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農民最現實的物質欲求了。時下很多身居要位的領導幹部，東窗事發，坐到被告席上，成為千夫所指的貪汙犯。他們原先誰不是根正苗紅的好出身呢，有的還當過放牛娃呢？但和元載一樣，血管裏還流動著老爺子、老老爺子那小農意識的基因，就經不起物質的誘惑而墮落。曆史上那些被稱之為“流寇”的不成功的農民起義領袖，最後失敗的緣由，何嚐不如此呢？在朝不保夕的心理驅動下，這些農民革命領袖，一旦獲得權力，必然會的兩件事，一是貪婪地攫取財富，一是瘋狂地發泄性欲，而罔顧其他。
小小的阿Q，在幻想自己革命成功時，不也在夢中看到一箱子一箱子金銀財寶，搬到土穀祠來，把吳媽、小尼姑、趙司晨的妹子，列為他的宣泄對象嗎？所以，農民起義，推翻王朝，他的奮鬥目標，也隻是想當下一任皇帝。而那個次於李自成的武夫劉宗敏，知道當不成大順國主，就滿北京城裏找那頭號美人陳圓圓，以求性欲的滿足。結果，吳三桂一火，開門揖盜，滿清入關，隻好繼續當流寇。太平天國那幾位來自廣西的農民革命領袖，到了南京後，不同樣如此給自己畫了句號嗎？
這就是小生產者跳不出小農意識的悲劇，自然經濟，靠天吃飯，在播種時的春天，未必能預見到收獲的秋天，正是出於難以把握的生產規律，所以，農民隻能有短期行為，而無遠大目光，這就是他們迫不及待的天性由來。元載將八百石胡椒藏在地窖裏，與現在從家中起出成箱的茅台而不喝的貪官一樣，完全出於小農的本性。
龍顏大怒，元載賜死，胡椒自然充公。可想而知，無非是從元載的府邸，搬運到皇家的庫房裏，在全社會受到儒家重農輕商傳統的製約下，政府和哪個機關，絕不會成立一個貿易進出口公司，或者調味品開發集團，使每一粒胡椒起到資本作用的。士農工商，商排在老末，有些人，清高到不但恥於談商，甚至連錢這個字，也不能從嘴裏說出來。所以，這批胡椒的命運，會照舊堆放著，任其變質，最後成為垃圾罷了。
絲綢之路促進唐代商業活動的發達，是毫無疑義的。首都長安，這個當時世界上數一數二的大城市，麵積約八十多平方公裏，人口達百萬，居民以坊為單位，全城共百餘坊，但隻有東西兩市，可憐巴巴的四個坊從事商貿活動。所以，如此不發達的商業行為，怎麼能使唐代社會的財富形態，從自然經濟進入商業流通或是更進一步的資本運作。
姑且不管元載是如何得來這些舶來品，即或是巧奪豪取又何妨？在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階段，又有哪塊銀幣會是幹淨的呢？隻要能促進商業的繁榮，市場的興旺，也還有一點進步意義。問題在於他的腦海裏，從來不曾出現過要使這批物資成為商品，成為資本，使它增值的想法或念頭。從這個人身上的農民本質，看出整個社會的輕商思想。中國長達五千年之久，未能改變農業經濟的落後狀態，一步步地滯後於世界的進展，根本原因就在這裏。到了近代，世界資本主義空前發展，中國隻有停滯不前，二十世紀初，以致衰敗到一蹶不振的地步，這就深為古人感到悲哀的地方了。
漢唐盛世，本是一個以寬闊的胸懷向外開放的社會，這是我們值得驕傲的一段曆史。湯因比期許的盛唐時代，本來是可以通過絲綢之路的交流，與中西亞的接觸碰撞中，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上更進一步地產生質的飛躍。然而，有開放而無改革，如無本之木，那一扇門，說關就會關起來的。同樣，有改革而無開放，如無源之水，不與世界接軌，一汪死水，又能掀起多大的漣漪。因此，改革和開放，如同一枚硬幣的正麵和背麵，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作為曆史學家的湯因比先生，他的一直被人爭議的著名論點就是：一個國家“其興起是由於在構成領導核心的少數有創見的人的領導下，成功地應付了各種挑戰。而其衰弱則是由於其領導者不再能創造性應付挑戰，文明在少數獨裁者的民族主義窮兵黷武和暴政中沉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