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迅猛發展
●鄧小平高興地說：“改革開放是大勢所趨，得到了全黨、全國人民的擁護。”
●一次座談會上，一位年過花甲的私營業主說：“如今，大多數普通人更看重的是物質生活。這就得有錢。大夥拚命往‘海’裏奔，主要是奔錢來的。”
●出租汽車公司副總經理高宏治說：“與其等到將來被精簡，不如現在早做準備”。
● 迅猛發展鄧小平南巡支持改革
1992年1月17日，一列從北京站發出的列車悄無聲息地駛出了站台。
這是一趟沒有編排車次的專列，它載著鄧小平的專列開出北京，向南方大地駛去，具有曆史意義的南巡講話由此拉開帷幕。
原來，這列火車是鄧小平的專列。鄧小平再次南下，在夫人、女兒和楊尚昆的陪同下。從1月18日到2月21日，鄧小平開始他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之行，史稱“鄧小平南巡”。
在視察中，鄧小平對有關改革開放的政策和理論做了係統闡述。“南巡講話”成為當年召開的黨的“十四大”的主題，並使大會確定經濟體製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
1月19日，列車到達深圳特區。
看到深圳的巨大變化，鄧小平發表長篇講話，他高興地說：“改革開放是大勢所趨，得到了全黨、全國人民的擁護。”
針對一段時間以來，姓“社”姓“資”的爭論造成改革開放難以開拓新局麵的現狀，鄧小平說：
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鄧小平提出的“三個有利於”標準，一下子驅散了姓“社”姓“資”的爭論造成的陰霾，給了人們一個辨別是非的銳利武器。毫無疑問，發展個體、私營經濟，是符合“三個有利於”標準的。
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以深刻的智慧和巨大的理論勇氣，衝破禁區，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從而解決了困惑中國多年的難題，為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確定了新的目標模式。
在鄧小平提出這一創見之前，全世界都認為，社會主義就是計劃經濟，資本主義才是市場經濟。
以前斯大林這樣認識問題不必說了，連哈耶克這樣的西方大思想家也持這樣的觀點。鄧小平把這一個“鐵律”打破了。
其實，世界各國的實踐都說明，計劃經濟不利於促進生產力持續地高效發展。
大千世界，芸芸眾生，每個消費者的境遇、要求不同，接觸的信息和追求的目標各異。人們對相互之間的需求所知甚少，甚至一無所知。
這千差萬別的需求，是不可能計劃出來的。隻有通過市場交換係統，才能得到滿足與協調。
一旦個體需求在某種契機下廣為重合，一種基於靈敏反應的複雜的產銷係統就會在市場催動下形成，大量相應的商品與服務項目就會泉湧而出，以滿足蜂擁而來的個體需求，並實現自身的導向與價值。
鄧小平正是對大量經濟現象進行了多方麵的、深入的、實事求是的思考，從而得出了正確的結論。他果斷地提出：
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在南方談話中，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的本質、社會主義的發展問題做出了精辟的概括。他以緊迫的責任感，催促廣大幹部群眾要有一股敢“闖”敢“冒”的勁頭，抓住曆史機遇，推動改革開放大步前進。
鄧小平形象地說：
改革開放的膽子要大一些，敢於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準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深圳的重要經驗就是敢闖！
停頓了一下，鄧小平鏗鏘有力地說：
沒有一點“闖”的精神，沒有一點“冒”的精神，沒有一股氣呀、勁呀，就走不出一條好路，走不出一條新路，就幹不出新的事業。
這就解開了“兩種改革觀”的羈絆，解除了那些禁錮人們思想的緊箍咒。
在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的問題上，當然也應當本著這樣一種大膽地闖、大膽地試的精神，向前開拓。
關於有人擔心個體、私營經濟的政策遭到質疑，並可能發生波動的問題，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用“傻子瓜子”這一富有標誌性的個案，巧妙地化解了大家的憂慮。
鄧小平從改革開放大局出發，舉重若輕，一語破的：“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100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
抽了一口煙，鄧小平繼續說道：“像這一類的問題還有不少，如果處理不當，就很容易動搖我們的方針，影響改革的全局。城鄉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長期保持穩定。”
鄧小平的這番話給全國個體、私營經濟的創業者和從業者吃了一顆定心丸。
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對一係列重大問題的回答，是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實踐在理論上的重大突破。
鄧小平南方談話的要點在1992年春節傳出之後，猶如“鄧旋風”從南方刮起，迅即傳遍全國。
廣大幹部群眾奔走相告，人們喜上眉梢。這一年春節人們拜年時，鄧小平南方談話成了最熱門的話題。
春節之後，南方談話正式傳達，在黨內外、國內外繼續引發強烈反響和巨大震動。從中央到地方，形成了學習、貫徹、落實南方談話的熱氣騰騰的景象。
東方風來滿眼春。在一段時間內遭遇困擾，受到壓力的個體、私營經濟，在鄧小平南方談話中獲得了新的生命，汲取了新的力量。這就猶如受到阻遏的激流，積蓄新的能量，一下子衝越了礁石險灘，順流而下。
1993年，私營企業迅速走出低穀，超過1988年的水平，達237萬家。
鄧小平南方談話為黨的“十四大”的召開，準備了條件，8個月後，備受矚目的黨的“十四大”召開了。私營經濟進一步提升
1992年10月，首都北京秋風送爽，藍天白雲下，菊花盛開把古老的北京裝點得姹紫嫣紅。
10月12日，在這個金秋的時節，舉世矚目的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隆重召開了。
參加這次大會的正式代表1989人，代表全國5100萬黨員。開幕式由李鵬主持。
在此次大會上，江澤民做了重要報告。在報告中，江澤民高度評價鄧小平南方談話，總結了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內容，並明確指出“左”傾思潮對改革開放的危害。
江澤民在報告中說：
加快我國經濟發展，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不要被一些姓“社”姓“資”的抽象爭論束縛自己的思想和手腳。
……
在所有製結構上，以公有製包括全民所有製和集體所有製經濟為主體，個體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為補充，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不同經濟成分還可以自願實行多種形式的聯合經營。
黨的“十四大”報告給姓“社”姓“資”的鼓噪畫上了句號。此前，1987年召開的黨的“十三大”，說私營經濟是公有製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
到了黨的“十四大”，除了沿用“補充”之外，新加上了“多種經濟成分長期共同發展，不同經濟成分還可以自願實行多種形式的聯合經營”。
這就實現了兩點突破：
一方麵是“共同發展”淡化了“補充”的配角意味，使其他經濟成分的地位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另一個麵，“聯合經營”打通了公與私。過去，公有製經濟與私營經濟涇渭分明，猶如水火不相容。如今允許自願聯合經營，公與私之間的雷池打破了。因此，黨的“十四大”報告使私營經濟的地位，比黨的“十三大”時又提高了，這是黨的“十四大”取得的突破。
10月19日，也是大會的最後一天，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來到會場。此刻，鄧小平身穿灰色中山裝，精神矍鑠，他一邊邁步，一邊向代表揮手致意。
頓時，會場內外一片沸騰。2000多位代表和新當選的中央委員用熱烈的掌聲歡迎這位老人，感謝他在曆史關鍵時刻高明的指引，感謝他對推進中國現代化做出的巨大貢獻。
鄧小平微笑著走了一圈，看看大家，講了一句話：“這次大會開得很好，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這句話是鄧小平對大會決議的高度認可，也體現了鄧小平對大家的殷切希望。
黨的“十四大”結束之後，1993年3月29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通過了憲法修正案，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寫入憲法，實現了新的突破。
憲法第十五條原文：
國家在社會主義公有製基礎上實行計劃經濟。國家通過經濟計劃的綜合平衡和市場調節的輔助作用，保證國民經濟按比例地協調發展。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擾亂社會經濟秩序，破壞國家經濟計劃。
修改為：
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國家依法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擾亂社會經濟秩序。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提出，為私營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強有力支持，從此私營經濟開始進入迅猛發展階段。各地積極發展私營經濟
1992年，鄧小平南方談話後，全國對私營經濟的顧慮消除了，私營經濟開始在全國再次蓬勃發展起來。
然而，正當全國各地乘著改革開放的東風，快馬揚鞭、奮力發展的時候，地處中原的河南省，卻傳出令人失望的信息：
個體經濟和私營企業數量當年1至5月分別比去年同期下降37％和85％。
對此，河南省委、省政府非常重視，他們積極和有關部門開始查“病情”，找“病根”。
個體私營經濟為何下降？省工商局發放了12萬份問卷，挨個調查了近兩年關門的1260家私營企業，與4200多個個體工商戶舉行了70多次座談會。
最後，調查得出的結論是：落後的思想是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的主要障礙。其突出表現在，許多領導幹部口頭上表示要發展個體、私營經濟，思想上的“恐資症”卻根深蒂固，因而對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采取“寧左勿右”的態度，明令的政策不落實，反映的困難不理會，私營經濟遇到困難更是不聞不問。
在有些地方，甚至規定不準個體、私營企業在專業銀行開戶，還有些地方舉辦產品展銷會、物資交流大會，竟明文不讓私營企業參加。在管理上對待個體私營經濟是“寧嚴勿寬”，唯恐不狠。
同時，對私營經濟的阻礙還有濫收費。在對532家私營企業的調查，光攤派、收費的項目就達50多種，數量比正常稅收多12倍。
還有些鄉鎮以“壯大”集體經濟為名，強行把一些效益好的私營企業劃歸集體。
“病因”找到了，河南省委、省政府形成共識：
必須要糾正這些錯誤觀念，為個體和私營經濟發展掃清道路，促進私營經濟迅速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