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兩位政治家的幸與不幸，也就在這裏分曉了。
苻堅得王猛，自比劉備得諸葛亮。“歲中五遷，權傾內外，宗戚舊臣，皆害其寵。尚書仇騰，長吏席寶，數譖毀之。（苻）堅大怒，黜騰、寶，爾後上下鹹服，莫有敢言”。然後，“遷尚書令，太子太傅加散騎常侍，猛頻表累讓，堅竟不許。又轉司徒，錄尚書事，餘如故，猛辭以無功不拜”。於是，“軍還，以功進封清河郡侯，賜以美妾五人，上女妓十二人，中妓三十八人，馬百匹，車十乘，猛上書固辭不受”。在政績上，王猛“宰政公平，流放屍素，拔幽滯，顯賢才，外修兵革，內崇儒學，勸課農桑，教以廉恥，無罪而不刑，無才而不任，庶績鹹熙，百揆時敘”。一直到他病重的最後時刻，“堅親臨省病，問以後事。猛曰：‘晉雖僻陋，吳越乃正朔相承。臣沒之後，願不以晉為圖，鮮卑羌虜，我之仇也，宜漸除之。’”終其一生，以文明來遏製野蠻，給自己畫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拓跋燾對於崔浩的寵遇，不亞於苻堅對於王猛，但崔不像王那樣拒謝，而坦然受之。魏帝曾“引（崔）浩出入臥內，加侍中特進撫軍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以賞謀謨之功。世祖從容謂浩曰：‘卿才智淵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盡規諫，匡予弼予，勿有隱懷。朕雖當時遷怒，若或不用，久可不深思卿言也。’”信任到無以複加的程度。“又召新降高車渠帥數百人，賜酒食於前，世祖指浩而示之曰：‘汝曹視此人細纖懦弱，手不能彎弓持矛，其胸中所藏，乃逾於甲兵。朕始時雖有征討之誌，而慮不自決，前後克捷，皆此人導吾，令至此也。’”
一個人不怕得意，就怕得意以後的忘形。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寵任，專製朝政。嚐薦五州之士數十人，皆起家為郡守”。哪怕太子晃很不滿意，他“固爭而遣之”，別人替他擔憂：“崔公其不免乎？苟遂其非而校勝於上，將何以堪之？”果然，太子晃即位，“左右忌浩正直，共排毀之。世祖雖知其能，不免眾議，出浩以公歸第。”
任何一個統治者，都是一個利益集團的總代表。在他認為需要的時候，可以容納非本集團的人，予以重任，甚至壓製本集團的反抗，使其為自己效力。但是，這個被使用的人，忘記了是吃幾碗幹飯的，得意加之忘形，嚴重觸犯了這個利益集團，還不知道利害的話，那就該死到臨頭了。
《晉書·阮籍傳》：“（籍）嗜酒能嘯，善彈琴。當其得意，忽忘形骸。”看來，“得意忘形”這一詞語，或由此而來。它本是對文人狂狷放浪的形容，並無惡意。不知為什麼，後來這四個字就多用作貶義詞了。可能文人很像一個太淺的瓶子，裝不進多少得意，經常要溢出來，這就是忘乎所以。於是，最初用此詞的一些讚賞的意思，便被徹底揚棄。現在，要說一個作家很得意，僅這兩個字，還可能帶有一點中性色彩；要說誰得意忘形的話，十之八九，是被大家所不屑、不齒的小人，或者淺薄之徒了。
仔細分析，這個詞含有兩層意思：得意，是一種精神狀態；而忘形，則是這種精神狀態的外在表現。得意，是自我心理上的滿足，哪怕不得意的自以為得意，或別人管不著的暗中得意，與外界無礙。但忘形，或手舞足蹈，或情不自禁，或張揚賣弄，或無恥癲狂，影響到大家，就會遭到物議了。
如果崔浩清醒，那就趕緊收斂，還來得及。但他已經太忘形了，罔顧一切，就不可救藥了。其實他提倡道教，攻訐佛教，已惹眾怒。他阻止拓跋嗣南征劉宋，支持攻打蠕蠕和赫連昌部落，也使將領反感。他主張恢複門閥製度，與鮮卑貴族分庭抗禮，經營官僚姻親集團把持權力，都是很不得人心的。這個陷入困境的崔浩，還自我感覺良好，在編撰北魏《國史》的時候，以為自己是北魏第一文臣，將拓跋氏這個野蠻民族的全部曆史，包括穢行醜聞，惡風汙俗，“務從實錄，以彰直筆，盡述國事，備而不典”，而洋洋自得。且刻在大石碑上，立於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的通衢大道上，“往來見者鹹以為笑，北人無不忿恚，相於譖浩於帝，以為暴揚國惡。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書郎吏等罪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