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李瑞瑞還強調要死咬著這個任務不放，給這一批人予以生活保證。最後他又談了組織形式，曆史經驗和向國外學習等問題。
楊尚昆強調了以大工程培養新人的意見。他說：
老一輩搞了“兩彈一星”，如果沒有新的任務，我們的隊伍無法完成新老交替，就會斷檔。
劉華清再次重申了即使拿國庫金子也要搞載人航天的觀點。
喬石、溫家寶、丁關根、薄一波、萬裏、姚依林等都表示讚成和擁護的意見。
江澤民最後作會議的總結發言。他的話鏗鏘有力，態度堅決，一錘定音。
他說：
這是個大事，大家同意，我完全同意，下決心搞這個東西……
搞這個東西在政治、經濟、科技、軍事上都有意義，是綜合國力的標誌。
沒有實際的東西培養不了接班人。這個事業要培養人才，使之後繼有人，也是重要方麵。
最後，江澤民建議：
靜靜地、堅持不懈地、鍥而不舍地去搞。多幹、少說，隻幹、不說。
江澤民還建議抓好這個事的班子建設，抓而不緊等於不抓。組織一些包括有希望的科學家，形成真正強有力的組織工作……
常委們從國家利益和凝聚民心的高度，肯定了載人航天工程。
會議最後決定，要像當年抓“兩彈一星”一樣抓載人航天工程，有事可以直接向中央報告。
這次會議正式批準實施我國載人航天工程。因為這次常委會是1992年9月21日召開的，批準了載人航天工程上馬，所以便決定把這項工程叫做“921”工程。
其實在中央專委正式批準中國載人航天工程之前，中央專委已多次聽取過科學家們的論證報告，並向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作了專門請示。
為了部署我國載人航天工程總體技術方案，1991年6月29日，“863-2”首席科學家屠善澄院士代表該領域專家委員會，向中央專委建議在20世紀末建成初步配套的試驗性載人飛船工程，並實現首次載人飛行，以及在2010年稍後建成自己的空間站。
1992年8月1日之前，中央專委已先後6次召開專門會議，聽取載人航天工程可行性論證彙報。
中央專委認為，作為一個大國，中國要搞載人航天，這對於增強綜合國力、提高國際地位、增強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帶動相關學科和工業發展，開發利用空間資源及培養科技隊伍都有極其深遠的意義。
中央專委後來原則上同意了載人航天工程總體技術方案，我國載人航天“三步走”戰略也逐步浮出水麵。
1992年8月1日，中央專委召開第七次會議。李鵬主持會議並聽取了航空航天部和國防科工委聯合組成的論證組彙報。
就像在戰場上麵臨大決戰的前夕要立下“軍令狀”一樣，每個到會的專委成員都在此次會議紀要上鄭重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當時專委成員之一遲浩田總長正在國外訪問，他回來後補簽。這份紀要不僅轉到了鄧小平那裏，並立即報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審議。
1992年8月25日，中央專委向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呈上了《關於開展我國載人飛船工程研製的請示》，在“請示”中，建議我國載人航天工程計劃分“三步走”：
第一步，在2002年前，發射兩艘無人飛船和一艘載人飛船，建成初步配套的試驗性載人飛船工程，開展空間應用實驗。
第二步，在第一艘載人飛船發射成功後，大約在2007年左右，突破載人飛船和空間飛行器的交會對接技術，並利用載人飛船技術改裝、發射一個8噸級的空間實驗室，解決有一定規模的、短期有人照料的空間站應用問題。
第三步，建造20噸級的空間站，解決有較大規模的、長期有人照料的空間站應用問題。
第一艘試驗無人飛船要爭取1998年、確保1999年首飛，即“爭八保九”。
因此可以說，1992年9月21日，是一個應該載入史冊的日子。在這一天，江澤民同誌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正式批準了《中央專委關於開展我國載人飛船工程研製的請示》。
此次會議批準了載人航天工程上馬和“三步走”戰略，我國載人航天工程就此正式立項實施。
自1992年末，這項我國航天史上規模最大、係統最複雜、技術難度最高的“921”工程正式在全國各有關單位中悄無聲息地全麵開展起來。
三、攻克難題
●江澤民滿懷深情地說：“雖然字寫得不好，但有一個願望實現了，就是將來能跟你們一起航天了！”
●張萬年高興地宣布：“‘神舟1號’飛船已成功發射，這標誌著我國載人航天工程取得了重大突破，是中國邁向21世紀一座新的裏程碑……”
●江澤民說：“我感到十分榮幸的是，當時讓我寫的‘神舟’這兩個字，也上了天……”
● 攻克難題培養航天科技人才
1992年，中共中央正式決定中國載人航天工程上馬。同時，中央作出一個非常明確的指示：
要通過載人航天工程，培養造就一大批航天科技人才。
任何一項事業都是人才的事業，保住人才隊伍，就是保證載人航天工程的實現。載人航天工程啟動後，作為航天工業總公司主抓幹部隊伍建設的副總經理、黨組副書記的王禮恒，感到了自己肩上擔子的沉重。
1962年10月，王禮恒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國防部五院三分院，從事火箭發動機的研究工作。46歲時，王禮恒開始擔任副院長；50歲時肩負起航空航天部總工程師的擔子。1990年，任航空航天部副部長。
1993年，王禮恒成為航天工業總公司副總經理、黨組副書記，國家航天局副局長。後來，他又擔負起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總經理、黨組書記和載人航天工程副總指揮的重任。
20世紀90年代，航天人收入較低，是大家公認的一個事實。當時社會上廣泛流傳這樣一句話：
搞導彈的不如賣茶葉蛋的。
甚至當時航天界也流傳著這樣一個笑話。故事大致是這樣的：
某名牌大學畢業生搞聚會，互相打聽各自的分配去向。其中一個男生捶胸頓足地說：“我可慘了、慘了……”
眾人忙問其中緣由，該男生說：“我被分配到航天部去了！”
雖說隻是一個笑話，卻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中國航天人的境遇。巨大的反差和物質誘惑，使得一些年輕的航天科技人才馳心旁騖。有一段時間，某些外資企業的班車甚至開到了一些航天科研院所的門口，毫無顧忌地網羅航天領域的科技人才。
談起20世紀90年代航天人才流失的狀況，王禮恒深有感觸地說：
帶好這支隊伍很不容易，我的工作就好像是去“救火”。
當時，公司裏有一位年輕的所長非常有才華，本來研究院要派他到英國學習，但他被國外一家公司看中，這家公司不惜一切代價地將其挖走了。
王禮恒聽說後，感到像挖了自己的心肝一樣，馬上約他見麵，想盡力挽留一下。
王禮恒懇切地對這個青年所長說：“一個研究所所長的位置很重要，那是國家對你的信任，你還沒有充分施展你的才華，就決定放棄了嗎？”
“我知道，可是我……我想出去試一試。”所長回答。
“我理解。車子、房子、高薪，很難抗拒的誘惑。但是，如果你真地走了，你會感到缺少一樣很根本的東西。”
年輕學者不再說話，眼睛望著窗外，那種矛盾和迷惘，讓王禮恒產生了一份父親般的牽掛。
王禮恒說：
這樣吧，你再好好想一想，得不到的東西總是越想越美。一旦得到了，未必就是值得留戀的。你執意要去，我不攔你，但你什麼時候想回來，我都歡迎。
幾年後，這位學者還是回來了，繼續擔任一家研究所的所長，在航天領域發揮他的才華。
這位所長後來常常把王禮恒的那段談話講給別人聽。他說他之所以能夠回來，是王禮恒的那次談話，那些話潛移默化地沉澱在他的血液中，並左右他人生的最終取向。
王禮恒後來說：
20世紀90年代，雖然航天係統流失了一批人才，但載人航天工程的上馬，也為我國挽留下一大批航天人才。近些年來，航天係統人才流失現象越來越少，很多人心甘情願地為中國的載人航天獻出一切。如果沒有載人航天工程，那些在運載火箭和載人飛船領域挑大梁的技術骨幹，說不定現在正在國外的研究室或大公司裏為人家貢獻力量呢。
王禮恒說，來自國家領導人的鼓勵和關愛，是這支“天兵天將”戰勝難以想像的困難，最終奪取勝利的精神動力。
在一次彙報會上，時任國務院總理的朱鎔基對王禮恒說：
王禮恒，你有什麼困難我給你解決，你就集中力量把你的工作做好。
有了這樣的尚方寶劍，王禮恒覺得工作起來心裏特別踏實。後來，全國勞動模範、五一勞動獎章、全國十佳青年、政府特殊津貼等等，航天部門都占有一定的份額。
有一次，一個重點型號打成後，王禮恒問“神舟”飛船總設計師戚發軔：“你有什麼要求，說說……”
戚發軔微眯著布滿血絲的眼睛，疲憊的嘴唇囁嚅了半天，說：“我個人倒沒什麼要求，隻是他們。”他指著身邊忙碌的同事，“他們太不容易了，我希望能給我們8個政府特殊津貼的名額。”
王禮恒底氣十足地說：“給你10個夠不夠？”
王禮恒認為，航天係統雖然待遇低，卻創造了這樣一個氛圍，躍躍欲試的知識分子有活兒幹，有機會去磨煉，有舞台去展示自己。
20世紀90年代，經過實際工作的鍛煉，一大批擁有精湛專業技術和優秀領導才能的年輕人，後來都走上了各級領導崗位。
王禮恒說：
張慶偉接替我出任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總經理時剛剛40歲，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院長吳燕生、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院長袁家軍，上任時都才30多歲，上海航天技術研究院的院長和書記兩人年齡加起來還不到70歲……
航天係統工程科技人員隊伍中，35歲以下的年輕人占70％以上，而飛船係統副主任設計師、副總指揮中，40歲以下的年輕人占到80％以上。
這些科技領導人才都是靠載人航天工程挽留下來的一代年輕人，也是和飛船一同成長起來的年輕人。
正是這支隊伍攻克了各種技術難關，用極少的錢，極少的時間，建設了北京空間技術研製試驗中心。這個試驗中心隻相當於修建1000米北京地鐵的花費。
正是這支隊伍，把世界頂級的高空模擬試驗設備一次就做成了；正是這支隊伍，任務越重，精神狀態越好。
王禮恒說：
隻有人間奇才，才能創造人間奇跡。看到我們的隊伍成長起來了，比看到什麼都高興。飛船運載火箭首飛
1999年11月20日6時30分，凝聚了火箭專家黃春平無數心血，寄托著黃春平無限希望的“長征2號F”運載火箭就要點火起飛了。
指揮大廳裏安靜得能夠聽見針落地的聲音，大家平心靜氣地聽著零號指揮員的報告聲：
程序轉彎！
火箭起飛12秒，一切正常！
逃逸塔分離！
助推器分離！
一級火箭分離！船箭正常分離，火箭反推點火！
青島站完成雙向捕獲，飛船準確入軌！
聽到火箭發射成功，飛船準確入軌，指揮大廳裏頓時沸騰起來。將“神舟1號”飛船送入太空的“長征2號F”運載火箭首飛試驗成功啦！
在周圍一片沸騰和歡呼聲中，黃春平卻放聲大哭。是高興，是激動，還有說不清來由的淚水一湧而出，黃春平從指揮控製中心一直哭著回到宿舍。
這是整整背負了7年的壓力，這是積聚了7年的苦辣酸甜。當這一切隨著火箭成功發射而完全釋放，黃春平再也控製不住自己了。
黃春平是福建閩侯人。1938年生，1964年畢業於北京工業學院，1987年至1992年擔任國家高技術計劃中的“863-409”首席科學家。擔任過“長征3號”、“長征2號”係列火箭總指揮。參加或主持了5種核彈頭的研製、“兩彈結合”定型、一種常規導彈研製定型，以及3種運載火箭的研製工作。
黃春平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航天係統，和哈爾濱工業大學畢業的劉竹生一樣，整天奔波在火箭研製的各個係統之間，一幹就是40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