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北侖常委會在全區範圍內組織對《義務教育法》實施情況進行檢查，進一步推動《義務教育法》貫徹實施。
不久，北侖區四屆人大三次會議做出了《關於實施教育綜合改革試驗區的決議》，並先後兩次在主任會議上聽取政府關於實施情況彙報。
針對資金困難等問題，又在區四屆人大常委會第十六次會議中，審議了政府關於教育事業費附加征收、使用和管理情況彙報，要求區政府落實教育費附加按屬地征收、屬地使用的文件精神。
在北侖區五屆人大常委會第四次會議上，人大常委會聽取和審議區政府《關於普及九年製義務教育經費籌措、使用及管理情況報告》。
常委會經過認真審議，要求區政府財政部門認真行使對教育主管部門監督職能，專款專用，合理有效地使用教育經費，把區教育經費使用好、管理好，從而使區內的教育事業取得長足地發展。
頒布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
1988年5月，中共中央決定研究起草一份有關教育改革和發展的綱領性文件，這份文件就是《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
中央領導和原國家教委領導非常重視這份綱領性文件的研究製定。
為確保《綱要》的起草順利進行，中央不僅專門決策成立了國務院教育研討小組，而且還特別強調研究，在研究的基礎上，提出思路。
《綱要》方案的研究和初稿的起草都是由研討小組完成，然後由國家教委領導進行討論，再報送中央，各種征求意見的座談會、研討會都由國家教委領導主持，由研討小組撰寫報告。
《綱要》始終與對我國教育發展許多重大問題的思考緊密結合，關係到2000年和21世紀初戰略思想與戰略選擇。為此，《綱要》提出目標：
一是從實際出發確立了“低重心”的教育發展戰略，把基本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作為我國90年代教育發展的“重中之重”。
二是提出實施“211工程”，集中中央和地方等各方麵的力量辦好100所左右重點大學和一批重點學科、專業。
三是提出逐步提高國家財政性教育經費支出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要求2000年達到4%;同時提出社會各方麵都應增加對教育的投入，逐步建立以國家財政撥款為主，輔之以征收用於教育的稅費、收取非義務教育階段學生學雜費、校辦產業收入、社會捐資集資和設立教育基金等多種渠道籌措教育經費，即“財、稅、費、產、社、基”等一係列政策措施。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教育體製改革的措施：
改革辦學體製。改變政府包攬辦學的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辦學為主體、社會各界共同辦學的體製。
深化中等以下教育體製改革，繼續完善分級辦學、分級管理的體製。
深化高等教育體製改革。進行高等教育體製改革，主要是解決政府與高等學校、中央與地方、國家教委與中央各業務部門之間的關係，逐步建立政府宏觀管理、學校麵向社會自主辦學的體製。
改革高等學校的招生和畢業生就業製度。實行國家任務計劃和調節性計劃相結合，逐步實行收費製度，實行少數畢業生由國家安排就業，多數由學生“自主擇業”的就業製度。
完善研究生培養和學位製度。通過試點，改進碩士學位授權點和博士生導師的審核辦法，同時加強質量監督和評估製度。
改革對高等學校的財政撥款機製，充分發揮撥款手段的宏觀調控作用。
……
教育研討小組在起草《綱要》的過程中，為確保其更具科學性，先後召開了各種研討會、座談會，包括人大、政協，特別是跟教育有關的部門，還有經濟界、大中小學校等相關人員都參與了研討。
此外，教育研討小組還專門到美國等國家開了3場會議，以研討小組的名義聽取了包括著名美籍華人專家田長霖教授在內的共26位專家的意見。
研討小組還專門組織在教育研究方麵最有影響的著名專家，就《綱要》的許多方麵的內容進行研究，充分地聽取了專家意見。
在近5年的時間裏，研討小組廣泛聽取社會各界專家學者近千人的意見。
中央高度重視《綱要》的製定，中央政治局常委先後4次討論，政治局全體會議兩次討論，國務院常務會議和辦公會議5次討論研究，首先在黨和政府高層進一步明確了優先發展教育的戰略思想。
1993年，黨中央、國務院正式發布《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據當時《綱要》研討小組的人員後來回憶：
《綱要》調研起草可用一句話來加以概括，就是“五年磨一劍”，在改革開放30年中，用長達5年時間製定出這樣一份有重要影響的文件實屬罕見。
中央原定於1989年5月召開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專門討論教育問題，然後再召開全國各省、市、自治區一把手會議，布置貫徹落實四中全會就教育問題做出的決定。
後來為了迎接當時的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5月15日的訪問，會議決定6月舉行，後來《綱要》的出台推遲一些。
1989年底，國務院教育工作研討小組進一步完善了《綱要》。
鄧小平“南方談話”和黨的“十四大”政治報告，為《綱要》的起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源泉。《綱要》的總字數雖然不多，但是其中的有些提法卻千推萬敲，反複斟酌，體現了黨中央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精神。
據參與《綱要》研討起草的人士後來回憶：
在提“把教育擺在重要發展的戰略位置”還是“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位置”時，當時在研討小組內部就有不同的看法。而當向社會各界征求意見時，也確實有教育界以外的人士曾經提出疑問說，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位置，那其他領域怎麼辦，要不要優先發展？所以，千萬不要小看“把教育擺在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這14個字，這14個字確實來之不易。
鄧小平的“南方談話”不僅催生了黨的“十四大”報告中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係的思想，而且也為醞釀了達5年之久的《綱要》最後出台，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指導和助推力。
完全可以這樣說，《綱要》的主要思想、基本精神，無不凝聚著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睿智思考和準確判斷。
《綱要》是我國改革開放時期最有指導意義的教育改革與發展決策性文件，它的出台進一步確立了教育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指明了教育改革與發展方向。
正如《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所指出：
《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把黨的“十四大”報告中有關教育的論述加以進一步闡釋，乃是指導中國教育未來的改革與發展的一份綱領性文件。
1994年6月14日，李鵬在全國教育工作會議上發表題為《動員起來，為實施〈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而努力》的講話。李鵬說：
同誌們！
實現《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提出的目標和任務，是一項偉大而光榮的使命，任重而道遠。讓我們在鄧小平同誌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指引下，緊密地團結在以江澤民同誌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艱苦奮鬥，少說空話，多幹實事，堅定不移地實施《綱要》，努力把我國教育改革和發展推向一個新的階段，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更大的貢獻！
7月17日，為貫徹《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推進“希望工程”實施座談會在北京召開。在這次會議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發表重要講話。李嵐清感慨地說：
我是教育戰線上的一個新兵。我本人雖然受過高等教育，是個知識分子，但以前沒有做過教育行政工作。這屆政府成立之後，鐵映同誌有新的重要工作，要兼任經濟體製改革委員會的主任，這個任務很重，因此，國務院決定我來分管教育工作。
雖然我沒有做過教育工作，但在這幾十年各種工作崗位上，我深深地體會到，無論做好什麼事，關鍵在於人才，人才的關鍵在於教育。
李嵐清指出：
我現在想講的第一點，也是我要辦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幫助教委推動社會各方麵的力量，把黨中央和國務院頒發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宣傳好、貫徹好、落實好。這個《綱要》是一個很好的文件。《綱要》中規定的事情若都能落實了，我國的教育事業必然會有一個大的進步。這是一件關係到提高民族素質、國家興旺發達的大事。
可以說，1993年出台的《綱要》不僅開啟了中國教育改革與發展的一個新的曆史時代，而且也使中國教育的改革與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
《綱要》不僅提出了與黨的“十四大”目標相匹配的有關教育的新目標，而且也在全社會逐漸樹立了如何發展經濟，實現國家和民族複興的新理念。
《綱要》的出台，不僅功在教育，而且利在國家，不僅功在當代，而且利在千秋，不僅是教育界的共同期盼，也是黨、政府和全體人民的共識。
《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的頒布標誌著我國教育事業步入了新的階段，把教育事業提高到了優先發展的戰略地位。
《綱要》是我國教育發展史上一個重要裏程碑，總結了我國教育發展正反兩方麵的經驗，指明了我國教育體製改革的正確方向，提出了“教育必須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社會主義建設必須依靠教育的根本指導思想和新的曆史時期教育事業”的戰略目標，並將教育改革納入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體設計之中。
三、健全體製
●江澤民強調指出：“調整教育結構的關鍵環節是要多辦一些各類職業學校，培養大量的初級、中級人才。”
●李鵬在講話中強調指出：“要加快教育立法步伐，盡快製定《教育法》、《職業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及《教師法》的配套法規。”
●李嵐清說：“要抓緊和加快教育的立法工作，使政府對教育工作的領導與管理逐步走上依法治教的軌道。”
● 健全體製
江澤民強調職業技術教育
1993年，中共中央頒布的《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指出：
各級政府要高度重視，統籌規劃，貫徹積極發展的方針，充分調動各部門、企事業單位和社會各界的積極性，形成全社會興辦多形式、多層次職業技術教育的局麵。
《綱要》頒布後，神州大地掀起了教育體製革新的高潮。在不斷創新的改革中，教育機構散發出新的活力，廣大人民成為了改革的受益者。
1994年6月14日，黨中央、國務院召開的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開幕。黨和國家領導人江澤民、李鵬、李瑞環、朱鎔基、胡錦濤等出席大會。
這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是在我國加快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製和現代化建設步伐的新形勢下，由黨中央、國務院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
會議的主要任務是，以鄧小平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和黨的基本路線為指導，貫徹黨的“十四大”和十四屆三中全會精神，進一步落實教育優先發展的戰略，動員全黨全社會認真實施《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為實現90年代我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的任務而奮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