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時間長、長尾噴管結構的主發動機研製成功，是製定全彈技術方案的基礎，也是全彈性能先進的條件。
“鷹擊8號”導彈是剛走完仿製階段，開始進入自行研製與設計的第一個飛航式導彈武器。
三院要求，“鷹擊8號”導彈的性能，要與國際上同類型的先進導彈，例如法國的“飛魚”導彈相接近。
相繼參加“鷹擊8號”導彈主發動機研製工作的，有常敬基、鄭炳森、周大民、程漢傑幾個人。在國防部五院成立時，他們都剛20來歲，分別在北航、南航和“軍工”等幾所設有火箭專業的高等院校學習。
丁振宗他們遇到的第一個困難是，在學校他們都不是學固體火箭專業的，以前也沒有參加過固體火箭研製實踐，必須從頭學起。
首先是向書本學習。
從接受任務開始，他們每個人都進行了認真的係統學習，凡是能找到的書刊資料，他們都逐一研讀。凡是與導彈發動機關係緊密的，就重點鑽研。每個人都積累了二三十本技術資料和學習筆記。
其次是走出去，向有實踐經驗的同誌和單位請教。
為了學習和工作，他們和國內的30多個單位建立了聯係。在那幾年中，這些單位給了丁振宗他們很多寶貴的指導和建議。
其三，就是在實踐中邊幹邊學。
開始那幾年，每天晚上隻要不加班工作，他們都要堅持學習。
正是通過這種種頑強的努力，丁振宗他們終於對固體火箭發動機專業知識，從不懂到懂，從懂得較少到懂得較多，從沒有經驗到積累了一些經驗，從外行到比較懂行。
搞出的武器，必須是海軍所急需的。為此，丁振宗他們還去海軍所屬幾個單位做調查。
建國以來，我國的海軍從小到大，有了很大的發展。但由於底子薄，我國海軍的武器裝備還很落後。同先進國家相比，我國海軍的武器裝備差距就更大了。
參加調查的人員，受到海軍廣大指戰員的熱烈歡迎，海軍對丁振宗他們研製新型導彈很支持。
他們指著上20世紀30年代的蘇式火炮說：“最大射程也是20公裏，在現代戰爭中，這個距離無異於拿炸藥包去炸敵人碉堡。”
確實如此！這種火炮在風平浪靜時，命中率隻有1%至2%。在3至4級風浪中，打2000發竟然一發不中，連嚇唬敵人的作用都起不了！
已裝備海軍的“上遊”型號導彈是仿蘇20世紀50年代的產品，由於它的動力裝置是老式的液體火箭發動機，所以在實戰中，使用起來很不方便。
因此，海軍迫切要求丁振宗他們研製一種命中率高、使用維護簡便、戰術性能比“上遊”型號好的小型導彈，以裝備我們的海軍。
在海軍機場，指戰員指著國產“強五”飛機說：“這樣好的飛機，如果配上先進武器，就如虎添翼。”
經過論證，丁振宗他們要研製的固體火箭發動機，工作時間需要3分鍾。
這在當時，無疑是個“迷人的指標”。但是，以我國當時固體火箭的技術水準，對丁振宗他們來說，要想達到這個指標，顯然是個巨大的挑戰。
要知道，當時國內試驗過的固體火箭，最長的工作時間就是60秒鍾，並且尚未成功。已經成功使用的，多數都是幾秒鍾。
工作時間要達到3分鍾的新型固體動力裝置能否搞得出來，人們都表示懷疑。說老實話，丁振宗他們自己也沒把握。
丁振宗他們想：
我們是國家自己培養的第一代火箭技術專業人員，這項任務自然而然地落到我們這些人的肩上。我們不幹誰幹？完成這項任務，對我們來講是責無旁貸的。
當方案確定後，丁振宗他們幾個年輕人決心從頭學起，自己試一試。也正因為年輕，所以身上沒有包袱，不怕丟麵子，不懂就學，失敗了再來。他們決心承擔這個風險。
新型導彈研製一方麵是急需的，另一方麵，研製任務不能納入計劃，物資器材得不到保證。一切要靠丁振宗他們自己動手，土法上馬。
在這種情況下，工作的第一步是生產試驗發動機。發動機沒有導彈殼體怎麼辦？
他們找到了另一型號的助推器的廢殼體，打中間—鋸，變成兩個。“導彈”前、後封頭也沒有，他們就到有經驗的工廠去學，然後回來自己搞爆炸成型，製造前、後封頭。
爆炸成型沒有模具，他們找來廢鋼墩，請別的單位工人師傅幫助加工。
起初，丁振宗等人對爆炸成型的藥量、吊高等技術問題掌握不好，他們又多次走出去請教。經反複試驗，爆炸成型成功了。
發動機用的藥柱配方，比原來的燃速要低。低燃速裝藥，三八九廠已停產多年，丁振宗隻得去求助西安的八四五廠。西安八四五廠裝配發動機沒廠房，丁振宗等人就在露天幹。
在用汽車吊裝藥柱時，汽車排出的燃氣，可能引起火藥燃燒或爆炸，他們就用鋼管連在汽車排氣管上，把燃氣引到較遠的地方去，以減少事故發生的可能性。
發動機要試驗，沒有試車台，他們就把發動機豎起來，半截埋在地下，噴管朝上進行試驗。
為了防止發動機爆炸飛出，他們就用鋼絲繩把它拴在附近的樹上。
就這樣，丁振宗他們克服了許多困難，研製工作終於取得了進展。1973年10月19日，我們第一次摸底試驗用的發動機試車成功，工作95秒鍾。
試驗前一個晚上，丁振宗他們每一個人緊張得通宵沒睡覺。試驗成功後，大家又高興得一宿沒睡著覺。
整個研製過程中的一切工作，他們都得親力親為。無怪乎人們說，他們既是設計員，又是工藝員；既要管產品設計，又要跟班勞動；既參加產品製造，又參加產品試驗。
這隻能說，這種精神是可貴的，而這種狀態卻是不正常的。
正當研製工作進入高潮時，常敬基的大孩子一隻眼睛不幸受傷，去了好幾個醫院都未能完全醫好，幾近失明的程度。
在這期間，常敬基除去帶孩子看病外，始終堅持工作。常敬基的愛人在幹校，3個孩子全由他一個人帶，既當爸爸，又做媽媽，但他仍和大家一樣堅持工作。
鄭炳森患高血壓，愛人在市內工作，孩子又在別處入托，一家3口，3個地方，但他從不因家庭困難而影響工作。
有一次，鄭炳森去西安出差，他知道生產廠等著材料用，第一天乘飛機到達後，立即再轉乘汽車趕到鹹陽。第二天就取回急用的膠囊材料，並簽訂了有關合同。返回時，買不到臥鋪車票，連硬座票也沒有，他就站著回到了北京。
另外還有兩位隊員長，長時間夫妻兩地生活，既要過問孩子，又要照顧老人，還要關心妻子。
盡管那時不上班的大有人在，但丁振宗他們沒受這種影響，始終堅持工作。
由於工作繁忙，家務事又總得分心，沒幾年，大家的體質都不同程度地降了下來。
另外，搞固體火箭發動機研製是有人身危險的，—是容易中毒，損害身體健康，二是容易爆炸傷人。國內外已有不少事故先例，所以當時有不少人不願意幹，也有些人勸丁振宗不要幹。
但是，為了國防，丁振宗他們沒把這些事兒放在心上，照樣幹。
有一次從內蒙往回運藥柱，因為沒有保險箱，火車不讓托運。為了早日試驗，他們就自己釘了木箱，用汽車運了回來。
還有，發動機噴管內襯玻璃鋼需要再經機械加工，當時廠房沒有通風設備，粉塵汙染嚴重，容易中毒，工人師傅和丁振宗他們戴上幾層口罩，照樣堅持工作。
發動機藥柱端麵需要切成漏鬥形，沒有機械加工條件，隻能由人工用刀切，而當時他們又從沒幹過，搞不好就要出危險，但大家誰也沒被嚇倒，摸索著與工人一塊兒幹。
發動機試車離太遠，用熱電偶測不準，而且當時丁振宗他們沒有熱電偶，也沒有別的測溫設備。為了取得這個重要數據，他們們就在發動機將要熄滅時，拿著表麵溫度計飛跑過去直接測量，根本顧不上燃氣中毒和其他危險了。
1975年1月，丁振宗他們的固體火箭發動機地麵試驗再次成功，工作時間超過200秒大關。
副院長梁守槃當場表示：“這已大大超過了戰術技術指標要求。”
一位非常了解他們幾個人的室主任，也風趣地讚譽這些年輕人：“真是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啊！”
就這樣，“鷹擊8號”導彈的固體火箭發動機的難關，被幾個年輕人攻克了。
1977年9月，國務院、中央軍委正式批準“鷹擊8號”超聲速反艦導彈研製方案，鮑克明、路史光、姚紹福先後任總設計師。
“鷹擊8號”采用兩級固體發動機，具有超低空掠海飛行、突防能力強、命中精度高、一彈多用和小型化的特點。
1985年9月，“鷹擊8號”進行導彈裝快艇的設計定型試驗。“鷹擊8號”共有裝備飛機、艦艇的5種型號。
“鷹擊8號”在1984年國慶35周年的閱兵式上亮相時，外國人驚呼：“中國有了‘飛魚’導彈！”
成功研製新型導彈
1971年8月，宣平回到北京七機部三院第三設計部總體室，並且官複原職，擔任總體設計室副主任。
設計部主管技術工作的副主任曹柏楨在他回來之前，就已經找軍管組組長王日升詢問過：“宣平是否能搞型號？”七機部的科研人員都習慣地把導彈武器係統簡稱為“型號”。
王日升說：“宣平能搞型號，我了解他。”
宣平回到北京後，在幾位研究室領導分工時，他主動地選擇了“海鷹2號”導彈武器係統設計定型的收尾工作。
“海鷹2號”即是世界聞名的“蠶式”導彈，是在著名航天專家梁守槃副院長親自領導下，憋著一股子勁，用不到5年的時間研製成功的，共有11發。這11發“海鷹2號”在飛行試驗中，有10發成功地命中靶標，完成了設計定型工作。
七機部領導把收尾工作這個任務，交給了宣平他們這個工程組來完成。宣平接受的設計定型收尾工作，包括圖紙資料的標準化、國產化和革命化，以及導彈環境試驗及生產定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