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二、全麵推進
●鄧小平問：“蘇州農村的發展，采取的是什麼方法？走的是什麼路子？”
●曹思源說：“製定企業《破產法》的目的是解決我國企業隻負盈、不負虧的問題。”
●一個來自國營企業的代表說：“國家把私營經濟在憲法中加以承認，對此我們舉手讚同。”
● 全麵推進鄧小平南巡推動改革
1983年2月5日，鄧小平乘專列離開北京，前往江蘇蘇州、浙江杭州等地考察。
這次出行，是為了實地考察“小康”目標的可行性。
到20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這是鄧小平早在1979年12月就提出來的戰略目標，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目標的一個重要構想。
2月7日，在蘇州，鄧小平約見了陪同考察的江蘇省第一書記江渭清、省長顧秀蓮，以及蘇州地委、市委的負責同誌等，聽取了工作彙報。
鄧小平特別關注農村的發展情況。他問：“蘇州農村的發展，采取的是什麼方法？走的是什麼路子？”
江蘇的同誌思考了一陣，回答說：
江蘇，特別是蘇州，曆來是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蘇州農村經濟所以出現新的飛躍，主要靠兩條：一條是重視知識，重視知識分子的作用，依靠技術進步。
蘇州農村勞動力原本文化素質較高，為了發展生產，各地還吸收了不少上海、蘇州、無錫等城市的退休工人和科技人員，充分發揮他們的技術和知識的作用。
有些老工人很有本事，請來工作費用不多，隻是給點工資，解決點房子，就很樂意幹，在生產上發揮了很好的作用。往往是請來一位能人，就能建起或救活一個工廠。
另一條是發展了集體所有製，也就是發展了中小企業。在農村，就是大力發展社、隊工業。
社、隊工業發展的曆史和現狀，特別是它的生產和經營機製，顯然引起了鄧小平濃厚的興趣。
鄧小平神情十分專注，聽得特別仔細。
蘇州農村發展社、隊工業的一套辦法，及其取得的成績，是鄧小平此行視察獲得的一個重要信息，也得到了他的首肯。
有了鄧小平的首肯，中央對社隊企業的支持力度加大了，這為全國範圍內社隊工業的崛起，鋪平了前進的道路。
2月9日，鄧小平一行又來到了杭州。
1983年2月，為期12天的蘇杭之行，給鄧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
蘇杭大地的巨大變化，使鄧小平對“翻兩番”、實現“小康”目標充滿了信心。
在返京的列車上，有人問他感受如何，鄧小平高興地說：“到處喜氣洋洋。”
1983年3月，鄧小平結束對蘇杭等地的考察，回到北京。
3月2日，鄧小平即約請胡耀邦、萬裏、姚依林等幾位中央負責人談話。
鄧小平說：“這次，我經江蘇到浙江，再從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情況很好，人們喜氣洋洋，新房子蓋得很多，市場物資豐富，幹部信心很足。”
鄧小平指出：看來，四個現代化希望很大。到本世紀末實現翻兩番，要有全盤的更具體的規劃。各個省、自治區、直轄市也都要有自己的具體規劃，做到心中有數。
蘇杭之行驗證了“小康”目標的可行性。
也就是從這時起，鄧小平開始將注意力，更多地轉移到“小康”目標實現之後，中國的長遠發展規劃問題上。並在這個過程中，逐步提出了包括“小康”目標在內的分“三步走”、到21世紀中期“基本實現現代化”的中國長遠發展戰略構想。
1984年4月，鄧小平在會見英國外交大臣傑弗裏·豪時，第一次對“小康”之後的發展目標作了設想。
鄧小平說：“與我們的大目標相比，這幾年的發展僅僅是開始。我們的第一個目標就是到本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第二個目標就是，要在30年至50年內，達到或接近發達國家的水平。”
這是關於“兩步走”的最初表述。
把20世紀最後20年的“一步”改做“兩步”，再加上21世紀前50年的“一步”。
1987年4月，鄧小平在會見西班牙工人社會黨副總書記、政府副首相阿方索·格拉時，更進一步提出了“三步走”的構想：
我們的目標是，第一步在80年代翻一番。以1980年為基數，當時國民生產總值人均隻有250美元，翻一番，達到500美元。
第二步是到本世紀末，再翻一番，人均達到1000美元。實現這個目標意味著我們進入小康社會，把貧困的中國變成小康的中國。那時國民生產總值超過1萬億美元，雖然人均數還很低，但是國家的力量有很大增加。
我們製定的目標更重要的還是第三步，在下世紀用30年到50年再翻兩番，大體上達到人均4000美元。做到這一步，中國就達到中等發達的水平。
鄧小平的這個戰略構想，為中共“十三大”所采納，成為了指導中國發展的一個宏偉藍圖。農村改革推行聯產承包製
1980年春天，小崗村帶頭實行承包已經一年多了，當時在各種爭議中，小崗村取得了豐收，並帶動了全國很多地區實行改革。
此時，農村改革前的各種時機開始逐漸成熟起來。
2月，思想解放的胡耀邦成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並當選為新成立的中央書記處總書記。
同時，在安徽進行改革的萬裏，也當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並擔任國家農委主任，接任主管農業的副總理。
這一係列人事變動，反映了中央高層重用率先進行農村改革的地方領導人，也預示著農村改革將由地方向全國擴展。
1980年9月，在調研的基礎上，中央新的領導班子抓住時機，決定在北京召開各省、市、自治區一把手的座談會，專門討論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問題。
9月14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討論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的問題。
座談會總結了過去黨在農村集體化問題上的經驗教訓，肯定了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農村出現的各種責任製形式。
座談會明確提出，凡有利於鼓勵生產者最大限度地關心集體生產，有利於增加生產，增加收入，增加商品的責任製形式，都是好的和可行的，都應加以支持，而不可拘泥於一種模式，搞一刀切。
9月27口，中共中央根據上述會議座談紀要，印發了《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的幾個問題的通知》，即中央1980年75號文件。
《通知》明確要求全國各地結合當地具體情況貫徹75號文件，要求全國各地結合當地具體情況貫徹執行。
中央75號文件對於“邊遠山區和貧困落後地區”可以搞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的規定，承認了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的合法性，對包產到戶是一個巨大的推動。
允許包產到戶取得了效果，1980年，中國遭受了幾十年少有的南澇北旱，但由於貫徹了黨和國家一係列農村政策，特別是采用了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製，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農業生產取得較好收成。
這一年，糧食產量32億噸，是建國後僅次於1979年的第二個糧食高產年。棉花2707萬噸，比上年增加50萬噸；油料769萬噸，比上年增加126萬噸，均創建國以來最高記錄。
1980年底，中央召開了專門工作會議，討論農村包產到戶及各種經濟發展政策。
在此次會議上，鄧小平指出：
三中全會關於農業的決定和今年中央印發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和完善農業生產責任製的幾個問題的文件，已經充分證明行之有效，要繼續貫徹執行，大力落實，並注意隨時解決執行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我國農業現代化，不能照抄西方國家或蘇聯一類國家的辦法，要走出一條在社會主義製度下合乎中國情況的道路。
鄧小平的講話除了肯定生產責任製外，還鼓勵大膽探索新的農業發展道路。這對於全黨解放思想，開拓創新有重要積極意義。
1981年，在中央的支持下，包產到戶突破了隻在落後地區實施的情況，開始迅速向中心、富裕地區全方位地遞次擴展。
就這樣，在中央的支持和中央文件鼓勵下，雲南、內蒙古等地的“雙包到戶”責任製迅速興起。
一時間，在包產到戶的推動下，中國農村走向了高速發展的道路。
1981年12月，鑒於包產到戶、包幹到戶給全國農村帶來大變化的現實，中共中央召開了農村工作座談會，著重討論了農業生產責任製問題，形成了《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
1982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轉了這個《紀要》(即1982年1號文件)。《紀要》指出：
目前實行的各種責任製，包括小段包工定額計酬，專業承包聯產計酬，聯產到勞，包產到戶、到組，包產到戶、到組等，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製。不論采取什麼形式，隻要群眾不要求改變，就不要動。
《紀要》還專門針對由鳳陽縣小崗生產隊最先實行包產到戶作了說明。對包產到戶、包產到戶是社會主義經濟的界定，徹底地解決了人們對包產到戶、包產到戶的後顧之憂，促進了“雙包”製在全國的廣泛推行。
1982年9月，在中共“十二大”政治報告上，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再次明確肯定了建立農業生產責任製的積極意義。
1983年1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幹問題》的文件，即中共中央（1983）l號文件。
l號文件文件對農村聯產承包責任製給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評價。
1983年中共中央1號文件的發出，促使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製邁向一個新階段，發展更為深入。其突出特點就是各地紛紛根據中央文件精神，結合本地實際提出和製定有關政策和措施，特別是對“雙包到戶”等家庭聯產承包製敞開了大門。
接著，1984年中央1號文件再次關注包產到戶，並明確提出“土地承包期一般應延長在15年以上”。
至此，包產到戶的合法地位被最終確立。
1984年中央1號文件和1982、1983年兩個中央1號文件一樣，得到了廣大農民群眾的熱烈擁護。
於是，關於包產到戶的爭議消失了，包產到戶開始在農村得到穩步發展。
1984年，中國改革開放已經走過了5個年頭。
此時，隨著中央文件精神的廣泛深入貫徹，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製進一步得到擴展。
1984年，全國實行聯產承包製的隊569萬個、其中實行大包幹的隊5636萬個。當時，在全國僅有2000個隊未實行聯產承包製。
至此，聯產承包製已在全國完全普及和紮根。
農村實行包產到戶後，農村的麵貌發生了巨大變化，農民變勤奮了，荒蕪的土地變得肥沃了。
198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了《關於進一步活躍農村經濟的十項政策》，即1985年1號文件。文件強調著手調整農村宏觀經濟政策，改革農產品統購派購製度。
至此，以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為主的農村第一步改革基本結束。
從此，廣大農民在包產到戶為主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基礎上，奮力拚搏，迅速走上了致富之路！企業推行責任製破產製改革
20世紀80年代，在農村取得巨大效益後，承包製開始走進城市，一時間以承包製為主的各種經濟責任製，在城市的經濟體中開始實施。
1981年8月22日，由國務院召開的全國工交工作座談會隆重開幕。國家經委及相關經濟部門代表參加了此次座談會。
此次會議第一階段著重交流和議論了工交部門推行經濟責任製的問題。國家經委負責人就這個問題發了言。
這位發言人說：“現在看來，要把經濟責任製順利推開，首先一條是方向要肯定，方法要多樣，政策要穩定。就是要下決心解決長期以來存在的吃‘大鍋飯’、搞平均主義的問題。這個方向不能動搖。”
接著，這個發言人繼續說：“方法要因地、因廠製宜，不要一刀切，不要過早定型化，要在實踐中總結經驗，不斷發展，不斷完善。政策不能多變，不要看到企業和職工拿錢多了點，就說不算。”
這位負責人還說：“推行經濟責任製，必須依靠黨委統一領導。從各地反映的情況來看，沒有黨委的統一領導，就不可能組織和協調各方麵的力量，統一思想，統一行動，統一政策，通力合作。”
在談到如何推行責任製問題，這位負責人說：“在推行經濟責任製的過程中，要因勢利導，熱情支持，決心要大，步子要穩。要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看準一個搞一個，千萬不能一哄而起，或者一陣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