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論習俗和時尚對道德情感的影響既然我們對於每種美的情感要受到習俗和時尚如此之大的影響，那麼也就不能指望我們對於行為的美的情感能夠完全不受這些原則的支配。不過，在這裏它們的這些影響似乎是要比其他任何一處要小得多。也許，沒有一種外界事物的外形，不論它是如何的荒謬和奇異，習俗不會使我們接受它，或者說時尚不會使它感到可愛。但是尼祿或克勞迪厄斯的品格和行為卻是習俗永遠也不會使我們接受，時尚永遠也不會使它們變得可愛的。前者將總是恐懼和憎恨的對象，後者將總是鄙視和嘲笑的對象。我們的美感賴以建立的那些想像的原則其本性是非常優美而靈敏的，它們很容易通過習慣和教育而改變，但是道德上的讚同或不讚同的情感卻是建立在人性最堅強和最強有力的激情上的。雖然它們可能變得有些乖戾，但不可能完全被顛倒。
不過，雖然習俗和時尚對道德情感的影響不可能有如此之大，但它與對其他任何方麵的影響完全相似。當習俗和時尚與正誤的天然原則相一致時，它們使我們的情感更加敏銳，同時增強我們對任何接近邪惡的東西的厭惡。那些從真正的良好的夥伴，而不是通常說的所謂的好夥伴中受到教育的人，他們在他們尊敬和共同生活在一起的人們身上習慣於看到的不是別的，而是公正、謙遜、人道和井然有序；而與這些美德所要求的準則表現為不相一致的任何東西都會使他們感到震驚。相反，那些不幸成長於暴力、放蕩、虛弱和非正義之中的人，雖然沒有完全喪失對這類行為的不適宜感，但是卻完全喪失了對它們的可怕的醜惡感或應有的報複和懲罰感。他們從孩提時代起就對它們司空見慣，習俗使它們成為了他們的習慣，而且他們很容易把它們視做所謂的世道，妨礙他們成為誠實的人，而可能實踐那些不好的東西。
時尚有時也推崇某種程度的混亂，而且相反，使那些應該受到尊敬的品質遭到羞辱。在查理二世統治時期一定程度的放蕩被認為是自由教育的特色，根據那時的觀念，這是與寬宏大量、真誠、高尚和忠誠聯係在一起的，而且證明以這種態度行事的人就是紳士，而不是一個清教徒。另一方麵，舉止莊重和行為端莊則全然不合時尚，而且在那個年代的想像中它是與說假話、狡詐、偽善和下流聯係在一起的。對於那些淺薄的人來說，大人物的不道德行為似乎在任何時候都是可以接受的。他們把它們不僅與財富顯赫聯係在一起，而且與許多他們認為他們的上司們所有的許多較高的美德聯係在了一起，與自由和獨立的精神，與坦率、寬宏大量、仁慈和彬彬有禮聯係在一起。相反，下層人民的美德，他們的極其儉節，他們刻苦耐勞和嚴格地遵守規章製度在他們看來都是卑賤和令人不快的東西。他們把下層人民的這些美德既與那些品質通常所屬的那個卑賤的地位聯係在了一起，同時與他們想像通常伴隨下層人民的許多不道德行為聯係在了一起，如卑下、怯懦、性情不好、說謊、小偷小摸。
不同職業和不同生活狀態的人們所熟識的事物也十分不同，因而使他們對它們養成了不同的情感，這樣自然而然在他們身上形成了不同的品質和舉止。我們在每一個階層和職業中隻能指望看到經驗教導我們屬於它那個階層和職業的一般舉止。但是如同在每一類物種中我們特別願意看到那些處於中間狀態的形態一樣，它們每一部分和特征都與造物主看來在創造那類事物時所確立的共同標準最相吻合。我們在每一個階層，或者，如果我可以這樣說的話，在每一種人的身上我們都特別願意看到他們的特殊條件和地位通常所伴有那種品質，如果它能夠是既不太多又不太少的話。我們常說，一個人應該像他的行業和職業，但是賣弄自己的職業又是令人不快的了。出於同樣的理由，在不同的生活階段有不同的行為舉止。在老年人身上我們期望看到的是莊重的安詳，老年的疾病、老年的經驗以及遲鈍了的感覺似乎使得老年的莊重和安詳更顯得自然而令人可敬。而在青年人身上，由於一切有趣的事物都很容易在生命的那個時期的未成熟的和沒有實踐經驗的感官上留下生動活潑的印象，經驗告訴我們從這些生動活潑的印象我們可以指望看到年輕人的那種敏感、那種歡快和那種勃勃生氣。不過，這兩種不同的年齡都很容易有許多分屬於他們自己的特點，年輕人的情調的輕浮、老年人的沒有感覺的遲鈍都是同樣令人不快的。按照通常的說法當青年人的行為舉止中具有老年人的某些禮貌時，青年人就最可愛了；而當老年人仍保留有青年人的某些快活時，老年人也是最可愛的人。不過，他們兩者都很容易有過多的對方的東西。在老年人身上可以得到原諒的極端冷漠和呆板拘謹，如果出現在青年人身上就會使青年人變得滑稽可笑；青年人放縱的輕浮、漫不經心和虛榮，如果出現在老年人身上就會使老年人變得可鄙。
習俗使我們的獨有的品質和舉止適應每一個階層和職業，這些品質和舉止有時也許具有一種獨立於習俗的適宜性，而且如果我們對生活在每種不同生活狀態中人們的品質和舉止產生自然影響的所有不同環境進行考慮，那麼我們為了其自身原因就應讚同那些品質和舉止。一個人的行為的適度並不取決於它對其所處地位的某一種環境的適應性，而是取決於它對其所處地位的所有環境的適應性。當我們深刻地認識到他的情況時，我們就會感到，所有的環境自然都應該引起他的注意。如果他對環境中的某一個過於重視，而全然忽視了其餘的，那麼我們就會不讚同他的行為，而把它視為某種我們不能全然接受的東西，因為它沒有被調整到與其所處地位的所有環境恰到好處的程度。不過，也許在沒有其他任何東西要他關注時，他對主要使他感到興趣的事物所表示的激情並沒有越過我們完全應該同情和讚同的程度。一個父親在私人生活中在失去了獨子後表現出的一定程度的悲痛和脆弱是無可指責的，但是如果這事發生在軍隊的首腦一個將軍的身上，而當時又是榮譽和社會安全需要他傾注其全部精力的時候，那就將是不可饒恕的了。在通常的情況下，宛如不同的事物應該隻引起不同職業的人的關注一樣，不同的激情自然就應成為他們所慣有的情感。而且當我們在這種具體方麵深刻理解了他們的處境後，我們必然會意識到發生的每一事件應該自然而然地會要根據它所激發起的情緒，與他們頭腦中的固定的習慣和脾性對他們產生的或多或少的影響。我們不可以指望一個牧師對生活的樂趣和娛樂與一個官員對它們有同樣的敏感。牧師的特殊職業就是要讓世人都時刻記著等待著他們的可怕的未來，他的責任是向世人宣布任何違反責任的準則都可能帶來的致命的後果。他本身就是要做出一個絕對遵守準則的範例。他似乎是傳遞音信的使者，那個音信既不能用輕浮來傳達，也不能用冷漠來傳達。人們設想他的腦子裏應該是時刻被極為莊重和嚴肅的事物所占據，沒有任何空間可以留給那些占據了全部放蕩和作樂的人的頭腦的那些瑣屑的事物。因此，我們很容易地就會感覺到有一種不受製於習俗的舉止的適宜性，習俗已經把它專門撥給了某種職業，因而也就沒有什麼東西能比莊重、嚴肅和樸素更加適合於牧師的品質了，那也正是我們習慣於在他的行為中所期望看到的品質。這些看法是如此的簡單明白，沒有什麼人會那麼的粗心大意有時竟不把它們當做他對這一階層的人的日常品質而加以讚同的理由。
其他某些職業的習慣性的品質的基礎就不是如此顯而易見的了。我們對它的讚同完全是建立在習慣的基礎上，無需上述任何看法去加以確定，或使其具有活力。比方，我們習慣地把快活、輕浮和輕鬆自由以及某種程度的放蕩附加在軍人的職業上。而且，如果我們認真去思考什麼脾性最適合於這種職業的話，也許，我們會很容易地作出判斷：最嚴肅和思考最細密的性格最適合於那些時刻麵臨著異乎尋常危險的人，以及那些因此而必須比其他人更加經常地考慮死亡及其後果的人。不過，正是這個條件，也許這就是為什麼與這種性格相反的性格反倒在軍人中如此普遍的原因。為了克服死亡的恐懼需要作出如此大的努力，當我們沉著而細心地審視死亡時，我們會發現那些時刻要麵對死亡的人，反而比較容易完全不去思考它，把自己裹在漫不經心的安全感和麻木不仁之中，並且為了這個目的而把自己沉溺於各種娛樂和放蕩之中。軍營並不是一個愛好思考或一個憂鬱的人生活的自然環境，確實那一類人常常是非常果斷，通過巨大的努力能夠毫不動搖地去麵對不可避免的死亡。但是要不斷地麵對盡管不是巨大的危險，必須在一個長時間裏作出一定程度的這種努力，會使人的心力交瘁、心情壓抑，並且使其再也無法去享受一切幸福和歡樂。那些快活而漫不經心的人，他們全然不去作這種努力，他們從來也不去展望等待他們的是什麼，他們在不斷的尋歡作樂中全然忘卻了對於他們處境的焦慮，因而他們更容易忍受這類環境。任何時候，出於任何特殊的情況一個軍官平白無故地想像會麵臨任何異乎尋常的危險時，他就會很容易地喪失他品格中的那種無憂無慮的歡快和放蕩。一個城市防衛隊的隊長通常是一個同其餘的所有公民一樣的清醒、認真和吝嗇的人，出於同樣的理由，長期的和平環境很容易縮小文職人員和軍人兩者之間的性格上的差異。不過軍職人員的日常生活處境使得尋歡作樂和一定程度的放蕩成為了他們極為常見的品質，而習俗又在我們的想像中把這種品質如此緊密地與這種生活狀態聯係在了一起，致使我們對那些其特殊氣質或處境沒有能夠使他們獲得這種品質的人反而容易產生一些鄙視。我們嘲笑麵孔嚴肅而認真的城防隊員，因為他們與他們職業的麵孔是如此地不相稱。他們自己看來也是常常為他們自己舉止的循規蹈矩而感到羞愧，而且為了不脫離他們職業的時尚，他們也樂於偽裝出絕非他們本性的輕浮。不論我們在某一可敬的階層中的人們的身上習慣於看到的舉止是什麼，那麼它在我們的想象中就與那個階層緊密地聯係在了一起，以致任何時候當我們看到了前者時，我們就指望我們會看到後者，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就覺得缺少了點原來我們指望看到的什麼東西。我們就會感到不自在，並且停下來，而不知道如何去談論那種品質，因為它顯然就是要偽裝成一種不同於我們習慣於把它視做的那一類的品質。
同樣，不同年代和不同國家的不同處境容易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們共同地具有某些不同的品質，而且他們對於每種品質的特定程度的情感是應該受到責備還是表揚，也根據他們所在的國家和他們所處的時代的不同而不同。受到高度尊重的那種程度的禮貌也許在俄羅斯會被認為是女人氣的諂媚，而在法國宮廷則可能被視做粗魯和野蠻。某種程度的定購和節儉出現在波蘭貴族的身上可能被認為是過分的儉樸，而出現在阿姆斯特丹的公民身上則會被視為是奢侈。每一個時代和每一個國家，在它們國家中受人尊敬的人們身上，通常可以見到的每種品質的程度被視做那個特定的才能或美德的平均值。而且由於這個平均值是變動的，根據它們不同的環境使這些不同品質多少成為了他們的習慣，所以他們對於每種品質和行為的適度的標準也相應的不同。
在文明的國家中，建立在人道的基礎上的美德要比建立在自我克製和對激情的控製上的那些美德受到了更多的嗬護。而在原始和野蠻的國家中，則正好相反，基於自我克製的美德比基於人道的美德受到了更多的嗬護。在講文明和講禮貌的年代到處是安全和幸福，因而對蔑視危險、刻苦耐勞、忍饑挨餓和忍痛就得不到什麼鍛煉。人們可以很容易地避免貧窮，因而蔑視貧窮幾乎也就不再算是一種美德。對享樂進行節製的必須性也變得更少了，心靈可以更加自由地放鬆自己，沉溺在各種天生的愛好中。
而在未開化和野蠻的國家中則完全相反。每個野蠻人都要經受一種斯巴達式的訓練，而且出於其所處境遇的需要每個人都使自己習慣於多種艱苦。他處於不斷的危險之中；他常時需要麵對極端的饑餓，經常是簡單地死於匱乏；他的環境不僅使他習慣於各種悲痛，而且教育了他不屈服於悲痛所易於激起的任何激情。他不能指望他的同胞對他的這種弱點有任何的同情或寬容。在我們能夠多為別人著想之前，我們自己必須在某種程度上能夠自由自在。如果我們自己的痛苦殘酷地折磨著我們，我們就沒有閑心去關注我們鄰人的痛苦，而所有的野蠻人對於他們自己的匱乏和需要是太需要他們去關注了。因而，他們不可能去過多地關心別人的匱乏與需要。因此，一個野蠻人不論其痛苦是什麼性質的，不可能指望他國的人對他有什麼同情，而且基於那個原因他不屑於暴露自己，流露出一點兒弱點。不論他的激情是多麼的狂暴，他都不允許它們去幹擾他外表的安詳或行為舉止的沉著。我們聽說，北美的野蠻人在所有各種場合都是表現得十分冷漠，而且如果他們在任何方麵顯得被愛情、悲傷或憤恨所壓倒，他們就會認為自己降低了人格，在這一方麵他們的寬宏大量幾乎超過了歐洲人的想像。在一個所有的人在地位和財富都處於同等水平的國家裏，我們也許可以指望雙方的相互愛慕是婚姻中惟一需要考慮的事情，而且可以縱情地相愛無需任何克製。然而正是在這種國家裏所有的婚姻毫無例外地都是由父母一手包辦的，而且如果一個年輕人對某一個女子表現出了更多的一點兒愛慕，或者對什麼時候結婚和同誰結婚不表現出全然的漠不關心，他就會認為自己這一輩子都會抬不起頭來。在講人道和講禮貌的年代裏人們對愛情如此放縱的這個弱點在野蠻人中被認為是最不可原諒的女人氣，甚至在結婚以後雙方都會為建立在如此堅實的需要上的結合而感到羞愧。他們不住在一起，他們彼此隻偷偷地見麵，他們雙方繼續住在他們父母的家裏，在所有其他國家裏被許可而且可以不受任何譴責的兩性的公開同居在這裏卻被視為最不體麵和最無男子氣的好色。他們不僅是對這種令人愉快的激情進行這種絕對的自我控製，他們還常常在其同胞的麵前以最麻木不仁的態度忍受傷害、譴責和最大的侮辱而不表示出絲毫的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