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在軟件設計上，學財務的王文京注重實用性和操作的簡捷。王文京說：“財務軟件不像係統或者支撐軟件要特別強調性能，就財務軟件而言，功能的實用性和適用性對用戶來講是最重要的，因此，很實用、很容易學一直是用友軟件的特點。”
王文京的開發思路是從他為公司起名“用友”開始的。關於公司的字號他想了好幾個月，想了很多名字，但一直都沒有滿意的名字。
一天，王文京在《經濟參考報》上讀到一條很短的消息，這條消息說，美國軟件市場上有一種叫作“用戶之友”的軟件最受歡迎，因為它很容易學，很容易掌握，用戶的界麵很好。
於是，王文京馬上就想到他們將要做的軟件正是這種軟件，於是，就給公司定名為用友。對軟件來講，思想比技術更重要。
就這樣，用友公司開始起步了。
當時，用友的軟件能否得到通過了國家財政部評審，直接關係到用友能否繼續發展。
到了1990年，公司發展到20多個人，此時，王文京既想管公司事務，又想做開發，然而這樣兩頭兼顧，效率很低。
於是，王文京就在北圖租了一間房子封閉起來搞開發，開頭還可以，後來公司的人以及其他朋友，知道王文京在那兒，就又去找他，他隻好又搬到了八大處，封閉了一兩個月才把產品做了出來。
1990年，用友財務軟件終於通過了國家財政部評審。
在此後，用友走上了快速發展之路。到1991年起，用友就開始成為中國財務軟件行業的領跑者。
軟件行業因為是高科技行業，所以隨著新產品的不斷出現，軟件類企業也在不斷湧現和倒閉。軟件企業的發展軌跡是一浪接著一浪，浪潮來了，有的企業把握住了機會上來了，沒有把握住的下去了，每一次技術的變革都是市場份額重新劃分的時刻。
所以，在發展過程中，差不多每經過3年，用友就要換一批競爭對手。
在此時，王文京意識到對一個軟件企業來說，跳上一個浪尖可能比較容易，把握住兩個浪潮也是可能的，但是幾個浪都要把握住，才是真正地挑戰。
於是，在軟件企業生命周期很短的情況下，王文京就開始考慮用友的命運問題。
王文京絕不搞多元化經營，因為王文京認為對用友來講，多元化沒有任何優勢，用友的優勢隻是在軟件領域。
繞了不少彎的王文京，不久就提出“立足軟件領域，實現產業化”的發展戰略。
同時，王文京決定，軟件以外的產業再大的誘惑，也不去做了，因為軟件產業本身就是一個很好的產業方向。
事實證明這個決策是對的，在以後的幾年裏，用友的利潤和營業額的增長都在60％以上。
在這個時期，和用友一樣誕生的私營企業還有很多，它們的出現給私營經濟還沒有全麵解禁的中國經濟，帶來了一股新鮮的血液。私營經濟再次引發爭論
1989年下半年，隨著國內外形勢的發展，各種關於中央要調整政策的傳言在四處傳播，關於私營經濟的爭議風波再次掀起。
這次爭議的還是早在改革之初就存在的是姓“社”還是姓“資”的問題。
在私營經濟發展較好的溫州，很多人，包括部分高層都明確地說：“那裏私有經濟比重超過國有經濟，姓‘資’！”
於是，一時間，在全國各地剛剛嚐到私營經濟好處的人們，再次陷入到恐慌當中。
1989年底，河北省豐潤縣韓城鎮政府張春生，給《人民日報》寫信，谘詢關於私營經濟問題。
在這封信中，張春生寫道：
編輯同誌：
最近，筆者下鄉，聽到一部分人關於“國家要限製私人經濟發展”的議論。他們說：“前幾年國家號召發展個體聯合體經濟的作法搞錯了，把國家市場搞亂了，中央說要清理、限製個體經濟。”
還有的說：“個體經濟靠偷稅漏稅、投機倒把發了財，這回要進行大清理，秋後算賬”。“國家要出台政策限製個體經濟發展，農民進城經商、開辦第三產業的要一律回鄉務農”等等。
在這些議論下，有的個體企業要交牌照停業，想幹的也人心不安。
黨的“十三大”報告曾把發展私人個體經濟作為國家和集體經濟的必要補充，加以保護，眼下，這個政策會不會改變，對全國人民影響很大。
為此，希望國家報刊就此發表文章，予以澄清，以穩定人心。
張春生的信反映了當時很多人的心聲。
收到張春生的來信後，《人民日報》的編審人員非常重視，他們把張春生的信在《人民日報》上作了專門刊登，並配了專門的編者複信：
張春生同誌：
你的來信反映的一些情況，我們認為值得重視。同時，想借這個機會，向你及一切關心個體經濟、私營經濟政策問題的同誌，講幾句話。
請放心，黨的“十三大”確定的有關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的政策，並沒有改變。
江澤民同誌在國慶講話中明確指出：“在我國現階段，發展從屬於社會主義經濟的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對於發展社會生產、方便人民生活、擴大勞動就業，具有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作用。10年來改革的實踐，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我們的方針，一是要鼓勵他們在國家允許的範圍內積極發展；二是要運用經濟的、行政的、法律的手段，加強管理和引導，做到既發揮他們的積極作用，又限製其不利於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消極作用。”這段話非常清楚地闡述了中央關於個體、私人經濟方麵的政策。
因此，社會上有些地方流傳的所謂有關政策要變的議論，是沒有根據的，或者說是一種誤解。盡管個體經濟、私營經濟不屬於公有製經濟，但他們是完全可以作為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的補充，發揮積極作用的。
改革開放以來，這個指導思想是從未動搖過的。在對待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的基本政策上，國家不會改，也不可能改。我國的經濟發展水平還很低，資金十分緊張，城鄉就業壓力還很大。在政策允許的範圍內，個體經濟、私營經濟都還有很大發展餘地。
10年來，個體戶和私人企業經營者當中也確實湧現了一些善於經營，講職業道德、熱心公益的先進分子。
當然，我們也必須看到，由於近年來忽視了管理和引導工作，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發展中也確實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有的違法經營，亂漲價，欺行霸市；有的製造、銷售偽劣商品；有的盲目上馬，與國營、集體企業爭原料、爭市場；偷稅漏稅問題更是相當普遍。這些問題，已經引起了社會公憤，如不及時解決，不僅不利於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的正常發展，而且會對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產生消極影響。
正是從這種實際情況出發，中央在明確繼續鼓勵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發展的同時，強調必須加強管理和引導。主要包括：加強稅收管理，杜絕偷稅漏稅；加強對經營活動的管理，取締違法經營；根據實際情況和需要，限製行業範圍、產品範圍和經營規模；限製過度消費；認真維護雇傭工人的合法權益等。加強管理和引導，是政策的實施和完善，而不是政策的改變。因為黨和政府從來沒有製訂過對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可以放任自流的政策。過去這方麵做得不夠，現在開始加強，隻會更有利於個體經濟、私營經濟發展，而不是要把它們整垮。
所以，個體戶、私人企業的經營者，完全可以安心繼續認真做好自己的事情，開展自己的事業，關鍵是要守法經營，照章納稅，這樣就會利國、利民，也對自己有利。個體戶和私人企業的正當經營一定會受到法律的保護和社會的尊重。
編者
《人民日報》的這篇文章公開發表後，確實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人們對政策會變的擔心。然而，這個篇文章並沒有能徹底消除人們的顧慮，關於私營經濟的爭議還在進行。
1990年2月22日，一位高級官員在北京某大報發表一篇署名長文《關於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
文章首先就明確地問道：
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有沒有經濟上的根源？有沒有一種經濟上的力量支持他們？
文章還明確地指出，中產階級、私營企業和個體戶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經濟根源。
這篇文章還對改革提出這樣一個根本質問：
推行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還是推行社會主義改革？
關於資本主義化的改革，文章說：
他們的經濟體製改革，說到底，一個是取消公有製為主體，實現私有化；一個是取消計劃經濟，實現市場化。
……
有的主張把國有資產分割成股份賣給個人，化為私有；有的主張國家貸款給私人，讓他們購買國有企業；有的主張給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加緊輸血，讓他們購買國有企業。
所有這些，統統都是“資本主義化的改革”。
這是較早提出問一問姓“社”姓“資”的一篇文章，這篇文章的公開發表，再次使關於私營經濟的爭議愈發激烈。
無獨有偶，和這篇文章持同樣觀點的各級幹部和普通群眾是大有人在。
1990年第一期北京《當代思潮》雜誌，發表了《用四項基本原則指導和規範改革開放》一文。
文章明確地指出：
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如果任其自由發展，就會衝擊社會主義經濟。
在當時的壓力下，新華社主辦的《中國記者》雜誌1990年5月號發表《光彩的新概念》一文說：
近來報紙和刊物上，有關個體戶的報道少了。原因呢？不少編輯感到“拿不準”。至於社會上，則更有甚者。在有的人眼中，個體經濟已成了背時之物，最好是“從重從快”懲罰打擊。有的人誤以為“中央已經收了，取締是早晚的事。”新聞界在一段時間內的沉默，無形中增加了這種不安的情緒。前幾個月全國個體戶銳減360萬人，不能說和這種氛圍沒有關係。
一時間，個體戶和私營企業主開始擔心起來，其中有一部分人，奉行當時流行的說法“等一等、看一看再說”，決定收縮戰線，看看形勢再說。
還有一部分私營經濟的從業人員，幹脆都選擇主動歇業，以保證安全。
就這樣，全國私營經濟再次陷入兩難境地。這個時候，迫切需要有來自中央的權威觀點，來消除人民群眾對私營經濟前途的顧慮。皇甫平發文支持改革
1991年，在私營經濟引發爭議之時，幾篇署名皇甫平的文章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一時間被譽為“黃甫平事件”。
其實，黃甫平事件是曾任《解放日報》、《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周瑞金，與當時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鴻和《解放日報》評論部的淩河一道，根據鄧小平同誌的談話精神，以“皇甫平”為筆名在《解放日報》頭版發表係列文章，針對時弊，鼓吹改革開放，引發了一場思想交鋒。
關於黃甫平這個名字，周瑞金後來說：
這個“皇”字，按照我家鄉閩南話的念法，與“奉”字諧音。這個“甫”，不念“浦”，而讀“輔”。我選這個甫，就是取輔佐的意思。奉人民之命，輔佐鄧小平，這就是“皇甫平”筆名的深層涵義。而皇甫又是中國的一個複姓，人們看起來比較自然。
1990年12月，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隆重召開。
根據鄧小平同誌在七中全會前夕的談話精神，江澤民在開幕式上重申，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是我們必須長期堅持的根本政策，並明確提出“即使冒點風險，也值得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