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這位負責人還強調說：“推行經濟責任製難免會出一些毛病，出了毛病不能一棍子打死，而要采取積極態度，不斷研究改進，逐步完善。”
第二年初，在北京舉行的全國冶金工業工作會議上，冶金工業部負責人號召冶金戰線的領導幹部和職工，要認真學習和推廣首都鋼鐵公司推行經濟責任製、整頓企業和提高經濟效益的經驗。
1982年底，國務院批轉了國家經委、國務院體製改革辦公室提交的《關於實行工業生產經濟責任製若幹問題的意見》。
《意見》對搞好經濟責任製必須堅持的原則和要做的工作提出了明確的要求。
關於實行經濟責任製應該做的工作，《意見》第七條明確指出：
各經濟管理部門要主動改革本部門的管理體製和規章製度，以適應實行經濟責任製的要求。企業主管部門也要建立相應的責任製，使上下之間、部門之間、企業之間的經濟關係盡可能用經濟合同的形式聯係起來。
中央為國有企業鬆綁，給企業發展提供了重要機遇。
在安徽馬鞍山鋼鐵公司，其下屬的焦化廠，有四座煉焦爐，爐齡雖不相同，但患的都是一種病，那就是“打擺子”。4座焦爐，時好時壞。好起來，還掛過“紅旗爐”的牌子；壞起來，壞到4萬多個泄漏點跑煙冒火。
1982年3月，全國同行業評比，該焦化廠鬧了個倒數第一。
麵對焦化廠如此落後的局麵，新任命的廠黨委書記臧兆樸感到壓力很大。新到任的廠長宋凡雨，是個高級工程師，也感到難度不小。
當時，焦化廠車間黨支部書記兼主任張先友，是個年富力強的中年人，他急是很急，但他急的不是跑煙冒火堵不住，急的是堵住了今天的泄，保不住明天的漏。這個廠雖然實行過聯利計獎計罰責任製，可實行起來總是和“大鍋飯”差不多。
焦爐“病”好時，車間獎金發的多，車間所以的人得獎者都是一樣。焦爐“病”發時，獎金拿的少，大家拿到獎金還是一樣。
正在張先友焦慮之際，新書記、新廠長帶著科室幹部來到了“火焰山”似的焦爐車間，並且向張先友等人提出：“這回決不客氣，堵一處漏洞，訂一條責任製度，包幹落實到每個人頭，誰再犯‘擺子’病，就罰誰；誰幹的好，就多發給誰獎金。兩個月不把焦爐的老毛病治好，我們請求處分，自動下台。”
張先友在焦爐車間幹了20多年，新領導的這種新姿態，他很少見過。
麵對廠領導鏗鏘有力的表態，張先友立即帶領全車間682名職工，花了半個月的時間，把全車間12萬多個泄漏點，全部清查、補堵了一遍，把最容易跑煙冒火的長達7公裏的爐門邊沿全部清掃了一遍，並在全廠職工的幫助下，圍繞焦爐築起了一座座花台，栽上了花木，順著車間的中心地帶，添置了137盆黃楊球盆景。
與此同時，全車間577條獎勤罰懶的經營責任製，也隨之同時誕生。
當時按規定，如果交班工人未盡責任，被當班工人發現，交班者的獎分，就要加給當班的清掃者。
起初，有人不相信責任製真會有人負責檢查照辦，結果廠長真的天天上焦爐查漏，車間主任班班在現場挑疵，段長、班長更是絲毫不放鬆。
在嚴格執行獎罰製度的壓力下，工人一上崗，就像偵察兵似地巡視著每一個可能泄漏的疑點。
開始，有人認為責任製無非是“製”工人的，對廠長能起什麼作用？誰知，6月份，廠長出現了一個小問題，也被扣了10分，少得獎金5元。廠長被扣分，這件事對下麵影響不小。
就這樣，張先友在工作中出了大力，廠裏給他記了一等功，並決定批準他晉升工資一級。
實行責任製後，焦化廠“擺子”頑症很快就治愈了，同時，廠區的環境汙染狀況空前改觀，經濟效益更是大為提高。光是堵住4座焦爐上的12萬多個漏洞，8個月就為國家多回收了煤氣400多萬立方米。從這些煤氣中還可提取近千噸化工產品，為國家創造的財富至少價值160萬元。
焦化廠變新貌這一事實告訴人們：“平均主義”是不行的，工廠裏的“大鍋飯”實在是不能再吃了。
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關於經濟體製改革的決定》指出：
增強企業活力，特別是增強全民所有製的大、中型企業的活力，是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製改革的中心環節。
在完善政策的同時，關於企業改革的法律也在抓緊製定中。
1988年4月13日，七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順利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全民所有製工業企業法》，並決定於1988年8月1日開始執行，並將《企業法》全文在報紙上公布征求意見。
《企業法》的製定過程反反複複，3次向中央書記處彙報，多次經人大常委會審議，其間中央政治局還討論過。這些艱難和曲折見證了當時的情況下，推進改革的艱難，更見證了中共中央推行改革的決心是堅定的。
《企業法》提出，企業可以采取承包、租賃等經營責任製形式。企業必須加強和改善經營管理，實行經濟責任製，從而使推行承包經營責任製，有了法律依據和法律保障。
在企業法提出“企業可以承包”前後，國務院和有關經濟管理部門也出台了允許企業進行承包的政策。
1986年12月5日，國務院做出《關於深化企業改革增強企業活力的若幹規定》。
《規定》提出全民所有製小型企業可積極試行租賃、承包經營。全民所有製大中型企業要實行多種形式的經營責任製。各地可以選擇少數有條件的全民所有製大中型企業進行股份製試點。
《規定》的出台是推動城市經濟體製改革的重大步驟，對於進一步簡政放權，改善企業外部條件，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促進企業內部機製改革，具有重要意義。
1987年1月，國務院召開全國經濟工作會議，提出要深化企業改革，關鍵在於推行多種形式的承包經營責任製。
同年4月，國家經委受國務院委托，召開了全國企業承包經營責任製座談會，研究部署實行企業承包經營責任製。從此，承包經營責任製在國有大中型企業得到普遍實行。
這一係列文件的出台，為各地呼之欲出的企業承包責任製的改革提供了政策依據。
在此以後，經濟責任製在各地企業中全麵推行開了，並為我國經濟增強了巨大活力。
在企業推行責任製改革取得進展時，破產製改革也開始逐漸展開。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製基礎上的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全會指出：
商品經濟的充分發展，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可逾越的階段，是實現中國經濟現代化的必要條件。
商品經濟是競爭的經濟，優勝劣汰無法避免，必然有企業破產。因此，在1984年12月29日，國務院批準成立了企業《破產法》起草小組。
1986年1月2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草案)》、《企業破產救濟辦法(草案)》基本就定下來了。
1986年1月31日，這是一個標誌著《破產法》孕育成熟的日子。
9時，國務院第九十九次常務會議在中南海第四會議室舉行。
曹思源作為《破產法》起草工作小組組長，第一次出席國務院常務會議，是與會人員中最年輕、級別最低的“官員”。
會議對破產法草案和破產救濟辦法草案的審議，可以說是十分順利。國務院副秘書長顧明同誌作起草說明，並逐條宣讀兩個草案。
之後，發言者在《破產法》的必要性、緊迫性等大的原則問題上沒有分歧。就這樣，破產法草案在國務院順利通過了。
隨後，由曹思源代擬了一份國務院關於提請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草案)》的議案，送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
1986年6月16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召開了第一次討論《破產法》的會議，發言爭論相當激烈。51名發言者中，41人表示反對，隻有10人表示讚成。
曹思源又開始了“活動”。他晝夜突擊，寫了一本《談談企業破產法》，交給出版社突擊出版。
一個多月後，曹思源給每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都寄了一本長達14萬字的《談談企業破產法》。在書中，曹思源以大量翔實的調查研究材料為基礎，深入論證了《破產法》實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1986年12月2日，第六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審議《破產法》。110人出席了這次會議，101人表示讚成，9人棄權，反對票為零。《破產法》以絕對優勢，獲得通過。
1986年12月31日，全國開始試行《破產法》。其藍本和基礎，就是沈陽市防爆器械廠破產案。
1986年8月3日，沈陽五金鑄造廠和農機三廠，成功摘掉“黃牌”帽子，而連續多年虧損，並已欠債達48萬元的沈陽市防爆器械廠，被沈陽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正式宣布破產。
沈陽的大膽嚐試和理論突破，為後來在全國更大範圍內建立企業的優勝劣汰機製，為我國企業《破產法》的出台，進行了有益的實踐。
《破產法》在1986年試行後，全國共有沈陽、武漢、重慶、太原4個城市的11家企業，試行破產製度。
破產製度的實行在當時引起了極大的轟動，在國內，不理解、抱怨的聲音不斷，而更多有見識的人們看到的是破產製帶來的巨大效益。
就連國外媒體也對中國的破產製產生了興趣，美國《時代》周刊就此撰文指出：
中國的“鐵飯碗”真的要被打碎了！
除了實施《破產法》外，中央又開始製定股份製法規，使企業改革向股份製方向邁進。
1984年，中央1號文件《關於1984年農村工作的通知》稱：
投資入股：鼓勵集體和農民本著自願互利的原則，將資金集中起來，聯合興辦各種企業，尤其要支持興辦開發性事業。
鼓勵農民向各種企業投資入股，由此正式拉開了股份製改革的序幕。
政府對這種集資入股經營形式，多次在文件中給予肯定和支持，以後逐步發展成以集體經濟或聯戶合作經濟為基礎的“股份合作製”。
中央在《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製改革決定》中進一步提出：
要在自願互利基礎上廣泛發展全民、集體、個體經濟相互間靈活多樣的合作經營和經濟聯合。
在這一原則指導下，隨著橫向經濟聯合的發展而興起的地區物資協作，後來發展到企業間技術和資金協作。
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我國農村某些社辦企業，為擴大生產能力，自發地采用了集資入股、股份合作、股金分紅的辦法，使企業規模越搞越大，企業充滿了活力。
在農村進行股份製改革時，城市也出現一些國營和集體企業對內發行股票，集資搞技術改造情況。有少數企業向社會發行非正規股票，用股份公司方法管理企業。
1983年，深圳寶安縣聯合投資公司，在深圳首次公開發行股份證。
1984年以後，組建股份製企業規模有了較大發展。
1984年11月，由上海電聲總廠發起成立的上海飛樂音響公司，向社會公開發行股票，成為較規範的股份製有限公司。
1984年7月25日上午，中國第一家股份製企業北京天橋百貨股份有限公司成立。這件事的意義非凡。表麵看，新中國消滅的舊中國的東西，又回來了。但是，它實際上寓示著中國市場經濟的深化，商業企業股份製的改革，中國金融市場的起步。
“天橋百貨”是北京天橋百貨商場，改製後公司實行董事會領導下的總經理責任製。公司成立之初，開始發行第一期股票，由當年新成立的中國工商銀行總代理。
第一期的股票，最初被賣出了300萬張，有些人還是打折買到的。
1988年，“天橋”又發行了第二期700萬元股票，1993年5月，“天橋”在上海證券交易所上市。
由此，“天橋”成為中國第一家正式注冊股份製企業、第一批規範化股份製企業、第一批異地上市股份製企業……
在上海，有一批小企業被改製，他們的股票被出售、也被轉讓，中國股票市場開始書寫另一光輝的篇章。
1986年6月，中國工商銀行上海信托投資公司靜安證券部，掛牌進行股票的櫃台交易，成為新中國首次進行的股票市場交易。多種經濟成份改革獲得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