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新華社記者徐人仲的一篇報道，真實地反映了承包製給首鋼帶來的變化。徐人仲寫道：
首都鋼鐵公司從今年6月起，實行經濟責任製。幾個月來，企業麵貌發生了深刻地變化，經濟效益越來越明顯，經營管理水平不斷提高，廣大職工精神振奮，為國分憂，大幹四化的主人翁責任感日益增強。
首鋼實行的是利潤層層包幹的經濟責任製。把他們實行經濟責任製以後7月至10月的盈利情況和今年上半年相比，平均每月利潤增長21％，創曆史最高水平；平均每月的生產成本降低了74％。
廣大職工中，關心國家、關心企業的更多了，認真負責、勇挑重擔的更多了，精打細算、當家理財的更多了，鑽研業務、好學上進的更多了。
1981年底，首鋼實現利潤316億元，不僅實現了312億的目標，還超過了400萬。
看到這個成果周冠五笑了，整個首鋼都笑了，他們看到了承包製的巨大魅力，更看到了首鋼的未來發展方向。
二、曲折前進
●蔣一葦、林淩哈哈大笑道：“周書記，咱們想到一塊兒去了，你不說，我們也會寫的。”
●呂東從座位上站起來，大聲說：“這樣吧，國務院領導不是說把遞增略提高一點嗎，我看遞增率變成6％，好讓有關的部門放心。”
●參加座談會的代表還高興地說：“這次學習，是國家經委為我們各地工業部門培訓完善經濟責任製的‘種子工廠’啊！”。
● 曲折前進首鋼遞增包幹被擱淺
1982年初，首鋼在上年實行“利潤包幹”的基礎上，又提出了“利潤遞增包幹”的新的承包方案：
以1981年上繳利潤27億元為基數，每年遞增72%上繳國家，超額歸首鋼。
超額部分按照60%用於生產發展、20%用於職工集體福利、20%用於工資獎勵的方式，自主分配使用。
“利潤遞增包幹”的承包方案，一方麵是國家不再給首鋼一分錢的投資，職工的工資、福利，還有擴大再生產的資金，全由企業自己來解決。
而另一方麵，周冠五等人是希望通過“利潤遞增包幹”，讓國家允許首鋼一包幾年或者10多年不變。
包幹後，包死基數，確保上繳，超包全留，欠收自負，這就是周冠五的“遞增包幹”。
然而，就在首鋼抖開翅膀準備騰飛的時候，有人對首鋼1981年的承包投來了大惑不解的目光。他們懷疑承包製到底有沒有這麼的效力，懷疑27億元是否有水分。
不久，國務院派了一個工作組到首鋼調查真偽。
此時，周冠五和首鋼人都對工作組寄予很大的希望。麵對工作組，首鋼不需要粉飾，不必誇大，因為工作組隻需看一看承包製給這個企業以帶來的生動活潑的局麵，就會明白承包製的巨大好處。
同時，周冠五和首鋼人還希望，工作組能夠在發現承包製好處時，能夠給承包製說一句讚揚的話，以平息各種壓力和質疑。
但是，首鋼人失望了。
工作組在首鋼前前後後調查了40天後，調查人員最初對首鋼承包製的懷疑消除了。但是，盡管沒有懷疑了，他們仍然不肯承認承包製的好處，更不肯為承包製說一句肯定的話。
就這樣，國務院工作組走了。
就在首鋼人心懷忐忑時，又有兩個人來到了首鋼，這就是經濟學家蔣一葦、林淩。
蔣一葦、林淩也是國務院領導派來的。原來，國務院領導對第一個工作組的調查是不滿意的，為此他們又派出了第二批調查人員。
蔣一葦、林淩到來後，他們被首鋼的大包幹吸引了。剛剛結束的1981年大顯神威的大包幹，像一爐新出爐的鋼水映入兩位經濟學家的眼簾。
承包製給首鋼帶來了巨大變化：首鋼的一切人的話語都是新鮮的，一切車輛的飛輪都是冒著熱氣的，一切歌聲都是向著明天唱的！
蔣一葦、林淩被感染了，他們親自察看，召集人座談，走訪職工家庭來詳細了解首鋼的變化。
在首鋼的一個多月時間裏，兩位經濟學家和周冠五進行了多次地貼心交談。
在會談中，周冠五提了個建議：“把我們要搞遞增包幹的想法寫上。”
蔣一葦、林淩哈哈大笑道：“周書記，咱們想到一塊兒去了，你不說，我們也會寫的。”
很快，一份《從首鋼看體製改革的問題》的報告擺在了國務院領導的案頭。
蔣一葦、林淩在這份很有份量的報告中，真實地記錄了首鋼改革的成果和首鋼人對於進一步改革的期盼。報告寫道：
擴權3年，首鋼利潤淨額共826億元，比擴權前1978年平均每年增長45％；3年向國家上繳利潤73億元，平均每年比1978年增長34％。
擴權前，國家一手從首鋼收得利潤，另一手又撥給首鋼基建與專款投資。
擴權後，上繳國家利潤逐年增加，國家返還的撥款逐年減少。3年國家實收共59億元，比擴權前1978年平均每年增長75％。
從首鋼看，改革並不衝擊國家財政收入，而是增加國家財政收入……
首鋼的同誌認為，像首鋼這樣管理有基礎、潛力的企業，還有不少，實行全額留成對企業的鼓勵作用不大。他們主張最好是實行逐年遞增的包幹辦法，既保證國家收入穩定地逐年增長，企業又有明確的奮鬥目標……
這是一份有事實、有分析、有說服力的報告。國務院的領導審閱後，非常重視，並在報告上批示：
同意文中意見在首鋼試點，最好上繳利潤遞增率再略高一點。請經委給有關方麵打招呼，予以配合。
看到國務院的這個批示後，周冠五和首鋼的同誌們都非常興奮，他們感到首鋼的騰飛就要到來了。
然而，問題並沒有如此輕易地解決。
國務院領導的指示已經一個月了，因為部分領導不同意在首鋼搞遞增包幹試點。因此，有關部門對首鋼改革的文件，卻遲遲不下，沒有紅頭文件，光批幾個字是不算數的。
一晃，3個月過去了。
當時，首鋼的廣大職工早就聽到了領導同誌的指示精神，大家都在磨拳擦掌地等著大幹一場呢！此時文件遲遲不下，周冠五非常焦急。
無奈之下，周冠五還得向中央求助。
很快，事情反映到國務院，並引起了領導的重視，國家經委主任呂東召集幾個有關部門和首鋼的同誌專門協調此事。
會議開始後，呂東傳達了國務院領導的批示。
接著，首鋼的代表也講了他們改革的成果。
隨後，國家經委、冶金部和北京市都發表了支持首鋼改革的意見。
但是，有一個部門的代表卻是一言不發。
首鋼的與會代表急了，他們無奈地說：“公司剛剛開過職代會，大家都準備按照國務院領導的批示精神去幹，眼巴巴地等著文件下來。”
呂東也從座位上站起來，大聲說：“我是當過冶金部長的，知道這遞增5％是個很不容易的事。這樣吧，國務院領導不是說把遞增略提高一點嗎，我看遞增率變成6％，好讓有關的部門放心。”
那個部門的代表仍然沒有口音。呂東似乎有點忍耐不住了，便直呼其名地問有關部門的那位領導：“你是不是不同意首鋼搞遞增包幹？”
這位代表幹脆說：“是的，我們不同意這樣搞。”
就這樣，協調會也沒有能解決首鋼的問題，首鋼的遞增包幹被暫時擱淺了。國務院批準遞增包幹
1982年5月，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提出，首鋼實行經濟責任製的經驗值得重視。
為此，薛暮橋向全國工業戰線的同誌，推薦了當時由《北京日報》出版社出版的《首鋼實行經濟責任製的經驗》一書，薛暮橋在為這本書寫的序言中說：
我國經濟體製改革的一個根本問題，就是怎樣做到既能保證國民經濟有計劃按比例發展，又能充分發揮地方、企業和職工的主動性、積極性。首鋼實行經濟責任製，提供了像這類重點工業企業如何正確解決這個問題的有益經驗。
……
首鋼實行的經濟責任製，是在社會主義公有製基礎上的一種企業管理製度。首鋼的經驗對於建立我國工業企業的科學的管理製度，會有很多啟發。
作為我國著名的經濟學家，薛暮橋的表態在工業戰線上產生了很大影響。
從5月中旬開始，國家經委分期分批在北京舉辦座談會，組織各地工業主管部門和重點企業的幹部學習、研究首都鋼鐵公司實行經濟責任製的經驗。
學習研究座談會每期10天。參加第一期學習的人員，有來自8個省、市的經委領導幹部，22個企業的領導幹部和生產、計劃、財務、勞動工資等科室的負責人，以及北京市有關經濟院校、黨校從事教學、研究工作的人員。
在座談會上，首鋼的領導幹部積極介紹了他們實行經濟責任製的經驗，還分別作了關於做好生產調度、計劃管理、財務管理、勞動工資和思想政治工作等的專題報告。
首鋼的實踐，為推行經濟責任製提供了一整套成功的經驗，受到了與會同誌的廣泛重視。他們認為，首鋼經驗對於當前整頓企業、完善經濟責任製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鑒於此，參加座談會的同誌聽了首鋼的經驗時，都非常振奮，他們一邊學習，一邊還聯係自己地區、企業的現狀和問題，對照比較，總結經驗，找出差距。
參加座談會的同誌普遍反映，聽了首鋼的經驗收益很大，找到了進一步完善經濟責任製，提高企業管理水平的途徑。
有的參加座談會的代表還高興地說：“這次學習，是國家經委為我們各地工業部門培訓完善經濟責任製的‘種子工廠’啊！”。
他們還表示：“我們一定要把學得的經驗帶回各地，使之開花、結果，使經濟責任製在我們那裏，也能更加健康地向前發展。”
在工業界的一致讚同聲中，首鋼責任製改革的阻力逐漸消除了。
1982年7月，首都北京，烈日炎炎。
此時，對於首鋼的周冠五和全體首鋼人來說，他們經過幾個月的渴盼，現在對改革的渴求更加強烈了。
很快，首鋼人的期盼就將變成現實了。
7月下旬，在國務院領導的親自批示下，全國企業整頓座談會在北京召開。
座談會上，首鋼的同誌介紹了首鋼實行經濟責任製的經驗。
首鋼代表的發言，贏得了陣陣掌聲。
接著，遼寧、山東、上海、天津等省、市和大慶、鞍鋼等企業共14個單位，在發言中都對首鋼的經驗給予了很高評價。
有的與會同誌說：“首鋼改革的經驗非常豐富，它是我們企業推行責任製需要學習的經驗。”
有的與會同誌說：“實際上，首鋼改革是對企業進行全麵整頓、綜合治理的經驗，是國民經濟走新路子，提高經濟效益的經驗。”
還有與會同誌說：“首鋼是辦好社會主義企業的一個好樣板，它的基本經驗具有普遍意義。”
在會上，國務院的領導也作了重要講話，當講到企業擴權問題時，他說：“以首鋼周冠五為代表，他們的指導思想明確，就是把企業搞好，對國家多做貢獻，這種廠長就要給他權大一點。”
全國企業整頓座談會和國務院領導的談話，給首鋼的改革消除了阻力。
8月3日，即會議的一周後，國務院領導對首鋼進行體製改革再次作了明確批示：
首鋼按原定方案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