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後，國務院有關部門包括計劃、財政、稅收、工商、海關、公安、外事等，相繼對經濟技術開發區的優惠政策和管理措施作出了具體執行規定。
同年6月2日，海關總署發出《關於對十四個沿海港口開放城市的若幹優惠政策》。其中包括對經濟技術開發區的進出口免稅規定。
10月27日，國務院批準國家經委、國家計委《關於發展沿海地區輕紡產品出口問題的報告》。
“報告”提出：
為使輕紡產品更加適應國際市場的需要，計劃對1100個企業進行技術改造。
隨後，海事法院建立，國務院又批準經濟特區和沿海14個港口城市，減征、免征企業所得工商統一稅。
舉辦沿海開放幹部培訓班
1984年6月4日，國務院責成國務院特區辦公室並委托深圳市，在深圳特區舉辦了沿海開放幹部培訓班，取名“經濟開發研討會”。
研討會學習和貫徹《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紀要》精神，由深圳特區有關方麵及蛇口工業區介紹對外開放及土地開發工作經驗，討論沿海城市對外開放工作的思路。
參會的有沿海各省、市、自治區、海南島及開放城市的領導，經濟技術開發區籌備人員，國務院辦公廳和有關部門也派代表參加了研討。
國務院副總理穀牧對這次研討會非常重視，特意改變了原來安排的行程，參加了開幕式，並發表了講話。
7月份又舉行了第二期“研討會”。
這兩次培訓，實際上成為沿海城市經濟開放及建立經濟技術開發區的一次啟蒙。
11月28日至12月1日，國務院特區辦在福州市召開沿海開放城市實務碰頭會，交流《沿海部分城市座談會紀要》下達後的工作情況，討論《關於經濟技術開發區若幹優惠政策和措施》的意見。
各地代表認為：
研究製訂經濟技術開發區管理規定是必要的，但目前搞全國性條例的條件還不成熟，建議各地分別製定地方性法規。
1985年1月4日，穀牧向鄧小平簡要彙報了14個沿海開放城市實行進一步開放以來8個多月的主要進展情況。
鄧小平說：“看起來大有希望。”
10月8日至12日，國務院特區辦會同國家計委，在天津召開由全國11個經濟技術開發區及所在城市負責人參加的第一次工作座談會，交流開發區規劃，並研究如何貫徹省長會議精神、控製開發區基建規模等問題。
正在天津考察的穀牧、甘子玉等中央領導，到會聽取了彙報。穀牧發表了重要講話。
國務院特區辦根據開發區工作座談會情況，向國務院提出了專題“報告”，對經濟技術開發區的規劃、基建情況做了分析彙報，針對有關部門認為開發區是“衝擊全國基建規模的四大因素之一”，以及有的同誌提出的是否可考慮暫停幾個開發區建設的看法，提出了意見，建議11個開發區可在縮小開發施工麵積的基礎上繼續建設，不宜采取停建的做法。
這個意見得到國務院的認可。
二、規劃建設
●愛開玩笑的張昭若開始在政府和市委機關裏招兵買馬。他說：“我有上方寶劍了，看上誰，誰就得跟我老漢走，到開發區創業去。”
●時任青島副市長的宋玉瑉說：“雖然現在開發區的標簽就是‘開放’，但那時我常想，開發區該怎麼封閉，是用鐵絲網，還是設關卡？”
●1985年春天，一份蓋著國務院鮮紅大印的批複文件從北京飛來：“由於主客觀原因，近期內（龍灣）經濟技術開發區不宜動工。”
● 規劃建設
天津在鹽堿荒灘進行開發
1984年4月的一天，時任天津市副市長的張昭若接受了時任天津市市長李瑞環的任務，響應黨中央和鄧小平提出的在14個沿海城市進一步開發的號召，謀劃成立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
愛開玩笑的張昭若開始在政府和市委機關裏招兵買馬。他說：“我有上方寶劍了，看上誰，誰就得跟我老漢走，到開發區創業去。”
8月6日，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成立，是天津市政府的派出機構，代表市政府對開發區的行政、服務、發展工作實行統一管理。
區管委會先臨時在常德道的一家招待所裏辦公。李瑞環市長給他們開了第一次工作會。
在聽完開發區的籌備情況彙報後，李瑞環與開發區的領導班子成員們聊了起來：“對外開放、舉辦開發區是鄧小平同誌親自決策的國家大事，是中國邁向世界的強國之路。天津過去是洋務運動的發源地，辦開發區就是共產黨領導的‘洋務運動’。”
李瑞環停頓了一下，端起他那隻很有代表性的玻璃茶杯，喝了口水後說：“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中國不搞改革已經沒有出路了，這叫逼上梁山，不走也得走。搞改革開放，就是困難與發展並存，挑戰與機遇同在。不會一帆風順，也不會馬到成功。你們要去的海邊，那是塊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條件很艱苦，不亞於當年的大慶，所以，我也讚成當年大慶人的那句豪言壯語，‘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發揮這種戰天鬥地的創造精神就是一個非常可靠的條件。市委和市政府要求你們要做到立大誌，創大業，走正道，出人才，創奇跡。”
李瑞環略帶沙啞的一口濃重的寶坻地方口音充滿磁性，鏗鏘有力。
1984年12月6日，國務院批準天津市在塘沽興辦經濟技術開發區，並指出：
第一期開發區3平方公裏，要做到開發一片，建成一片，收益一片，爭取在三四年內基本形成規模。開發區引進技術的起點要高些，要盡可能多地引進國內需要的新技術、新工藝、新設備，努力發展適合天津特點的新興產業，開發新產品，要為天津市老企業的技術改造和重點行業的技術進步服務，上一批能在全行業起帶動作用的項目；要建設能充分利用本地和國內資源、能擴大出口創彙的項目，要發揮開發區緊靠港口的優勢，發展港口加工工業。
天津開發區位於天津市東部，西臨京山鐵路，地處京津塘高速公路東端，距天津市中心45公裏，距中國北方第一大港口天津港5公裏，距天津濱海國際機場38公裏，距北京145公裏。
天津開發區規劃麵積為33平方公裏，其中25平方公裏為工業區，8平方公裏為生活金融商貿區。
1985年7月9日，天津市人大常委會通過《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管理條例》（現已修正為《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條例》），規定開發區管委會是天津市政府的派出機構，代表市政府對開發區實行統一管理。
天津開發區最早的開拓者之一、天津市原副市長葉迪生是1984年來到開發區的，事先他本人並不知道，是市委作的決定。
葉匡迪說：“我當時並不知道開發區是做什麼的，覺得自己隻會搞科技工作，對調去開發區的事情還想不通。”
李瑞環召集管委會領導班子開了一次會議，談開發區將來發展的規劃。
會議結束後，李瑞環把葉迪生留了下來，分析派他到開發區的事。
李瑞環啟發他：“搞開發區就是共產黨領導的‘洋務運動’，天津要盡快縮短與國際的差距，學習國外先進的技術，所以需要你們這批懂經濟、懂科技、懂各方麵知識的人去開發，你去最合適……”
就這樣，葉迪生開始了他的開發區建設生涯。
來到開發區後，葉迪生發現這裏什麼都沒有，一切都要從頭開始。
往前看，往後看，都是一片鹽堿荒灘。荒涼的土地，鹽堿的土地，是開發區唯一的資產，最大的資產。他們就在這樣一張白紙上，以夢作畫，激情書寫著理想的篇章。在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夾縫裏，招商引資，一步步滾動發展。
那年國慶節，很多部門都給職工發獎金慶祝國慶。而開發區的30多個人就聚在一起討論、抒發感情。
很多“老開發”都堅信，建設開發區一定要有信心、有鐵塔的精神。鐵塔就是泰達。
當年，“老開發”鄭華安建議，按國際慣例，將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英文字頭縮寫“TEDA”譯為“鐵塔”。
後來，張昭若主任根據中國文化精神將其改為“泰達”，祈願開發區走康泰發達的道路。
在那段艱難的歲月中，這個團隊始終抱著堅定的信念，那就是：
振興中華，勵精圖大業；麵向世界，眾誌建新城。
這就是泰達精神的最初內涵。
當年興建經濟技術開發區，既無國內先例可循，又不能照搬國外模式。
在渤海之濱的鹽堿荒灘上，肩負著“先行先試”的創業者們，不占良田一畝，不靠政府撥款，開始了改革開放政策的一次全新嚐試。
創建伊始，天津開發區就提出“為投資者提供方便，讓投資者贏得利潤”，要“創造仿真的國際投資環境”。
1986年8月21日9時30分，一支車隊沿天津港4號公路疾馳而來。
車隊駛進開發區，在首家投產的合資企業丹華自行車有限公司門前停了下來。
車門拉開後，鄧小平的女兒鄧楠首先下車，隨後鄧小平也走下車來。
當時鄧小平神采奕奕，步履矯健，既沒拄手杖，也無人攙扶。人們很難相信這是一位82歲高齡的老人！
當時的開發區條件很差，管委會甚至連好一點兒的會議室都沒有，隻好把丹華產品展廳的一半騰出來，布置成臨時會議室。
就在這樣簡陋的會議室裏，鄧小平聽取了李瑞環關於開發區整體規劃的彙報以及開發區負責人對於開發區一年多來所作工作的彙報。
在當時，開發區負責人向中央提出了鬆開4根“繩子”，給予5項權力的要求。
其中，4根“繩子”是指：
金融政策管理適應商品經濟要求；允許土地使用權有償轉讓；放寬對注冊資本與總投資額限製過死的規定；放開基建盤子、外彙指標與鋼材進口指標等。
5項權力則是指：
合資企業間外彙平衡與外彙調劑權、對外資和境外企業審批權、工商登記審批權、國家法律規定範圍內的進出口貨物審批權等。
鄧小平耐心地傾聽完，微笑著說：“這些問題可以請政府部門去解決。”
而當鄧小平聽到關於對外開放的政策時，嚴肅地說：
對外開放還是要放，不放就不活，不存在收的問題。
聽完彙報後，鄧小平參觀了丹華的車間和剛剛生產出來的自行車，並向外商詳細詢問了生產和經營情況，還親切接見了在開發區注冊的外商投資企業的代表。
大家希望鄧小平為開發區題詞。
那天，鄧小平興致很高，當即欣然同意。他從沙發上站起來，走到備有文房四寶的寫字台前。
鄧小平略作打量，拿起毛筆，潤飽墨汁，刷刷刷，7個大字赫然落在紙上：
開發區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