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段日子，北京二裏溝的談判大樓身影不斷，出出進進的人們腳步匆匆。
談啊談，第一輪談完又接著第二輪談，近20家廠商被篩選到10家左右。
經常談到下班時間已經過了，整個大樓一片空蕩蕩的，就隻剩下他們還在談。
外商們拚命想抬高價錢，中國人拚命要壓低價錢，雙方都在盡最大的忠誠為各自的國家服務。
一直談到深夜了，外國主談手麵帶愁容，他到走廊上抽煙休息，並不停地走來走去。
中國人也出去了，結果碰在一起，相視友好地一笑。
外國人說：“不瞞諸位說，我很發愁。”
中國人也說：“都很發愁。”
外國人急切地做著手勢：“不，你們不懂，我是個新手。我到這個公司還沒有3年。你們現在堅持要寫上這種條件，將來不出問題還好，萬一出了問題，我就要被解雇了。”
中國人也很理解他們，於是雙方就靜心研究，哪些我們可以負責的，哪些我們沒有把握，如果他們不承擔責任，那就真的談不成了。
雙方都拿出最大的誠意，都本著誠意合作，事情很快就好解決了。
10月份，談判已經漸漸深入，外商千方百計說服中國方麵按他們的標價招標，中國方麵用各種恰當的理由讓他們大幅度地壓價。
11月份，各廠家的競爭也達到了高潮，新的標價書和技術建議一份份地送來，談判頻率明顯加快了。
鐵道部大秦辦、物資局、電務局的領導和主管人員日夜盯在現場，及時召開中方會議，確定選廠原則，聽取評標彙報，分析可能出現的問題並迅速采取相應的措施。
通過談判和考察，外國廠商充分認識到中國是個大得驚人的市場，不打入這個市場的企業家是沒有眼光的企業家，所以在這種衝刺階段，他們都拿出最大的幹勁力圖中標，爭奪非常激烈。
當時，不少廠商的高級人員飛抵北京，要求與中方直接會談。還有的廠家被淘汰後仍不甘心，反複遞交新的標價，要求中方同意恢複談判。
西德SEL公司與英國廠商互為對手，為了奪標，SEL公司召開最高緊急會議，決定向中方提出再降價，以及免費服務、免費培訓中方人員，對中方實行優惠的技術轉讓等措施。
SEL公司總經理還堅決取消了去非洲的計劃，專程飛赴北京。他向中方表示：如果這次投標失敗，他們將撤銷駐北京的辦事機構，打道回國！
而在另一組談判中，芬蘭廠商與英國廠商相互爭奪。12月上旬，兩家重新返回的標價接近，技術方麵各有優劣。
中方緊急召開會議，決定再讓兩家重報，擇優選型。
第三輪談判中，英方突然大幅度降價。
中國方麵抓住有利時機與芬蘭再談。
此時，芬蘭廠商已經無力再論價了，隻好同意壓掉74萬美元。
1985年底，談判結束，在綜合考慮了各廠家設備的先進性、經濟性、成熟性、可靠性和技貿結合等因素後，1986年元旦，簽約工作正式進行並很快完成了。
1987年，光纜通信已經逐漸被人們認識和接受。這一年，在北京中南海召開的光通信專業會議上，與會專家對大秦線光纜通信項目給予了很高評價。
國務院電子振興辦公室在009號文件中特別指出：
鐵道部精心組織了大秦線光通信工程的國外谘詢、談判、應用研究、設計等，通過初步的實踐活動，積累了經驗，鍛煉了人才，從而不但促進了鐵路光纜通信的應用，而且也對光纜通信在我國的開發應用起了帶動和推動作用。與會同誌一致讚賞鐵道部敢於擔當一定的風險，首先采用新技術的遠見和魄力……
外國專家協建大秦線
建設大秦線上的光纜通信，日本電信電話公司派出的專家組，組長是寺內賢一先生。
20世紀80年代初期，國務委員張勁夫到日本訪問，當時，光纜通信正在蓬勃興起，日本已經迅速建設起3000多公裏的光纜通信線路。
張勁夫格外敏感地意識到，這是一件需要特別加以重視的事，於是，他向日本電信電話公司提出：“能否派些專家到中國，為中國光纜通信事業的發展作些貢獻？”
寺內賢一把大秦建設當成自己公司的事業，處處認真負責，給中國人留下了極深的印象。
寺內賢一常常是啃著幹麵包去工地，發現問題立即毫無保留地向施工人員提出。如果仍然解決不了問題，他就拿起照相機，一一拍照，然後交給鐵道部領導，指出問題，要求嚴格標準，該推倒重來的一定要下決心推倒。
在光纜設施埋放的時候，中方技術人員對光纜耐接力究竟是多少吃不準，寺內賢一便站出來說：“300公斤！”
中方人員不放心，一旦按這個指標施工出了問題，是要承擔責任的，於是問：“有沒有把握？”
寺內賢一毫不猶豫地說：“有！”
中方人員還是在心裏嘀咕：如果300公斤這個指標寫小了，會影響質量；定大了會造成浪費。
寺內賢一看出了中方人員的疑慮，他舉出種種實例來說明，直到中方人員完全放心。
當大秦線光纜通信係統成功開通運行之後，中國各家報社爭先發布了消息。
除了日本派出的專家組，還有芬蘭諾基亞公司的專家們，也給中國人留了深刻印象。他們對工作之盡心，服務態度之好，使中國人不僅感動，而且簡直是震驚。
春節期間，中國人都回家過年了，隻有他們仍在現場工作。中方人員勸他們，他們很友好地說：“你們過年了，祝賀你們。可我們芬蘭人不過這個年，所以我們不能離開工作。”
為了加快進度，他們中午連飯都不吃，隻吃幾塊餅幹，喝幾口飲料，顧不上休息。
有一位專家在施工中，突然接到父親去世的電報，他心裏非常難過，一連幾天都吃不下飯，隻要一閑下來，便麵朝故鄉的方向默默地流淚。
中方人員理解他的心情，勸他回去看看，他幾度猶豫，最終還是決定留在工地。他說：“人死了，不能夠再複生。我回去也沒有意義。而工作卻任何時候都是必須的。你們工程這樣緊張，我怎麼能因為私事走掉呢？”
當時，這些外國專家雖然職責上有總體的要求，但並沒有限定具體任務。對他們而言，幹多幹少，幹好幹壞，伸縮性極大。但他們仍然廢寢忘食、夜以繼日，並不因為不必擔心工期而放鬆自己。
在大秦鐵路工地，許多人都很熟悉瑞典專家奧克·埃裏克森和他的中國“學生”。
瑞典人有芬蘭人的質樸和實在，也有瑞典人自己的善良與平和。
奧克·埃裏克森是瑞典阿特拉斯·科普柯公司的一員，他1985年來到中國，當時，中國購買了該公司生產的液壓鑿岩台車，準備在大秦鐵路隧道中使用。於是，埃裏克森作為使用維修技術方麵的高級工程師，被派往中國進行輔導。
埃裏克森長得高大魁梧，有著極為嚴格的生活規律。晚飯後，他19時整便躺下睡覺，到0時，也就是瑞典的清晨，他必定起床收聽瑞典廣播之後再睡。第二天早上6時起床，洗漱完畢，兩塊麵包一杯牛奶下肚，然後就一頭紮入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