管理。
黨的“十三大”如此關心私營經濟的發展，在當時是有原因的。
原來，改革之初，私營經濟政策雖開始有所鬆動，但是私營經濟並沒有得到正式認同，特別是在當時情況下，人們對私營經濟的從業人員在觀念上還是瞧不起的。在正種“妾身未名”的情況下，私營經濟的發展遇到了很多障礙。
隨著各地城鄉私營經濟的日益紅火，既然允許了個體經濟存在，那麼，效益好的個體經濟必然不斷擴大經營規模，向私營企業發展。
河南鄭州有一個叫王小泉的青年，最初是在街頭擺攤賣一些簡單的農具，包括掃帚、木鍁等。
當時，這些農具全是自己和年邁的父親親手做成的。隨著生意日益興隆起來，農具不夠賣了。
王小泉就把村裏的幾個沒事幹的老人叫來，幫自己做農具。然後，按每把一定的錢數給幾個老人結錢。
這樣一來，幾個老人有了收入，都非常高興。而王小泉也獲得了更多的農具，滿足了客戶的需求，又賺到了錢。
然而，正當王小泉和幾個老人都在高興的時候，村支書找上了門。村支書對王小泉說：“小泉啊，你這樣可不行，你這是雇傭勞動，要犯錯誤的。”
就這樣，王小泉隻好又把幾個老人解散回家了。
像王小泉這種情況的，在當時還有很多。於是，在這種情況下，給私營經濟全麵解凍，就變得格外迫切起來。
麵對這種情況，經過多年的研究，到了1987年初，中共中央終於在私營經濟問題上結束了“等一等、看一看”的觀察階段。
1987年1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把農村改革引向深入》的決定，指出：
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在商品經濟的發展中，在一個較長的時期內，個體經濟和少量的私營經濟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我國人多耕地少，今後將有億萬勞動力逐步從種養業轉移到非農產業。隻有實行全民、集體、個體和其他多種經濟形式一起上的辦法，才能順利實現這一轉移。而個體經濟的存在，必將不斷提出擴大經營規模的要求。幾年來，農村私人企業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事實表明，他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結構的一種補充形式，對於實現資金、技術、勞力的結合，盡快形成社會生產力，對於多方麵提供就業機會，對於促進經營人才的成長，都是有利的。
在當時，這個文件在處理私營經濟時，還有點小心翼翼。在提到允許私營經濟存在的時候，加了個前置詞：“少量的”。提到私營經濟的發展，說是“不可避免的”。
但是，這文件是改革開放以來，第一份提出允許私營經濟存在的文件，是一次重要的突破。文件雖然講的是農村，其精神也適合城市。
終於，在黨的“十三大”上，私營經濟獲得了認同，並明確提出鼓勵私營經濟發展。把私營經濟寫入憲法
1988年3月25日至4月13日，備受關注的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舉行。
4月12日，也即是會議閉幕的前一天，《憲法修正案（草案）》正提請全國人大代表審議。
與會代表們普遍讚成憲法中增加“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這一規定。
福建上杭縣農民、人大代表賴永興，前幾年同鄉親們籌集資金辦起一座水泥廠，當時擁有固定資產102萬元，年產水泥能力為一萬噸，經濟效益很好。
可是，一些好心人對賴永興說，你辦的廠是私營企業，政策一變，你可就成了資本家了。
因此，這次賴永興看了憲法修正案後高興地說：“把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權利寫進國家根本大法，我心裏的一塊石頭落了地。”
依靠興辦孵鴨場致富的胡麗華代表說，孵鴨是她的祖傳手藝，可是在以前不讓她搞孵鴨場，一家人過得很艱苦。
1979年，政策放寬後，胡麗華從興國縣來到自己哥哥所在的吉水縣八都鎮又辦起了孵鴨場，年孵鴨30多萬隻，純收入7000至8000元。然而，在當時，胡麗華的丈夫由於害怕政策多變，不敢同她一塊去辦孵鴨場。
在此次人代會上，胡麗華說：“這次憲法修正案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使我們打消了顧慮，我準備回去就把丈夫從家裏動員出來，與我一塊把孵鴨場的規模辦得更大些，效益更好些。”
溫州的代表看到憲法修正案後，更是非常高興。
在當時，有人把溫州發展私營經濟看成是“資本主義”，並誇張地說：“誰沒有見過資本主義，請到溫州去”。
在此次人代會上，溫州市委書記董朝才在審議憲法修正案草案時說：“盡管私營經濟對促進溫州經濟發展起了重大作用，可是個體經營者不敢放開手腳幹，幹部也心有餘悸。現在憲法對私營經濟的地位和作用做了規定，我們可以大膽地幹了。”
會後，董朝才還高興地對記者說：“目前溫州市私營企業達到14萬多個。去年，全市地方財政收入比1983年翻了兩番多，有一半來自私營經濟。”
餘興未盡的這位市委書記看了看吃驚的記者，又果斷地說：“今後我們將采取措施，促進私營經濟更快地發展，使之成為地方經濟發展的生力軍。”
與此同時，也有一些代表在審議中，對私營經濟的發展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議或更高的要求。
代表中的個體經營者說：“國家把私營經濟通過憲法加以保護，對此我們從內心深處非常感激。但是我們還不能高枕無憂。現在，社會上‘紅眼病’厲害得很，從生產和生活各個方麵為難我們。盡管憲法中明確了我們的社會地位，但是要轉變人們固有的思想觀念並非易事。況且憲法中又沒有具體規定，要想從經濟上保證私營企業在社會上的平等地位是很難的。”
一些來自國營企業的代表說：“國家把私營經濟在憲法中加以承認，對此我們舉手讚同。實際上，私營經濟早已在與我們相互合作和競爭了。”
還有一些國營企業的代表說：“現在從政治上把私營企業放在與我們平等的地位上很必要，可是事情又不能到此為止，還必須采取措施，從稅收、財務等方麵對私營經濟加以具體規定。從經濟管理上把二者放在平等的地位上，否則，二者在經濟上的競爭將是不公平的。”
一些幹部和專家說：“保護私營經濟發展是對的，但‘有法可依，無章可循’不行。如果缺乏具體規定，在製定經濟規劃、購銷原材料和產品，以及安排信貸等方麵就很難辦。”
還有一些經濟專家認為，私營經濟內部管理方式、利潤分配方式、社會活動方式等許多方麵與國營、集體經濟不同，我們既不能簡單地斥之為“資本主義”、“剝削”加以否定，也不能光冠以合法的帽子放任自流，而必須加以引導和利用。因此，隻在政治上承認私營經濟的合法地位還不夠，政策規定、計劃管理、思想觀念等方麵的工作也應盡快地跟上去，以免在社會上引起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