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解放日報》的慣例，每年農曆大年初一，周瑞金在《新世說》欄目都要發表一篇小言論賀新春。
1990年末，傳來了鄧小平同誌在上海視察的講話精神。這時周瑞金感到，隻寫一篇小言論不足以宣傳鄧小平的最新指示精神。
因此，在小年夜，周瑞金找來了評論部的淩河和上海市委政策研究室的施芝鴻共同商量，決定寫幾篇聯係上海改革實踐、宣傳鄧小平改革開放新思想的文章。這篇文章就是大年初一發表的《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
第一篇文章在讀者中並沒有引起太多的注意。但是，文章中還是有骨頭的，文章提“1991年是改革年”，是針對當時有人提“1991年是質量年”的。
同時，文章中的那8個字“何以解憂，唯有改革”，是直接引用時任上海市委書記兼市長朱鎔基傳達貫徹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精神和鄧小平視察上海時的講話原話。
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鄧小平再次來到上海過春節。
與以前幾次過春節不同，這一次鄧小平視察工廠、參觀企業，在新錦江飯店旋轉餐廳，聽取有關浦東開發的彙報，發表了一係列深化改革的講話。
鄧小平強調說：
改革開放還要講，我們的黨還要講幾十年。會有不同意見，光我一個人講還不夠，我們黨要講話，要講幾十年。
此時，周瑞金感到，鄧小平的講話的分量非常重，很有針對性，是有意識地就全國的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問題做一番新的鼓動。
3月2日，以皇甫平署名的第二篇文章《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發表了。
這篇文章的點睛之筆，是指出20世紀90年代改革的新思路在於發展市場經濟。文章傳達了鄧小平視察上海時的講話精神：
計劃和市場隻是資源配置的兩種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劃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標誌，資本主義有計劃，社會主義也有市場。
文章還批評道：
有些同誌總是習慣把計劃經濟等同於社會主義，把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認為在市場調節背後必然隱藏著資本主義的幽靈。
3月22日，署名黃甫平的第三篇文章《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發表了。
這第三篇文章見報後，就把一場改革爭議風波的“導火索”給點燃了。
文章發表後，一些人的攻擊開始升級，他們歪曲文章原意，然後上綱上線質問“改革開放可以不問姓‘社’姓‘資’嗎？”語句也尖銳起來。
署名黃甫平的第四篇文章《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幹部》再次掀起波瀾，文章強調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勇於思考、勇於探索、勇於創新的闖將，要破格提拔對經濟體製改革有進取精神的幹部。
這篇文章實際上是透露了鄧小平關於人事組織的思想，這是鄧小平要從組織人事上保證推進改革開放的公示。
署名皇甫平的文章發表後，這些文章立刻在黨內外、國內外反響強烈。
當時，全國不少省、市、自治區駐滬辦事處人員都接到當地領導人電話，要求收集“全部文章”，有的還派出專人到上海來了解“發表背景”。
很明顯，文章受到許多讀者的歡迎，說這是“吹來一股清新的改革開放春風”。但是，除了當年4月新華社《半月談》雜誌發表評論文章，公開表示支持外，其他媒體大多沉默不言。有少數幾個媒體進行攻擊、批判，甚至謾罵。
當然，這些文章也受到了很多指責。
1991年4月，剛發完四篇“皇甫平”文章，北京一家不知名的小刊物就第一個發起無限上綱的“大批判”，指責“皇甫平”文章“必然會把改革開放引向資本主義道路而斷送社會主義事業”。
到了8月份，北京一家知名大報和權威雜誌也加入了進來，上綱也上得更高了，而且提出批判“庸俗生產力觀念”、“經濟實用主義”，等等。
9月中旬，北京有位大報社長突然跑到上海《解放日報》社，要找周瑞金談話。
事先，周瑞金接到該報駐上海記者站記者的電話時，周瑞金還摸不透這位社長為什麼要來找自己談，於是，就向上海市委主管領導彙報此事。
上海市的這位領導聽到彙報後，也感到蹊蹺，因為市委並沒有接到中央有關通知。因此，這位領導就打電話與中央有關負責部門聯係，打完電話後才知道，那位社長來滬意圖，並無什麼背景，純屬個人行為。
於是，市委領導就放心了，他交代周瑞金隨機應變對付這位社長。
這位社長一來，就擺出一副官架子，用責問的口氣問周瑞金：“‘皇甫平’文章是誰授意寫的？”
周瑞金裝糊塗對他說：“沒有人授意，是我組織撰寫的，第三篇文章還是報社一位老作者寫的，我們作了修改發表的。”
聽周瑞金這麼一說，這位社長說：“那我們誤會了。”接著，這位社長便交代周瑞金，寫一個文章發表經過的材料給他。並表示：“回北京要向中央彙報，做做工作，以後不再批評你們了。”
當然，這不過是1991年這場交鋒的一個小插曲罷了。更大的交鋒還在後頭哩！上海成為交鋒的戰場。
在當時，一位中央領導同誌來上海視察，在幹部會上公然指責“皇甫平”文章影響很壞，黨內外的思想給搞亂了，好不容易剛把大家的思想統一到“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的提法上來，現在又冒出一個“市場經濟”，這不是又把人們的思想搞亂了嗎？
然而，正當周瑞金等人承受巨大壓力的時候，事情的轉機又出現了。
不久，一位中央領導同誌來上海視察，他在幹部會上，明確指出：“不解放思想，很多事情先帶框框、先定性、先戴帽，這就很難辦。不要還沒有生小孩，還不知道是男是女，就先起名字。”
在當時，最積極、最鮮明支持“皇甫平”文章的，是時任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的劉吉。
在周瑞金等人處境最困難的時候，劉吉鮮明表示“皇甫平”文章寫得及時，寫得好！
劉吉還對周瑞金等人說：“有人說我是你們的後台，可惜你們寫文章時我並不知道，當不了後台。”
在當時，上海市委領導理解周瑞金等人的處境，悉心保護他們，指示淡化處理。
1991年4月23日，周瑞金以報社總編室名義給市委寫了一個報告，詳細解釋了文章組織及發表的過程、北京及全國各地理論界的反應等。
當時，上海市委3位主要負責人批閱了報告，他們沒有批評文章本身的內容，隻是對文章發表的程序、事先沒有送審提出了意見。
也就在這個情況下，劉吉同誌將“皇甫平”文章及那些批判材料，送給了鄧小平身邊的一位同誌，請她轉交給鄧小平審閱。
1991年下半年，在很多報紙的指責下，周瑞金等人仍然繼續堅持宣傳鄧小平的講話精神，表明沒有放棄“皇甫平”的主張和觀念。
在當時的情況下，周瑞金等人雖然受到了一些各種各樣的指責，但無疑，他們的作用是巨大的。每一個明白事理的，了解事情的中國人都能夠認識到，周瑞金等人的觀點無疑是正確的。
而很多原來不明白真相的人，也通過黃甫平的文章，了解到了改革開放的重大意義。
因此，署名黃甫平的文章對私營經濟、對改革開放，乃至對整個中國改革開放的曆史都產生了重要影響。中央領導支持私營經濟
1991年前後，在全國掀起關於私營經濟及改革開放姓資姓社問題大討論的時候，中央的很多領導也明確表示了支持。
1991年春天，全國個體勞動者第二次代表大會暨第二次全國先進個體勞動者表彰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開幕。
在此次會上，多年從事經濟工作的中顧委副主任、中國個體勞動者協會名譽會長薄一波作了講話。
薄一波向549名來自全國各地的個體勞動者代表們明確指出：
個體經濟作為公有製經濟的補充，在發展生產、繁榮經濟、搞活流通、方便群眾、安置勞動就業、增加國家財政收入等方麵發揮了積極作用。
我可以告訴大家，你們不是“三等公民”。黨中央製定的以公有製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並存的政策，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是不會變的。不要把加強管理、限製消極因素看作是政策變了。黨的十三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於製定十年規劃和“八五”計劃的建議》，再次重申了允許和鼓勵其他經濟成分，包括個體和私營經濟適當發展的方針。
隻要你們遵紀守法，按章納稅，按章經營，善於經營，發展生產，搞活流通，就是好樣的！我希望你們要熱愛自己的事業，自尊、自愛、自信、自強，維護個體勞動者的整體榮譽。個體經濟不是發展多了，而是還不夠。
此後，在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第六屆執行委員會第四次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田紀雲到會講話。
田紀雲說：
改革開放以來，作為公有製經濟的有益補充，我國非公有製經濟有了適當的發展。目前，非公有製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雖然不大，但對整個社會經濟生活的影響和作用不能忽視。
田紀雲強調：
非公有製經濟的存在和發展是由我國現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所決定的，要允許其適當發展。正如中央指出的，對現在的私營企業主，不要像50年代那樣對他們進行社會主義改造，而是對他們進行團結、幫助、引導、教育，這是我黨對待非公有製經濟成分的一項基本政策。
田紀雲認為：
個體、私營的經濟是公有製經濟的補充，應當發揮其積極作用，限製其消極作用，加強管理和引導。
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統戰部長丁關根指出：
工商聯是在黨領導下，主要做非公有製經濟代表人士的思想政治工作，成為黨和政府聯係他們的橋梁，政府管理非公有製經濟的助手，這是曆史賦予工商聯的光榮而艱巨的任務。
丁關根指出：
對非公有製經濟代表人士進行工作的基本方針是：團結、幫助、引導、教育，不是像50年代那樣搞社會主義改造。這是我們在工作中必須掌握的政策。
在中央領導同誌的支持下，在廣大私營經濟經營者的辛勤勞動下，私營經濟取得了很大的發展，當時，我國個體勞動者已有2000多萬人，占全國工業總產值的269%；營業額達1492億元，其中商品零售額1270億元，占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的153%。
與之相適應，全國個體勞動者一年向國家繳納稅金145億元，“七五”期間共繳稅482億元，占全國工商稅的536%。
同時，靠私營經濟和個體經濟，發展起來的廣大個體勞動者還為國分憂，為民解難，認購國庫券達1049億元，為社會捐獻418億元。
1990年，亞洲第十一屆亞運會在北京舉行，私營經濟經營者及個體戶，捐款2050萬元，建起了“光彩體育館”。
在這一時期，堅持公有製為主，多種經濟成分並存，我國個體、私營經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這對於繁榮市場、活躍經濟、增加就業、方便人民生活有著重要的作用。
私營經濟的飛速發展，也客觀上需要私營經濟徹底獲得的中央認同，消除私營經濟經營者的後顧之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