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也不必為聖人諱，聖人也是人，也有七情六欲，這一點，陳寅恪的見解，十分精辟。且不論中國文人的矯情偽飾，佯狂張致，心口相忤，言行不一，心，口，手，筆之四點不能成一線，從來就是如此這般。若以總體而論，當這些文人處於一個時代的大背景下，除具特別異秉的極個別者，幾乎無一能在風氣之裹挾下，開頂風船，逆行不止；同樣，也幾乎無一能在潮流之衝決中，砥柱中流，悖勢而動。“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踟躕前行的韓愈，能有這種大智大勇嗎？
以今度古，或以古度今，本來，孔孟之道，講求中庸，但中國人要是一窩蜂起來，常常是相當不中庸的，尤其被蠱惑到集體無意識的程度，往往歇斯底裏到無所不用其極，往往偏激別扭到毫無理性可言。所以，風氣這東西，潮流這東西，引導得好，有助於社會進步，引導得不好，變成一股禍水，那一定會貽害無窮的。
唐朝的不死藥，雖然已是陳年往事，一個曆史的笑話而已。但為什麼興起之勃，勢頭之盛，邪惡之廣，為患之深，確是令人禁不住要多想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