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時代發展的必然，是統治集團自我完善的必然，推行改革勢必要帶來的社會進步。但曆史上很多誌士仁人，還是要為其改革的努力，付出代價。往遠看，秦國孝公變法，國家強大了，商鞅卻遭到被車裂的命運；往近看，清末百日維新，喚起民眾覺醒的同時，譚嗣同的腦袋，掉在了北京的菜市口。
幸運的張居正，他是死後才受到清算的，他活著，卻是誰也扳不倒的超級強人，強到萬曆也要望其顏色。有一次，他給這位皇帝上課，萬曆念錯了一個字音，讀“勃”如“背”，他大聲吼責：“當讀‘勃’！”嚇得皇帝麵如土色，旁邊侍候的臣屬也大吃一驚，心想，張閣老，即使訓斥兒子也不該如此聲嚴色厲呀！所以，他活著一天，威風一天，加之年輕皇帝不得不依賴和不敢不支持的情況之下，滿朝文武，都得聽他的，誰敢說聲不！
我在想，樹敵太多的張居正，以其智慧，以其識見，以其在嘉靖、隆慶年間供職翰林院，冷眼旁觀朝野傾軋的無情現實，以其勾結大璫馮保將其前任高拱趕出內閣的卑劣行徑，會對眼前身邊的危機了然無知？會不感到實際上被排斥的孤獨？後來，我讀袁小修的文章，這位張居正的同鄉，有一段說法，使我釋疑解惑了。“江陵少時，留心禪學，見《華嚴經》，不惜頭目腦髓以為世界眾生，乃是大菩薩行。故其立朝，於稱譏毀譽，俱所不計，一切福國利民之事，挺然為之。”（《日記》卷五）
看來，那些被強製納稅的地主豪強，被整肅得戰戰兢兢的各級官員，被旁置被冷落對他側目而視的同僚，被他收拾得死去活來的反對派，都以仇恨的眼光在一旁盯著他。這其中，尤其那早先的小學生，現在已是初中生或高中生的朱翊鈞，一天天積累起來的逆反心理，這位政治家是感受到的，對其處境像明鏡似的清楚。要不然，他不會提出致仕的想法，但太後有話，萬曆不到三十歲，不令其親政，這位戀權的政治家，實際上也不想真的罷手，於是，視事如舊。
袁中道散文寫得漂亮，煉字如金，一個“挺”字，便將其獨立特行，四麵受敵的處境，形容出來。於是，這位騎在虎背上的改革家，顯然，下來是死，不下來也是死，他隻有繼續“挺”下去的一條路好走。我想他那時肯定有一種理念在支撐著，他估計不至於馬上與死神見麵，隻要不死，他就繼續當首輔。隻要在這個座位上，一切都可以從長計議。
唉！這也是許多強人，在興頭上，不懂得什麼叫留有餘地，什麼叫急流勇退的悲劇。他忘了，你強大，你厲害，你了不起，你無法改變上帝。這位活得太忐忑，太吃力，太提心吊膽，太心神不寧的改革家，終於邁不過去萬曆十年（1582）這個門檻，二月，病發，六月，去世，享年57歲。
他活得比同齡人都短命，王世貞64歲，耿定向72歲，李贄75歲。
張居正的死亡，早有預感，掌政十年，心力交瘁，是主因。“靡曼皓齒”，也是促其早死的“伐性之斧”，他渴嗜權力，沉迷女色，欲望之強烈，後者甚至要超過前者，在曆史上是少見的。一方麵，明代到了嘉靖、萬曆年間，淫風大熾，整個社會洋溢著一種世紀末的氣氛。享受，佚樂，奢侈，腐化，縱情，放誕，靡費，荒淫，是普遍風氣。一方麵，張居正在“食色性也”的需求，高出常人許多倍，永不厭足，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
我記不得是基辛格，還是別的外國政治家講的，權力具有壯陽的作用。或許如此，張居正手中權力愈大，其性饑渴愈甚，但年歲不饒人，不得不求助於藥物維持其性能力，得以肆意淫欲。據沈德符《萬曆野獲篇》稱，張“末年以姬妾多，不能遍及，專取以劑藥”，由於“餌房中藥過多，毒發於首，冬月遂不禦貂帽”。據說，這是名將戚繼光為拍他的馬屁，貢獻他一種叫膃肭臍（海狗腎）的媚藥所致，服藥以後，熱發遍體，即使數九天氣，也戴不住帽子。因此，萬曆年間，首輔不戴，百官豈有敢戴之理，京都冬天的紫禁城內，光頭一片，大概算得上是一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