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代表更是直接地說:“我國的私營經濟還不發達,現在私營企業不是多了,而是太少。國家不僅應該允許其存在,還應該因勢利導,幫助私營經濟健康發展,使之真正成為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的補充。”

因此,在多數代表的支持下,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正案》,第十一條增加規定:

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範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

這裏提出對私營經濟實行“引導、監督和管理”的方針。

與此同時,代表們還希望,除“憲法”以外,國家有關私營經濟方麵的具體法規要盡快出台。

在代表的關心下,有關部門也加快了對私營經濟的立法工作。

6月15日,國務院發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私營企業暫行條例》。《條例》包括總則、私營企業的種類、私營企業的開辦和關閉、私營企業的權利和義務、私營企業的勞動管理、私營企業的財務和稅收、監督與處罰、附則等八項內容。

總則指出:

本條例所稱私營企業是指企業資產屬於私人所有、雇工8人以上的盈利性的經濟組織。

這就從法律上肯定了私營經濟在我國存在與發展的曆史地位。

於是,在理論、法律與政策的大力支持下,個體、私營經濟發展進入了第一次高潮期。各級政府支持私營經濟

1988年夏天,在中央出台支持私營經濟的政策後,中央各相關部門開始以不同形式,表達了對各地私營經濟的支持。

當時,工商部門在各地開展了治理經濟環境、整頓市場秩序工作。於是,一些人擔心起來,他們以為治理經濟環境、整頓市場秩序是黨對個體和私營經濟的政策要改變了。

對此,工商行政管理局個體私營經濟司負責人,明確地對記者說:“這種懷疑和擔心是無根據的。整頓市場秩序是整治違法經營,目的是促進深化改革,從而為個體和私營經濟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環境,根本不存在政策改變的問題。”

這位負責人還說:“個體和私營經濟是國民經濟的一個組成部分。我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已有的個體和私營經濟,無論戶數和從業人員都遠不能適應生產和生活的需要。各地應根據當地生產和生活的實際需要,有計劃地統籌規劃,需要什麼行業就發展什麼行業。政府有關部門要提供方便條件,鼓勵和支持個體和私營經濟的發展。”

9月初,國務委員兼財政部長王丙乾,在全國稅務工作會議上,發表了對私營經濟的支持的講話。王丙乾明確地說:

整頓個體工商戶和私營企業稅收秩序,決不是不要發展個體和私營經濟,也不是加重他們的稅收負擔,而是要依法把他們應納未納的稅款收上來,更好地執行黨和政府關於發展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的政策,促使其合法經營,健康地發展。

與此同時,地方政府也積極開展了對私營經濟的支持工作。

在西北的甘肅省,省委書記李子奇在臨夏回族自治州調查研究時,向各族幹部群眾宣布,黨對少數民族地區發展集體、個體和私營經濟的各項政策不變。

同時,李子奇要求各族幹部群眾在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礎上,進一步解放思想,放心大膽地發展以公有製為主體的多種成分的民族經濟。

當時,臨夏回族自治州擁有150多萬人口,是回族、東鄉族、保安族、撒拉族、藏族、土族、漢族等多民族聚居的地方。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各項民族政策和改革開放路線,使這個穆斯林聚居區各民族和睦相處,社會安定,民族經濟,特別是個體和私營經濟得到迅速發展。一些經濟效益較好的和正在動工興建的地方民族工業大都是私人投資、私人所有。

然而,在當時的情況下,一些人搞私營經濟雖然收入大增,但他們仍然擔心政策會變化,所以一直比較擔心。

在調查研究過程中,針對幹部群眾中的思想疑慮,李子奇與州、縣、鄉各級幹部、黨員、群眾和宗教界上層人士進行了廣泛交談的交談。

在交談時,李子奇認真向大家宣講了中央對私營經濟的新政策,李子奇興奮地說:“這幾年的實踐證明,改革開放,對少數民族地區的繁榮發展尤為重要。今後,省政府要在鞏固和發展公有經濟的同時,進一步放寬政策,支持少數民族地區走具有民族特色的經濟發展路子。特別是對已經初具規模的穆斯林個體和私營經濟,一定要予以保護。”

最後,李子奇還強調:“要讓各族群眾放心,黨的勤勞致富的政策不會改變。今後,應在依法經營的前提下,放開手腳,一如既往,努力發展以公有製為主體的多種成分的民族經濟和各項建設事業。”

在省委書記的親自支持下,甘肅的私營經濟獲得了較快的發展。

與此同時,江西省新餘市也開始了對發展私營經濟的大力支持。在新餘市領導的支持下,新餘市發展個體和私營經濟經曆了由害怕到初步認可,再到進一步認識,最後堅決支持的認識過程。

當時,新餘市上半年全市個體、合夥、私營企業比1983年增長近3倍,上交稅金比1983年全年數還多37倍。

但是,有些幹部還是擔心支持私營經濟,會使自己遇到麻煩,甚至被戴上“白”帽子。

對此,新餘市領導積極采取措施,想辦法改變“重國營、輕集體、鄙個體、怕私營”的舊觀念,大膽發展個體和私營經濟。

為此,新餘市領導組織了市、縣、區、鄉幾級領導幹部去溫州參觀、掛職學習。

經過反複研究、對照,新餘市的廣大幹部認識到,私營經濟不要國家投資,不增加國家負擔,經濟效益高,還拓寬了就業門路,完全應該給予支持。

思想通了,決心就大。市委書記開完黨的“十三大”一回到新餘,就找30多位私營企業代表對話,鼓勵他們放心幹,並幫助解決各種困難。

當時,鬆山鄉姚智辦香料廠很紅火,可是工商、稅務等部門對他七查八罰,鄉裏領導還趕他出去。

在市委書記的推動下,鬆山鄉黨委書記主動向姚智道歉,並請他回去繼續辦廠,還把鄉裏一個經營不好的廠子也賣給了他。

為了鼓勵從事私營經濟人員的鬥誌,新餘市還經常表揚發展經濟有方的私營企業“老板”。

一次,新餘市的私營企業經營者周天輝看到別人領獎,略有不滿地說:“人家交15萬元稅,就受了表揚,我交稅4萬,怎麼沒表揚?”

市委書記知道後,馬上趕到周天輝家。在了解了周天輝的情況後,市委書記笑著對他說:“我專程來表揚你,再一起合個影,好不好?”

周天輝笑著說:“以後政策變了,要打倒我,你也跑不掉。”

市委書記說:“對,你把相片放大一點,掛起來!”

在甘肅、江西開展支持私營經濟的過程中,其他省市也不敢落後,上海、北京、浙江等地政府,也積極以各種形式表達了對私營經濟的支持。

有了各級政府的支持,各地私營經濟發展的腳步明顯加快了。私營經濟開始蓬勃發展

1988年下半年,各地的私營經濟蓬勃發展了起來,特別是那些地方政府人員較早認同私營經濟的地方,私營經濟的發展更是喜人。

地處甘肅省中部的臨夏市,當時根據民族區域自治條例中有關對民族地區的優惠政策,在堅持公有製經濟為主的前提下,采取了積極扶持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的政策。

長期以來,臨夏市地方財政緊張,增加國營、集體企業或擴大招工人數都相當不容易,城市居民就業非常困難。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在甘肅省委的支持下,臨夏市把發展個體、私營經濟作為臨夏各民族群眾解決溫飽、脫貧致富的一項重要工作來抓。

為此,臨夏市工商局依據工商行政管理法規,從審核發照,經營地點,經營範圍,外出經商等方麵為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服務,使個體、私營經濟得到了迅速發展。

私營經濟給臨夏帶來了成功,使臨夏成為黃土高原上流通活躍,經濟繁榮的商業小城市。

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不僅解決了部分群眾溫飽,還促進了市場建設和城市建設。幾年間,臨夏市已由原來的一條街形成了縱橫交錯的10多條商業街,分布了10多個專業市場。

在臨夏的這些市場裏,有雲南來的茶葉,四川來的新鮮蔬菜,廣東來的水果,又有上海的時裝,新疆的毛料、葡萄幹,還有本地加工的民族用品、風味小吃及各種地方特色的服務等。

一時間,在臨夏的廣大地區,無論是新建的居民點,還是偏僻的小村鎮都有個體或私營經濟的商業服務網點。他們的存在不僅增加了當地的稅收收入,還大大增加了就業,方便了人民的日常生活。

看到私營經濟喜人的發展形勢,臨夏市政府把解決個體戶經營、私營經濟場地作為穩定個體、私營經濟的一件大事來抓。

為此,臨夏市政府號召沿街居民建一些店,工商局、個體戶和私營經濟者集資建一些店。同時,市委還騰出設在市中心的市委大院,支持私營經濟和個體戶,集資250萬元建起了一棟五層營業大樓的民族商場。

就這樣。甘肅省臨夏回族自治州從當地的實際情況和民族特點出發,放手搞活流通,發展私營經濟,走出一條切合本地實際、具有民族特色的經濟發展之路。

當時,全州兩萬多家以個體、私營為主的鄉鎮企業工業產值已占工業總產值的近50%,與鄉以上國營和集體工業各占“半壁河山”。

而私營商業零售額占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40%,已超過集體商業,與國營商業“並駕齊驅”。

同時,私營企業提供了全州40%以上的工商稅收、46%的農民純收入、80%以上的城市居民收入和70%多的社會就業。

與臨夏一樣。當時,全國的私營經濟也獲得了快速發展。到1988年底,全國城鄉登記注冊的個體工商戶發展到14549萬戶,從業人員23049萬人。注冊的私營企業有41萬家,雇工人數72萬多人。

如果加上大量掛集體企業牌子和混雜於個體工商戶、個人合夥及鄉鎮、街道企業中的私營企業在內,實際的私營企業估計有20多萬家。

私營經濟的蓬勃發展,再次證明了私營經濟的活力巨大!私營企業是異軍突起

1988年,與各地私營經濟快速發展相伴隨而生的,自然是私營企業的不斷出現,後來的用友軟件股份有限公司就是在這一年,由王文京等人開創的。

出生在江西上饒縣一個窮苦農民家的王文京,15歲考上江西財經大學,家鄉的人都稱他為“神童”。

1983年8月,19歲的王文京大學畢業後,基於當時的就業環境,被分配到國務院機關事務管理局財務司工作。一時間,他成了當時很多人羨慕的對象。

1985年,王文京和蘇啟強等人,向領導建議在整個中央國家機關財務部門推廣會計電算化工作。隨後,王文京被指派負責這一項目的具體實施,從項目最初的規劃,到選定軟件開發合作夥伴,到項目鑒定,一直到推廣到上百個具體單位,前後兩年多。

在負責這一工作時,王文京發現,一方麵,會計電算化是一種趨勢,另一方麵,各單位仍然在自行編寫程序,這造成大量重複工作。

1988年,王文京從朋友處借來5萬元,開始了他的創業之路。王文京和蘇啟強在北京市海澱區雙榆樹成立了“用友財務軟件服務社”,5萬元人民幣便是他們最初的注冊資本。

王文京後來回憶說:

辭職創辦企業是自覺的選擇,不是別人把我推到辦企業這條路上來的。我當時離開機關並沒覺得有什麼可惜,也沒有感覺到創業有多大的風險

當時用友能不能做起來,我盡管沒有十足的把握,但有基本的信心和十足的決心,同時做公司是一種寄托,公司隻是一個載體而已,辭職最主要的是我要換一種發展的方式。自己之所以選擇做企業,是因為做企業是一門不斷創造的藝術,它發揮創造性的韌性是無窮大,

企業往什麼方向發展?希望怎麼管理?招怎樣的人?以及希望大家都做什麼?都可以發揮,實現自己很多的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