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還要求：
我們要從外語基礎好的高中畢業生中選派一批到外國進大學。今年三四千，明年萬把人。這是加快速度的辦法。
由此可見，鄧小平加快擴大留學生派遣步伐的急切心情，也反映了他在曆史的抉擇麵前，努力打開國門而不走封閉道路的政治遠見。
鄧小平的這一講話，被稱之為擴大派遣出國留學人員的重要講話，對於開創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的出國留學工作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據時任教育部副部長的李琦回憶：
當時我作為教育部分管外事的副部長，既受到極大鼓舞，又清醒地意識到我國長期被封鎖，特別是“文革”十年同外邊幾乎隔絕，同西方文化交流不多，對他們學校的情況，以至如何派遣留學生等，十分缺乏了解。我們隻有建國初期向蘇聯、東歐派遣留學生的經驗，要想一下子向西方國家派遣這麼多留學生，許多工作確實很棘手。教育部擬訂方案時，多方向國內了解情況的學者請教。我們當時商定先向美國、日本、加拿大以及西歐派遣留學生。
就在鄧小平發表著名的擴大派遣留學人員重要講話後不到20天，教育部就提交了《關於加大選派留學生數量的報告》，確定了選派計劃。
1978年7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科委主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的方毅，在會見來華訪問的美國科技代表團時，直接與對方商談雙方互派留學生事宜。
不久，美國卡特總統的科技顧問弗蘭克·普雷斯向方毅副總理發出邀請，請中國政府派代表團去美商談其後幾年中國向美國派遣留學生的有關事宜。
談判之門似乎已經開啟，但是卻遇到了一個非常大的困難，中國和美國這兩個世界性的大國當時並沒有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所以中國赴美談判代表團隻能以民間身份出現。
選誰做團長，成為當時中央和教育部考慮的一個重要問題。
這個團長既要在國外科技和教育界具有影響，而且知名度要高，還要有外事活動經驗，又要對國內教育情況相當熟悉。
國務院有關部門最後選定了當時擔任中國科協代主席、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北京大學校長的周培源。
1978年10月7日，中國代表團抵美，先在美國西部的舊金山、洛杉磯地區參觀訪問，11日抵達華盛頓，12日起正式開始與美方談判。
美方派出了包括白宮、國務院、國家科學基金會、美國總統科技顧問、科技政策辦公室等方麵有關人員在內的陣容強大的代表團。
中國代表團團長周培源在首次談判時，作了基調發言。他說：
從本學年開始，我們將派遣大批科技人員和留學生出國進修和學習。派我們所需，學你們所長。派遣來美國的學生是以進修人員和研究生為主，還有部分大學本科生。學習專業以自然科學為主，還有少量學習社會科學和語言的……1978年至1979年派遣的總數為500名。
1979年至1980年派遣的人數將大於1978年至1979年，如果兩國關係正常化，派遣人數將會有更大的增長。
由於隔絕已久以及意識形態差異等方麵原因，雙方難免有較大分歧，談判甚至一度出現僵持局麵。
經過反複協商，最後雙方達成了11項口頭諒解。為準確無誤，雙方還逐字逐句，共同核對了文字記錄。
12月26日，中國第一批派赴美國的52名訪問學者啟程抵達了美國。他們到達後還趕上了參加中國駐美使館1979年元旦舉行的中美建交慶祝活動。
同時，我國在1979年也熱情接待了美國的第一批來華留學生、訪問學者。
中國此舉引起當時外國輿論的廣泛關注，他們認為，“北京的外交官使人感到震驚”，“迄今在共產主義世界中尚無先例”，“令人信服地表明中國的政治自信心”。
在鄧小平的大力倡導下，中國出國留學的大門終於打開，通過派遣留學生的方式，中國教育在與世界隔絕了多年之後，正式開啟了對外合作與交流的新征途，出國留學很快從細流小溪演變成巨大洪流。
據當年第一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之一的陳俊亮回憶說：
作為首批留學生，我當時沒有任何心理準備，覺得一切都很突然。那是1978年暑假，當時我在北京郵電學院（現北京郵電大學）任職，第一次通知考外語我沒有報名，不久，學校第二次動員，我才報了名。報名後10天就參加了考試，到10月份就接到了錄取通知，緊接著就是集中學習，那個緊張程度讓人有點火燒眉毛的感覺。12月下旬，在鄧小平訪美前夕，我們一行52人便搭乘當時先進的波音707飛機，繞道巴黎，飛往美國。鄧小平對我們這些留學人員非常關心，1979年1月，鄧小平第一次訪美時，在中國駐美大使館親切接見留學生，並同我們分批合影。
這段曆史同樣留在第一批52名赴美留學人員之一的許謹誠的記憶中。他說：
鄧小平訪美期間，我和一些留美同學參加了卡特總統夫人在子午線飯店為小平夫人卓琳舉辦的招待會。招待會後，卓琳把留學生叫到一起，囑咐我們說，國家派你們來不容易，你們學成後要回國，你們要是不回去的話，小平同誌要著急的。當時我們感到，小平同誌為了派人出國留學，承受著很大的壓力。現在來看，小平同誌做出的擴大派遣留學生的決策是很有遠見的。
擴大派遣留學生是中國給世界一個重要信號，表明中國的國門已經開放，中國正在走向世界，正在滿腔熱情地學習別人，追趕先進。因此，擴大派遣留學生曆史地成為中國對外開放的前奏。
恢複督導製建立學位製
1977年9月，鄧小平在與教育部負責人談話時提出：
要健全教育部的機構。要找一些40歲左右的人，天天到學校裏去跑。搞40人，至少搞20人專門下去跑。要像下連隊當兵一樣，下去當“學生”，到班裏聽聽課，了解情況，監督計劃、政策等的執行，然後回來報告。這樣才能使情況反映得快，問題解決得快。可以先跑重點大學，跑重點中學、小學。這些就是具體措施，不能隻講空話。
鄧小平當時的話，實際上就已經提出了恢複我國教育督導機構和教育督導製度的設想。
1978年8月26日，教育部發出通知，決定從9月1日起在全國中小學執行《小學生守則》和《中學生守則》，以後又相繼發布了《高等學校學生守則（試行草案）》、《中等專業學校學生守則（試行草案）》和《中等師範學校學生守則（試行草案）》，成為新時期各級各類學校學生行為準則。
全國各大、中、小學校根據本校情況成立督導組，實行教學督導、查課督導，或編發“督導簡報”，報道典型事例，提出需要注意和需要解決的問題或建議。
重慶市根據教育部指示精神，設立教育督導片區。片區督導組由市政府兼職督學和特約教育督導員組成。每個片區由市政府教育督導室確定一名組長督學和一名副組長督學。規定每位督學每年參加片區集體督導活動不少於兩次。為保證片區教育督導順利開展，由市教委每年安排片區督導專項工作經費、兼職督學工作補貼和資料費。
督導檢查的重點是各地貫徹《中共中央關於改革和加強中小學德育工作的通知》；教育經費增長政策和教師經濟待遇的落實；校舍中危房改造；製止中小學生流失；糾正亂收費等情況。這些舉措與其他措施相結合，使各級各類學校在新時期有了很大發展。
不久，國家教委頒發了《教育督導暫行規定》。這是中國教育督導製度恢複以後第一部關於督導製度建設的法規性文件。在1991年5月首次教育督導工作會議後，國家教委下發了《普通中小學督導評估工作指導綱要（試行）》，要求各省市根據《指導綱要》提出的辦學方向、學校管理、教育質量、辦學條件等四個要點，製定督導評估方案。至此，中國的教育督導開始由傳統型向現代型發展。
隨著當時大、中、小學校督導製的恢複，學位製的建立，也提到議事日程。
1980年2月12日，五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審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於1981年1月1日起施行，標誌著我國學位製度正式建立。
1981年5月20日，國務院批準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暫行實施辦法》。
《學位條例》製定了學士、碩士、博士三級學位的學術標準，中國學位製度從此建立，中國學位與研究生教育自此有了長足發展。
國家教委據《學位條例》製定了研究生培養和學位授予係列規章製度。
此後，我國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養能力顯著增強，規模不斷擴大。一個具有相當規模、學科門類大體齊全、學位質量能夠得到保證、以高等學校為主體的學位與研究生教育體係和運行機製已經形成。
《中華人民共和國學位條例》實施後不久，北京大學數學係研究生張築生，成為我國第一個通過博士學位論文答辯的研究生，獲得博士學位。
張築生的一位院士師弟說：“張築生的《微分動力係統原理》是該學科國內最早的研究生教材。我至今還在用這本書給研究生上課。”
數學家廖山濤評價：“有了這本書，一大批年輕人就可以順利地進入學科前沿。”
事實上，把“奧數”這個概念帶給中國人的正是張築生。1995年，張築生受命擔任中國數學奧林匹克競賽國家隊主教練，做了5年，連拿5屆總分第一。
張築生去世後，北大校園BBS上有一個帖子說：
張老師也許是我一生中再難遇到的頂尖級的老師……他講到幾何，我才知道自己以前沒有學過真正的幾何；他講到代數，我開始懷疑自己是否學過代數。張老師的數學思想深刻但表達極其清晰。
張築生並不是特別知名，但是他在自己的崗位上貢獻了全部的精力和才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