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一個野蠻人成了戰俘，並且像常有的那樣被他的戰勝者判以死刑時，他聽到這個判決時沒有任何的激動，而且後來在接受這個最可怕的磨難時，他也沒有悲歎，或者說除了對敵人的蔑視以外，不會流露出任何激情。當他的雙肩被吊起來放在慢火上烤時，他嘲笑折磨他的人們，並且告訴他們那些曾經落入他的手中的人他折磨他們的方式還要更加別出心裁得多。當他全身上下所有最柔軟和最敏感的部位連續幾小時被火烤、火燒和撕裂後，為了延長他的痛苦，他常常被給予一會兒短暫的休息，他會被從刑架上放下來。這時他會利用這個間隙談論各種無關緊要的話題，詢問國家大事，仿佛對自己的處境漠不關心。旁觀的人表現出了同樣的麻木，見了如此可怕的一件事他們似乎也無動於衷；除了在折磨他時需要他們幫一把時，他們才朝被俘的人看上一眼。在別的時候，他們就抽煙，信手拿一件什麼東西玩，仿佛那裏全然沒有那麼回事。據說每一個野蠻人從極其年幼的時候起，就在為這種可怕的結局作準備，為此他創作了他們所謂的死亡之歌，一支當他落入敵人的手中，在他被敵人折磨得要死時他所要唱的歌。那支歌包括了對折磨他的人的辱罵，表示了他對死亡和疼痛的極端蔑視。他在所有特殊的場合都要唱這支歌：在他走向戰場時他唱這支歌，當他在戰場上與敵人交鋒時他唱這支歌，或者每當他想要表示他在思想上早為這種最可怕的不幸作好了準備，沒有任何人類活動能夠動搖他的決心或改變他的初衷時他都要唱這支歌。在所有其他的野蠻民族中同樣盛行著這種對死亡和折磨的蔑視。沒有一個來自非洲海岸的黑人在這方麵不具有他的利欲熏心的主人經常無法理解的那種寬宏大度。命運女神在對她的人類帝國實行統治時從來沒有比她要那些英雄的民族屈從於從歐洲監獄出來的垃圾，屈從於既不具有他們本國的美德，又不具有他們所來到的國家的美德的壞蛋們更為殘酷的事情了。那些壞蛋們的輕浮、殘忍和卑鄙是如此公正地使他們受到了被征服的民族的蔑視。
野蠻國家的習俗和教育要求每個野蠻人所具有的英雄氣概和不可戰勝的堅定並不是對成長和生活在文明社會裏的人的要求，因此，如果當後者在疼痛時發出抱怨，如果當他們處於不幸中時他們發出悲歎，如果他們讓自己作為愛情的俘虜，或者被憤怒弄得心緒不寧，他們是很容易得到原諒的。人們並不會認為這種弱點會影響他們的基本品格，隻要他們不放任自己去做任何反正義或反人道的事情，那麼即使他們麵部的安詳，或者他們言談和舉止的沉著會多少受到一點打擾，但他們受損害的隻是一點名聲。一個對他人的激情比較敏感而且富有人性和有教養的人能夠比較容易地理解和接受一個激動和感情強烈的行為，也能比較容易地原諒某些細小的過火。主要當事人是意識到這一點的，而且相信別人對他的評判也會是公正的，因而敢於盡量發泄自己的激情，不太怕由於自己的情緒的激烈而遭到他們的蔑視。我們當著一個朋友的麵要比當著一個陌生人的麵更加敢於表露我們的感情，因為我們指望從前者那裏比從後者那裏得到更多的寬容。同樣，在文明的國家中禮貌的準則允許比在野蠻國家中所認可的更加激動的行為。文明人聚在一起以朋友的坦然進行交談，野蠻人則以陌生人的保留聚在一起進行交談。法國人和意大利人，這兩個歐洲大陸最有教養的民族，在他們都十分感興趣的場合他們的表情都使那些初次來到他們國家旅行的陌生人感到驚訝，因為那些陌生人是在敏感力比較遲鈍的人民中教育成長的，所以不能完全理解這種熱情的舉動，他們在自己國家也從來沒有看見過任何先例。一個年輕的法國貴族在遭遇到一個軍團拒絕時，會在宮廷中當著眾臣的麵大聲哭泣。男修道院院長杜·波斯說，一個意大利人在被罰款20先令時所表現的情緒比一個英國人在被判死刑時所表現的還更加激動。西塞羅在羅馬最講禮貌的時代可以在整個元老院和全體人民麵前痛哭，而半點無損於他的人格，顯然他幾乎在每一次演說結束時都這樣做了。羅馬早期和較原始的年代的演說家按照當時的風尚可能還不會如此強烈地表露自己的感情，我猜想，如果西庇阿斯、萊列阿斯和老加圖在公眾的麵前暴露出這麼多的柔情，肯定會被認為是有違本性和體麵的。古代的那些戰將在表露自己的感情時能掌握分寸，具有莊重和良好的判斷能力，但是據說他們對在西塞羅誕生前不久由格拉古兄弟、克拉蘇和蘇爾皮西烏斯最先傳播到羅馬來的那種莊嚴而又充滿激情的雄辯感到格格不入。這種在法國或意大利風行已久的熱情洋溢的雄辯方僅僅開始被介紹到英國來。在文明民族和野蠻民族中對自我控製要求的程度相互之間的差異是如此之大，他們也隻得根據這種不同的標準來衡量他們行為的得體與否了。
這種差異又引起了許多其他相當重要的差異。一個文明的民族在某種程度上習慣於聽任天性的發展，他們變得坦率，開朗和真誠。相反，野蠻人由於必須抑製和掩飾各種激情的流露，必然養成了一種虛偽和偽裝的習慣。據所有熟悉野蠻民族的人的觀察，不論是在亞洲、非洲和美洲，他們都是同樣的難於理解，而且當他們決心要隱瞞真相時，不論怎麼查問也無法從他們口中得出真相來。最巧妙的問題也無法使他們落入圈套，嚴刑拷打是絕對無力使他們坦白承認他們決心不講的任何事情的。野蠻人的激情，雖然他們從來不願通過外表的任何情緒表現出來，而是深深隱藏在受害人的心靈深處，但是它們也總是可以達到狂怒的最強烈的程度。雖然他很少表露出任何生氣的跡象，但是當他一旦發泄時，他的報複總是血腥而可怕的。一點點當眾侮辱都會使他陷入絕望。他的麵部表情和言語誠然仍然是清醒而沉著的，而且表現出內心的全然寧靜，但是他的舉動卻常常是狂暴和激烈的。在北美人中一個非常普遍的現象，那就是一些幼弱遠未成年的女孩子在受到母親的一點責備後，她們也不表露任何不滿或憤怒，或者什麼也不說，隻說一句：“你不會再有一個女兒了！”就投水自盡了。在文明民族中男人的激情通常沒有如此狂暴或如此的不顧一切，他們常會大吵大鬧，但很少造成傷害。而且其目的似乎常常隻是想讓旁觀者相信，他們如此激動是有道理的，他們隻是想獲得旁觀者的同情和讚同。
不過，習俗和時尚對人類道德情感的所有這些影響比之它們在某些其他場合所造成的影響是微不足道的。那些原則所造成的判斷的最大的反常與品質和行為的總的風格並無關係，而隻是與某些習慣的適宜與不適宜有關。
對生活在不同職業和不同生活狀態下的人們來說，習俗教導我們所讚同的不同生活方式通常並不涉及最重大的事。我們從老年人那裏和從年輕人那裏一樣，從牧師那裏和從軍官那裏一樣指望得到的是真理和正義，隻是在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上我們才尋找他們個別品格上的不同標誌。關於上麵所述的一切，常時也還有某種我們沒有注意到的情況，那個情況如果我們注意的話，也會告訴我們獨立於習俗之外的還有一種習俗教導我們的——那就是允許每種職業所特有的品質的適宜性。因此，在這種場合，我們就不能抱怨天然情感的反差太大了。雖然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要求他們認為值得尊敬的品質中具有不同程度的同一品質，但是在這裏可以說也可能發生這樣一種最壞的情況，那就是一種美德的職責有時擴展得太大，以致蠶食了其他某種美德的領域。波蘭人中流行的那種鄉巴佬的殷勤好客也許對節省和整潔會有些蠶食作用，而荷蘭所廣為敬重的儉樸也許會對寬宏大量和友誼有些蠶食作用。野蠻人所需要的頑強刻苦的精神減弱了他們的仁慈，也許文明民族中所要求的敏銳的敏感性有時毀壞了他們品格中的男子氣的堅定性。一般來說，在任何民族中所產生的行為方式可以說通常在總體上是最適合於其所在環境的，頑強刻苦是最適於野蠻人環境的一種品質，敏感性則最適合於生活在一個非常文明的社會裏的人。因此，即使在這一點上，我們也不能抱怨人的道德情感嚴重地違反了常情。
因此，習俗所認可的對行為的天然適宜性的最大背離並不是在行為或舉止的總的方式上。至於某些特殊的習慣，其影響往往更多的是對良好道德的破壞，它能夠把一些最明白和簡單不過的違反是非原則的行為確立為合法的和無可指責的。
例如，有什麼能夠比傷害嬰兒更加野蠻的行為呢？他的孤弱無助，他的天真無邪和可愛甚至能引起敵人的憐憫，對那麼一個幼小的生命都不能饒恕應被視做一個狂怒和凶殘的征服者的最凶暴的行為。如果一個父親能夠傷害那個甚至狂暴的敵人也不敢加害的嬰兒，那麼，我們想想看那個父親的心能夠是什麼樣的呢？然而，遺棄，也就是屠殺新生嬰兒，幾乎在希臘所有城邦，甚至在講禮貌和文明的雅典人中也都是被允許的。每當父親的境況使他感到撫養孩子困難時，他就聽任孩子餓死或者讓野獸吃掉，這些都可以不受到任何責備或非難，這種做法可能是在最野蠻的時代就已經開始了的。在社會的那個最早的時期人們在思想上就對它已習以為常了。而對這種習俗的始終如一的承襲妨礙了他們後代去認識其凶殘。在今天，我們發現這種做法仍然盛行於所有的野蠻民族，而在那種最原始和社會發展的最低階段，這種做法無疑地要比任何其他時候更加可以得到原諒。野蠻人的極端的貧困常常使他自身經常處於極端饑餓之中，他自己常時死於匱乏，他經常無力養活自身和孩子。因此，我們絲毫不應奇怪，他會在這種情況下遺棄孩子。一個人竭力在逃離他無力抵抗的敵人時，他必然會扔掉他的嬰兒，因為嬰兒妨礙他逃命。這個人肯定會得到原諒，因為想救孩子，他就隻能指望死在一起。因此，在這種社會狀態下允許一個父親自己作出判斷他是否撫養他的孩子，就不應使我們感到如此地吃驚了。不過，在希臘的稍後一個時期，為了長遠的利益或方便，同樣的事情也雖被允許過，那就是無論如何也不能原諒的了。延續至今的習俗如此容忍這種惡習，致使不僅世上沒有約束力的行為準則對這種野蠻的特權采取了容忍的態度，而且本應比較公正和準確的哲學家的理論也被這建立起來的習俗而引入了歧途。在這種場合，也就像在許多其他場合一樣，他們的理論不是譴責這種可怕的惡習，而是根據對社會效用的長遠的考慮對這種可怕的惡習予以支持。亞裏士多德在談到這一惡習時，認為它在許多場合是地方長官應該加以鼓勵的事情，仁慈的柏拉圖也持同一看法。他對人類的愛似乎是使他的全部著述具有了生命力，可是在他的著述裏卻哪裏也找不到對這種惡習有半點非議。當習俗對如此可怕的對人性的踐踏都能給予認可時，那麼我們完全可以設想沒有什麼粗暴的行為他不能默認的了。我們每天都聽見人們說這種事情非常普遍，人們似乎認為這一點已足以為這一最不公正和最不合理的行為作為辯解了。
有一個明顯的理由可以說明我們在對待行為和舉止的總的風格和品質的情感上，習俗從來沒有使我們的情感與個別特殊習慣的適宜性或非法性產生同等程度上的反常，從來不可能有這種習俗。如果在哪個社會裏人們行為和舉止的通常傾向就是我適才所提到過的那種可怕的習慣做法的話，那麼那個社會絕不可能存在一分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