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我們自己祖國的熱愛看來並不是來自於對人類的愛。前一種情感是全然獨立於後一種情感的，而且看來有時甚至有意使我們的行為與其相矛盾。也許，法國擁有將近大不列顛三倍的居民。因此，在人類這個大的社會中法國的繁榮應該顯得是比大不列顛的繁榮更為重要得多的一個目標。然而，一個不列顛的臣民如果因為那個原因在一切場合都把法國的繁榮看得應優先於英國的繁榮，那麼他將不會被認為是一個大不列顛的好公民。我們熱愛我們的國家不僅僅是把它當做人類這個大的社會中的一個部分，我們熱愛它是為了其自身的原因，它與任何這類考慮無關。設計人類情感體係和天性的其他任何部分的情感體係的那個智慧看來已作出判斷，人類大社會的利益最好是由下一方式來促進，那就是把每一個人的主要注意力引導到其能力和理解力最強的那一特殊部分上。
民族偏見和仇恨不會超越到鄰國之外。也許，我們怯懦而愚蠢地把法國稱做我們天然的敵人。也許，他們同樣怯懦而愚蠢地把我們視做他們天然的敵人。不論是他們，還是我們對中國或日本的繁榮都不會抱任何的妒忌。然而，我們對這樣一些遙遠國家的友好情感卻沒有機會產生什麼效果。
通常能夠取得相當效果的最廣泛的公共善行是政治家的善行，他們在相鄰的國家或相處不遠的國家間設計和組織同盟，以保持所謂的權力的平衡，或者在他們談判的圈子內的國家間保持和平和平衡。不過，計劃和執行這些條約的政治家們考慮的除了他們個別國家的利益外，並沒有別的任何東西。有時，誠然他們的目光會更加遠大一點。法國在簽訂蒙斯特條約時的全權大使阿沃伯爵為了通過那個條約恢複歐洲的普遍和平寧願犧牲自己的生命（根據紅衣主教雷斯，一個從來不過分相信他人的美德的人的說法）。威廉王似乎對歐洲大部分主權國家的自由和獨立曾經有過真正的熱忱，他的這種熱忱也許很大的一部分是由於對法國所特有的厭惡所激發出來的，因為在他在位的時期中法國對他的國家的自由和獨立形成了主要的危險。這種精神的某些部分看來傳給了安妮女王的首相。
每個獨立的國家都劃分成了許多不同的階層和社會團體，它們每一個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權力、特權和豁免權。每個人對其自身的階層或社會團體當然要比對其他任何的階層或社會團體更加依附。他自己的利益、他自己的虛榮、他的許多朋友和夥伴的利益和虛榮通常都與它有著極為密切的聯係。他熱切渴望擴張其特權和豁免權，他熱忱地維護它們免遭其他階層或社會團體的蠶食。
一個國家的所謂政體取決於該國劃分構成該國不同階層和社會團體的方式，取決於它們個別的權力、特權和豁免權的特殊分配方式。
而政體的穩定性則取決於每個階層或社會團體維護其自身的權力、特權和豁免權受其他階層或社會團體蠶食的能力。當政體中的任何一個從屬部分上升超出或下降低於其原先的等級和條件時，那個政體就必須或多或少地作一些改變。
所有這些不同的階層和社會團體都依賴於給予它們安全和保護的國家。它們都從屬於那個國家，而且它們是為了國家的繁榮和安全才建立起來的，這是每個階層或社會團體的最有偏見的成員也都承認的真理。不過，常常可能很難說服他，要他相信國家的繁榮和安全需要縮小他的那個階層或社會團體的權力、特權和豁免權。這種偏心，雖然有時可能是不正確的，但是基於那個原因可能並不是沒有用的。它妨礙了創新精神，但它卻有利於保持這個國家裏所劃分成的不同階層和社會團體之間已建立起來的平衡。當它有時顯得阻礙了當時可能是時髦而受群眾歡迎的某些政府改革時，它可能實際上卻為整個體製的穩定和鞏固作出了貢獻。
在一般的情況下，熱愛祖國似乎本身包括兩條不同的原則：第一，對實際上已經建立起來的體製或政府的某種尊重和尊敬；第二，真誠地願意促使其本國同胞的生活盡可能安全、體麵和幸福。一個不願尊重國家的法律和不服從行政長官的人決不可能是一個願通過自己力量並用一切方法促進其同胞以及整個社會的福祉的好公民。
在和平和安定的時期，這兩個原則通常相一致並導向同一行動。當我們看到那個政府實實在在是維持同胞的安全和幸福時，支持已經建立起來了的政府看來顯然就是維持同胞的安全、體麵和幸福的環境的最好措施。但是在公眾不滿，派係鬥爭和發生動亂的時期，這兩個不同原則卻可能南轅北轍，甚至一個聰明人都可能傾向於認為對政體或政府形式有進行某種改革的必要，因為在實際情況下它看來已無能維持社會的安定。不過，在這種情況下，也許常常需要政治智慧作出最大的努力才能判斷什麼時候一個真正的愛國者應該支持和致力重建舊體製的權威，而什麼時候他又應該屈從更大膽，但同時又常是更加危險的革新精神。
對外戰爭和內部傾軋是能為展示公益精神提供較好機會的兩種環境。在對外戰爭中為國家立功的英雄們滿足了全民族的願望，而且因此也是普遍感激和讚美的對象。在內訌時期，相互競爭的黨派的頭領，雖然他們可能受到其一半同胞的讚美，通常卻又要受另一半同胞的咒罵。他們的品格以及他們的功績通常也顯得更加令人懷疑。因此，通過對外戰爭所獲得的榮譽幾乎總是要比在內部鬥爭中所能獲得的榮譽更加純潔，更加光輝燦爛。
不過，如果一個取得勝利的政黨的領袖有足夠的權威可以駕馭他的黨徒，使他們心氣平和行事穩健（不過他通常沒有這種威信），有時他對國家的貢獻可以比對外戰爭取得最大的勝利和征服最廣大的領土還更加實在和重要。他可以重建和改良政體，可能從政黨領袖的那種十分使人產生疑問和曖昧不清的品格轉變為具有最偉大和最高尚的品格，一個偉大國家的改革者和立法者的品格。同時，通過他的智慧他可以保證其同胞連續幾代的安定和幸福。
在派別鬥爭的騷亂和混亂中，體製的某種精神很容易與那種建立在對人類的愛，對自己某些同胞可能麵臨的一些不便和災難而產生的真實同情感的基礎上的公益精神混合在一起。這種體製精神通常是采取向更加文明的公益精神的方向發展，總是激勵它，常常為它煽風點火甚至發展到一種狂熱的程度。不滿足的政黨的領袖們則總是提出一些似乎有理的改革計劃，他們自稱那個計劃不僅可以消除那些不便和減輕一直被抱怨的痛苦，而且可以防止類似的不便和痛苦在將來的再度發生。因此，他們常常提議建立一種新的體製，並且在體製的某些最重要部分中對政府的現有體製作些改革；盡管在那個政府體製下大帝國的臣民在幾個世紀的時期裏也許一直享受著和平、安定，甚至榮譽。政黨的大多數群眾通常為那個他們並沒有經曆過，而隻是聽他們的領袖們用其三寸不爛之舌描繪得光芒四射光彩奪目的理想體製的想像的美麗所陶醉。那些領袖們雖然原本隻想擴大其自身的影響，其中的許多人很快就變成了被他們自己的詭辯所欺騙的人，並且像他們黨徒中最懦弱和最愚蠢的黨徒一樣渴望這種偉大的改革。即使這些領袖們應該保持自己的頭腦清醒，像他們通常所做的那樣，從狂熱中解放出來，但是他們也總是不敢使他們的追隨者們失望；常常是不得不違背他們的本性和良心行事，仿佛他們都是被那個共同的妄想所支配的樣子。黨派的狂熱性拒絕一切姑息、一切調和、一切合理的遷就，常常由於要求過多而一無所得；而那些原本隻要稍加節製就可在很大程度上消除和減輕的不便和痛苦，現在卻變得毫無救治的希望了。
一個具有完全是出於人道和仁慈的公益精神的人將尊重建立起來了的權力，甚至個人特權，而且會更加尊重國家劃分了的主要階層和社會團體的那些特權。雖然其中有些他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是被濫用了，但他仍將對那些他不用強大的暴力無能消滅的特權采取克製的態度。當他不能通過理性和說服來克服人們根深蒂固的偏見時，他不會企圖用武力去使他們屈服。而會虔誠地遵守西賽羅正確地稱做的所謂柏拉圖的神聖箴言，決不要用比對待自己的父母還更多的暴力去對待自己的國家。他將盡可能使公共事物的安排適應人們根深蒂固的習慣和偏見，而且竭盡可能緩解由於缺乏人們自願服從的那些規章可能產生的不便。當他無能建立正確的東西的時候，他不會不屑於改進錯誤的東西。他將像梭倫那樣，當他不能建立最好的法律體係時，他將致力於建立人民所最能忍受的法律體係。
相反，一個體係中的人常很容易自以為非常聰明，常迷戀於其計劃中的理想政府的美好，而不能容許對其中任何一個部分有小小的偏離。他堅持要完完全全和全麵地推行他的計劃，完全不考慮可能出現的反對它的重大利益，或強大的偏見。他仿佛認為他能夠如同安排棋盤上的不同棋子一樣十分輕鬆自如地安排好這個社會的所有不同成員，他沒有考慮到棋盤上的棋子除了手按在它們的上麵以外，沒有別的其他動力，但是在人類這個大棋盤上每一個棋子都有其自己的動力。它完全不同於立法機關可能選來按在它身上的那個動力。如果這兩個動力相一致，向同一個方向行動，人類社會這盤棋就能自由自在地和諧地走下去，而且很可能是幸福而圓滿。如果兩者相互對立或者方向不同，這盤棋就將是悲慘的，而且社會必然將永遠處於高度混亂之中。
某種一般的，甚至係統的有關政策和法律完善的概念無疑地對於指導一個政治家的觀點是必要的。但是不顧一切反對，堅持要建立，立即建立那個概念可能要求的一切必然常常是太傲慢了。這是想把自己的判斷作為對正確和錯誤的最高標準。這是把自己想像成為全國中惟一聰明和高尚的人，他的同胞應當去適應他，而不是他去適應他們。正是基於這個原因，在所有政治投機家中君主是最危險的人物。這種傲慢對於他們是最熟悉不過的了，他們無疑地認為他們的判斷具有無限的優越性。因此，當這樣一些公正的和皇家的改革者們屈尊考慮受其政府管轄的國家的體製時，他們看到的最大的錯誤莫過於有時可能對執行其意誌造成障礙的事物。他們鄙視柏拉圖的神聖箴言，而且認為國家是為他們而設立的，而不是他們是為國家而存在的。因此，他們改革的偉大目標就是搬走這些障礙，削弱貴族的權威，取消城市和省的特權，要使國中最偉大的個人和最偉大的階層無能對抗他們的命令，成為最軟弱和最無關輕重的人。
第三章 論遍及宇宙的仁慈
雖然我們做的有效的善行不可能擴張到比我們自己國家還更為廣闊的地方以外，但我們的善良的願望卻沒有邊界的限製，它可以擁抱整個無限的宇宙。我們想像不了有什麼清白無辜的和有知覺的生物，我們不是希望它幸福，或者對它的痛苦——當我們能夠明確地想像得到時——不是抱有某種程度的反感。想到有害的東西，哪怕是有知覺的生物，誠然也會自然而然地激起我們的仇恨。但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對它所抱的惡意實際就是我們遍及宇宙的仁慈的結果。這是我們對其他另外一些無辜的和有知覺的生物當它們的幸福受到了惡毒的幹擾時的痛苦和憤恨所抱的同情的結果。不論這種遍及宇宙的仁慈是何等高尚和何等寬宏大量對於任何一個不徹底相信宇宙間的所有居民，從最卑賤的到最偉大的都是在那個偉大、仁慈和大智的上帝的直接關懷和保護之下，那個上帝指導著自然界的一切運動，它通過其自身無比的才能時刻維持著宇宙間最大量的幸福的人，它都不能成為其穩固的幸福的源泉。相反，對於這種遍及宇宙的仁慈、這種對無父世界的懷疑必然是所有見解中最令人傷感的了，因為它是從這樣一個概念出發，在無限的和不可理解的空間中所有未被認識的區域裏可能除了無邊無際的痛苦與悲慘以外，什麼也沒有。最繁榮興旺的光輝也決不可能驅散如此可怕的想法必然在想像力上投射下的陰霾，最折磨人的逆境中的所有悲傷也決不可能使一個聰明和具有高尚道德的人心靈中的歡樂全部幹涸，因為它必然會從與其相反體係所持有的習慣性的和徹底的信念中不斷湧出。
一個聰明和具有高尚道德的人隨時都願意為了其階層或社會團體的公共利益而犧牲其一己之私利，他也隨時都願意為了國家或主權的更大的利益而犧牲階層或社會團體的利益。因而，他也同樣會願意為了全宇宙的更大的利益，為了上帝本人直接管理和統治的那個所有有知覺和理智的生物的大社會的利益而犧牲所有那些次要的利益。如果習慣性的和徹底的信念——這個仁慈的和大智的上帝不會容許對於遍及宇宙的善行的沒有必要的和不公平的邪惡進入它所管轄的體係——給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必然會把可能降臨在他身上、他的朋友、他的社會或他的國家的所有災難視為是為了宇宙的繁榮所必須的；因而視為他不僅應該無可奈何地忍受的東西，而且視為他應該真誠地和虔誠地企求的東西，如果他早知道事物間的所有這些聯係和依賴關係的話。
對宇宙這個偉大的主宰的意誌的這種寬宏大量的順從似乎在任何方麵都超過了人性的影響。熱愛和信賴他們的將軍的好戰士在開往毫無生還希望的陣地時常常比他們開往一個既無困難又無危險的陣地時還更加高興和欣然從命。在開往後一陣地的行軍中，他們所感到的隻有平常任務的單調和沉悶，沒有別的其他情感，在開往前一陣地的行軍中，他們感到他們正在進行一種對於人類來說可能是最崇高的壯舉。他們知道如果不是為了軍隊的安全、為了戰爭勝利的需要，他們的將軍不會命令他們到那個陣地上去。他們心甘情願為了一個較大的機體的繁榮犧牲他們自己的小機體，他們滿懷深情地向他們的同伴告別，祝願他們幸福和萬事如意。他們開拔時不僅是帶著謙恭的服從，而且常常是極其高興地喊叫著，向他們被指定的那個致命的、然而又是無比光榮的陣地走去。沒有一個軍隊的指揮官能夠得到比宇宙這個偉大的指揮官更加無限的信賴，更加熾熱和誠摯的愛戴。在國家最大的災難中和個人最大的不幸中一個聰明人應該認為他自己、他的朋友和同胞都已經受命開往宇宙的這個毫無生還希望的陣地。如果不是為了整個宇宙的幸福的需要，對他們是不會下達這樣的命令的。他們的職責不僅是要卑謙地無可奈何地順從這個指派，而且要竭力滿懷喜悅去擁抱它。一個聰明的人應該是完全能夠做到一個好的戰士隨時準備去做的事情的。
自古以來是上帝的仁慈和智慧設計出和指揮著宇宙的這個巨大的機器，並使其時刻產生著盡可能大的幸福的意念。這是人類思索對象中最為崇高的一個，其他任何的思想與之相比必然就會顯得平庸卑賤。我們相信全神貫注思索這個崇高的思想的人必然是我們最崇敬的對象；雖然他的一生應當都是在思索的，然而我們卻常時對他懷著一種遠比我們看待國家最積極和最有用的公仆的敬意還更加虔誠的敬意。馬庫斯·安東尼努斯對這個主題的沉思為他個人品格所獲得的普遍讚譽也許比他在其正直、仁慈的統治期中所做的全部政績所獲得的讚譽還更大。
不過，管理宇宙這個大體係和關懷所有具有理性的和有知覺的生物的普遍的幸福是上帝的事，而不是人的事。分配給人的是一個卑謙得多的部門，同時卻又是更適合於他那綿薄之力和更適合於他那狹隘的理解力的一個部門。那就是關懷他自己的幸福，他家庭的幸福，他朋友和他的國家的幸福。他忙於思索比較崇高的事情決不能成為他忽視比較卑謙的部門的借口。他決不應受到（據說是）阿維猶烏斯·卡修斯（也許是）不公正地用以反對馬庫斯·安東尼努斯的指責；當他從事哲學推理和思考宇宙的繁榮時，他卻忽視了羅馬帝國的繁榮。好沉思的哲學家的最崇高的思考也不能補償對其最小的現行的職責的疏忽。
第三篇 論自我控製
一個按照極端謹慎、嚴格公正和適度的仁慈準則辦事的人可以說是一個具有完美的道德的人，但是僅隻是徹底了解這些準則並不足以能使他按照它們行事。他的激情很容易誤導他，有時驅使他、引誘他去違背他在清醒和冷靜時所讚成的所有準則。如是沒有最完美的自我控製的支持，對那些準則的最徹底的了解也常不足以使他能盡到自己的職責。
古代的一些最好的道德學家似乎曾經把這些激情分成不同的兩類：第一類是要求作出相當大的自我控製的努力才能抑製片刻的激情；第二類是容易抑製片刻，甚或一段短的時間，但是由於它們不斷的和幾乎不中斷的誘惑，在人的一生中很容易把人導入歧途的激情。
恐懼和憤怒與某些和它們相混或有關的激情構成了第一類，貪圖安逸、享樂、喜愛讚揚和其他許多滿足個人私利的激情構成了第二類。過度的恐懼和狂怒常常是要抑製片刻都十分困難。貪圖安逸、享樂、喜愛讚揚和滿足個人私利通常抑製片刻，甚或一段短的時期是容易的，但是由於它們不斷地誘惑常常把我們導入許多日後我們都有許多理由為其感到羞愧的誤區。前一類激情可以說是常常驅使我們背離自己的職責；後一類則可以說是引誘我們背離我們的職責。上麵提到過的古代道德學家把對前一類激情的控製，稱做剛毅男子氣概和毅力，把對後一類激情的控製稱做節製、莊重、謙虛和溫和。
對上述兩類激情中的每一類的控製與來自其效用的美無關，與其能使我們在所有情況下按照謹慎、公正的恰到好處的仁慈的指示行事無關，它有其自身的美，似乎因為其自身的原因就應該受到一定程度的尊敬和讚美。在前一種情況下，這種努力所表現出的力量和崇高激起了某種程度的尊敬和讚美；在後一種情況下，則是那種努力所表現出的一致性、均等性和不懈的堅定性激起了尊敬和讚美。
一個處於危險和磨難之中、接近死亡的人能夠保持其固有的平靜，不說出一句與最無偏袒的旁觀者的感情不完全相符的話，也不做一個與其不相符的手勢，他必然能夠受到最高的讚美。如果他是為了自由和正義的事業，為了人類和對其祖國的熱愛而受苦受難，那麼對他所遭受的痛苦的最親切的同情，對迫害他的人的不公人們所懷的最強烈的義憤，對他的善良的意圖所抱的最溫暖的具有同情心的感激，對他的功勞的最深切的認識——所有這一切都會把自己與對他們的寬宏大量的讚美融合在一起，結合在一起，並且常時把這種情感燃燒成最熱烈的甚至狂熱的崇敬。人們懷著最深厚的情感所懷念的古往今來的英雄們，有許多都是為了真理、自由和正義的事業而犧牲在絞架上，而且他們在絞架上表現出了與他們的品格相稱的自在與尊嚴。如果蘇格拉底的敵人們能讓他在其木床上平靜地死去，那麼那個偉大哲學家的光榮也許就不可能獲得他迄今所具有的使人眼花繚亂的光芒。當我們觀看弗圖和霍布雷肯雕刻的傑出人物的頭像時，我想，沒有一個人不會不感到雕刻在那些最傑出的頭像底下，在托馬斯·莫爾先生、富利·羅索、西德尼等頭像下麵的那把斧子——斬首的標記——給那些附加有這個標記的人物添加了一種真實的尊嚴和情趣，這種尊嚴和情趣遠勝他們有時佩戴的無用的紋章所能帶給他們的尊嚴和情趣。
這種高尚的行為不隻是給清白無辜和具有高尚道德的人們的品質增添了光彩，它甚至使人對最重大的罪犯的那些品質也予以某種程度的敬意。當一個強盜或搶劫犯被帶上絞架時，當他在絞架上表現得體麵而堅定時，雖然我們完全讚成對他的懲罰，但我們常時不得不為一個具有如此高尚的氣質的人竟然會犯下如此下賤的罪惡而感到遺憾。
戰爭是一個獲得和履行這種高尚行為的大學校。死亡，如同我們常說的那樣，是恐怖之王。一個戰勝了對死亡的恐懼的人在麵臨其他任何自然災難時都不會喪失理智。在戰爭中人們逐漸熟悉了死亡，因而他必然也就不會再有意誌薄弱和沒有經曆過死亡的人們對它所抱有的那種迷信的恐懼。他們把死亡僅僅是視做生命的喪失，就如同生命可以是願望的對象一樣，死亡不過是厭惡的對象。同時他們也從經驗中懂得許多看似很大的危險有時並不真是它們顯得的那麼可怕，而且隻要勇敢、主動和不驚慌失措他就常時可以從最初看來無望逃脫的困境中體麵地解脫出來。從而對死亡的懼怕大大地減少，而從死亡中逃脫的信心或希望大大增加。他們學會了勇敢地麵對危險，他們不再那麼害怕逃脫不出去，當他們處於危難之中時也不那麼易於喪失理智。正是對危險和死亡的這種習慣性的蔑視使得當兵的職業崇高了起來，並且在人類的自然領悟中賦予這種職業一種高於其他任何職業的地位和尊嚴。在他們為國家服役的期間他們熟練地和成功地履行其職責似乎構成了在所有時代人們喜愛的英雄的品質中最卓越的特征。
偉大的戰功，盡管在取得時與正義的所有原則相違背，而且缺乏對人道的尊重，但有時卻會引起我們的興趣，為那些贏得那個戰功的人博得某種程度的某種尊敬。我們懷著某種崇敬和欽佩閱讀著一些最不可取的人的曆史，因為他們在追逐最罪惡的目的時經受了比一般曆史課程所描述的更大的艱難苦楚，克服了更大的困難，遭遇了更大的危險。
對憤怒的控製在許多場合顯得與控製懼怕同樣的高尚和崇高。恰當地表現正當的義憤構成了古今雄辯中許多最輝煌和最值得讚美的篇章。古希臘德狄摩杼尼痛斥馬其頓國王菲力普二世的演說，古羅馬西塞羅控告喀提林克徒的演說，它們的全部美就在於表達這種激情時所表現出的恰到好處的高尚。但是這種正當的義憤並不是別的，隻不過是被控製了的，而且調節到了公正的旁觀者所能理解和接受的程度的憤怒。超過了這個限度的怒氣衝天大吵大鬧的怒氣總是可憎和令人不快的，而且使我們感興趣的不是那個發怒的人，而是他發怒的對象。在許多場合寬恕所表現出的高尚顯得還高於完全得體的憤恨。當冒犯的一方已經作出了適當的認錯時，或者即使沒有這種認錯，當公共的利益要求不共戴天的敵人也應聯合起來以履行某種重要的職責時，那個能夠不計前嫌而滿懷信任和熱情地對待曾經嚴重地傷害過他的人看來最值得我們的欽佩。
然而，對憤怒的控製並不總是能表現得如此絢麗。懼怕與憤怒相反，而且常常是抑製憤怒的動機，在這種情況下動機的卑鄙也就衝掉了這種抑製的一切崇高性。憤怒慫恿人們攻擊對方，而縱容它有時似乎表現出了某種勇氣和無所畏懼。然而，縱容憤怒有時是愛虛榮的表現，而縱容懼怕卻從來不是愛虛榮。愛好虛榮和軟弱的人在他們的下級或不敢反對他們的人中間常常裝得十分慷慨激昂，而且自以為他們這樣做顯示出了他們所謂的氣魄。一個暴徒可以講出許多有關他自己的橫蠻無理的故事，而且那些都不是真實的，他以為因此他至少可以使人感到可怕，如果不是更加可親和可敬的話。現代的風尚由於鼓勵決鬥，可以說在某些情況下是慫恿個人報仇，而且在當今它因懼怕而使得抑製憤怒變得比它本來的更為可鄙。在對懼怕的控製中總是有某種尊嚴的東西，不論這種控製是以什麼樣的動機為基礎。而對發怒的控製則不是這樣的了。除非這種控製是完全建立在體麵、尊嚴和適當的基礎上，否則它永遠也不會是完全令人愉快的。
按照謹慎、正義和恰當的仁慈的命令行事，在沒有什麼誘惑要求我們去相反地做的場合，似乎並沒有什麼大的功勞。但是處在最危險和最困難的境地中冷靜行事，不顧引誘我們去違反正義的準則可能獲得的最大的利益，也不顧我們不去違反這些準則可能遭受的重大傷害，絕不容許我們生性的仁慈由於個別可能曾經受過我們的仁慈的人的狠毒和忘恩負義而受到抑製或挫折，仍然虔誠地奉行正義的準則是最高貴的智慧和高尚道德的品質。自我控製不僅本身是一種偉大的美德，而且所有其他美德的光輝似乎也都是淵源於它。
對恐懼的控製，對怒氣的控製都是偉大和高尚的力量。當它們聽從正義和仁慈時，它們不僅是偉大的美德，而且增加了其他那些美德的光華。雖然，它們有時可能是受到極其不同的動機的驅使，而且在這種場合雖然它們仍然是偉大和可敬的，它們卻可能是極端危險的力量。最無畏的勇猛可能被用於最不正義的事。
在巨大的挑釁中，表麵的心平氣和有時可能掩蓋著最堅決和最殘忍的複仇的決心。進行這種掩飾所必須的精神力量雖然總是而且必然要受到虛偽的卑鄙所玷汙，卻常時受到許多對此不持鄙視的看法的人的高度的讚揚。梅迪契家族的凱瑟琳的這種掩飾常時受到學識淵博的曆史學家達維拉的讚頌，迪格比勳爵以及其後的布裏斯托爾伯爵的掩飾受到了嚴肅、認真的克拉倫登勳爵的讚頌，沙夫茨伯裏家最老的伯爵阿斯雷的掩飾受到了有見識的洛克先生的讚頌。甚至西塞羅似乎也把這種欺詐的品質雖不視做最高貴的品質，但卻把它視做一種適合於某種靈活性的生活方式的品質。他認為不管怎樣總的來講，這種掩飾可能還是令人愉快和受人尊敬的。他以荷馬的尤利西斯、雅典的地來斯托克利、斯巴達的萊山得以及羅馬的馬庫斯·克拉蘇等人的品質作為例子。陰暗而隱藏得很深的這種欺騙通常都出現在國內動亂的時期，處於黨派的暴力鬥爭和內戰的時期。當法律在很大程度上變得不起作用的時候，當清白無辜的人本身不能保障自身的安全時，自衛會迫使較大部分的人去求助於各種手法表麵上迎合當時得勢的政黨。這種虛偽的品質也常常伴有最冷靜和最堅決的勇氣。恰當地運用那種虛偽就必須要以那種勇氣為先決條件，宛如死亡通常是檢測的某種結果。它也可以毫無偏袒地用來擴大或縮小敵對派別間的強烈的敵意，因為正是那些敵意使得人們有必要去裝出那種虛偽。它雖然有時可能是有用的，至少它同樣易於成為極端有害的。
對強烈和狂暴程度較輕的一些激情的控製看來就遠沒有那樣易於被濫用來為有害的目的服務了。節製、體麵、謙虛和溫和總是可愛的，而且不可能用於任何不好的用途。正是由於堅持不懈地比較從容地運用了自我控製，可愛的美德純潔，令人尊敬的美德勤勞和儉節，它們都從那裏獲得了伴隨它們的樸素的光彩。那些滿足於在私人的和平生活中謙卑小徑上行走的人，他們的行為從同一原則獲得了屬於它的大部分的美和魅力。這種美和魅力雖然遠不那麼光彩奪目，但它卻與英雄、政治家或立法家的更加壯麗的行為所伴隨的美和魅力同樣令人可愛。
在對有關自我控製的性質這個問題的幾個不同方麵作了上述論述之後，我認為已沒有必要再對那些美德作任何進一步的討論了。現在我隻講述適度的臨界點，即一個公正的旁觀者對任何激情表示讚同的程度，它因激情不同而不同。某些激情的過度沒有不足那麼令人不快，這類激情的適度的臨界點似乎處於高位，可以說它更靠近過度，而不是更靠近不足；而有些激情的不足又沒有過度那麼令人不快，而這類激情的臨界點似乎處於低位，可以說它是更靠近不足，而不是更靠近過度。前者是旁觀者最傾向於同情的，而後者則是旁觀者最不傾向於同情的。前者是這樣一些激情，對它們的直接感受或感覺令當事人感到愉快。後者則是這樣一些激情，對它們的感受或感覺使當事人感到不快。可以得出這樣一條一般準則，那就是旁觀者最傾向於同情的，而且由於上述原因，其適度的臨界點可能處於高位的激情，它們使直接感受或感覺的當事人多少感到一點愉快；相反，旁觀者最不傾向於同情，而且由於上述原因其適度的臨界點可以說是處於低位的激情，它們使直接感受或感覺的當事人多少感到不快，甚或痛苦。據我所能作出的觀察，還沒有發現過一個例外的例子。隨便舉少數幾個例子就可以充分說明它，並顯示其正確。
那些傾向於把社會中的人團結起來的感情：仁慈、仁愛、自然感情、友誼、尊敬有時都可能過分。不過，即使這種傾向有些過度也使人變得為每個人所喜歡。我們雖然責備這種過分，我們仍然對它抱以同情，甚至抱以仁愛，而從來不會對它懷有厭惡。
我們更多的是為它感到抱歉，而不是憤怒。對於那個人本身來說，甚至放縱這樣的感情在許多場合都不僅是令人愉快的，而且是一種極大的快樂。誠然，在有些場合，特別是這種過分的感情用在一些極不值得的對象的身上時，這種情況也常有，它會使當事人麵臨十分尷尬和苦惱的境地。不過，即或是在這類場合一個心地善良的人也會對他表示最深切的同情，而對那些對他的軟弱和輕率裝出一副鄙視的樣子的人感到極大的氣憤。相反，缺少這種傾向，即所謂鐵石心腸，當它使人對別人的感受和痛苦麻木不仁時，它使別人對他同樣麻木不仁，而且通過把他排斥在世人的友誼之外，也就把他排斥在社會上所有的樂趣中最美好和最舒適的樂事之外了。
那些傾向於把人們相互驅散以及好像是傾向於打破人類社會的束縛的感情：怒氣、仇恨、妒忌、惡意、報複——相反它們的過分比不足更易使人感到不快。這種過分使人在自己的思想上變得肮髒和可憐，並且使他成為別人憎恨，有時甚至是恐懼的對象。這種感情的不足卻反而很少受到過埋怨。不過，它可能是一種缺陷。因為缺乏正當的義憤是男子氣概中最可怕的一個缺陷，而且在許多場合它使一個人沒有保護自己或他的朋友免遭侮辱和侵害的能力。不過義憤這一本性也可能是有缺陷的。如果是過度了和用在了不適當的地方也會構成可惡和可憎的妒忌。妒忌是一種用懷有惡意的厭惡來看待別人的優勢的激情，哪怕是他們確實是有資格擁有那種優勢。不過，一個在重大的事情上順從地容忍沒有資格享有某種優勢的人淩駕於自己之上，或居於自己之前的人通常被公正的譴責為沒有骨氣的小人。這種軟弱通常起源於怠惰，有時是源於善良的天性，源於不愛爭鬥，不愛奔波和求人，而有時也源於對寬宏大量的某種誤解，以為寬大總是能夠蔑視他當時所蔑視的利益，所以就輕易地放棄了它。不過，這種軟弱通常總是會帶來許多的遺憾和悔恨。而且開始時所表現的某種寬宏大量常常在末尾時變成了極為惡毒的妒忌，變成了對那種優勢的仇恨；而那些一旦獲得了那種優勢的人由於環境既然使他們獲得了它，常常也就真正地變成了有資格享有了它。為了在這個世上舒舒服服地生活，在任何場合都必須像捍衛我們的生命和財產一樣捍衛我們的尊嚴和地位。
我們對個人危險和災難的敏感就像對個人遭遇挑釁的敏感一樣常容易由於其過分而不是不足而犯錯誤。沒有什麼品質比膽小鬼的品質更可鄙的了，也沒有什麼品質比一個敢於無所畏懼麵對死亡，在最可怕的險境中能夠保持鎮靜和沉著的人的品質更值得讚美的了。我們尊敬以男子氣概和堅強忍受疼痛甚至折磨的人，我們不能尊重在疼痛和折磨麵前失魂落魄，聽任自己無用的叫喊和婦人氣的慟哭的人。對每一個細小的不正當事件感到特別敏感的煩躁不安的脾性可使一個人自身變得可憐，而且惹人生氣。不為日常生活中的任何小小的傷害或不幸事件所幹擾的冷靜的脾性在侵襲世界的自然的和道德上的邪惡中，能做到心中有數，而且甘願承受一切痛苦，這對那個具有這種脾性的人本人是一種幸福，同時也給他的所有夥伴一種輕鬆自在和安全感。
不過，我們對我們自己所受的傷害和我們自己的不幸的敏感雖然通常是很強烈，但同樣也可以是很微弱。一個對其自身的不幸感覺很遲鈍的人，必然對別人的不幸總是更加遲鈍，而且更不熱心去緩解別人的痛苦。一個對其自身所遭受的傷害不抱什麼怨恨的人必然對別人所遭受的傷害也總是更少放在心上，因而也就更不大會樂意去保護他們或為他們報仇了。對人類生活中的大事全然麻木不仁，必然會熄滅構成美德的精髓的我們對自身行為的得體所持有的強烈而誠摯的關切。當我們對自身的行為會產生什麼樣的結果漠不關心的時候，我們就會根本不操心我們自身行為的得體與否。一個能感受到他所遭受到的災難的全部不幸的人，一個能感受到對他所施的不公的全部卑鄙，而又更加強烈地感受到他的人格的尊嚴對其自身的要求的人，一個不聽任自己由其所處境地可能自然激發的任性的激情所擺布，而根據居住在其內心的那個半神半人的命令和許可的節製了的和糾正了的情緒來控製其全部活動和行為的人——才是真正具有高尚道德的人，才是熱愛、敬重和欽佩的真正的和恰當的對象。麻木不仁和那種高尚的堅定，那種植根於尊嚴和適度的崇高的自我控製遠不是全然相同的東西，後者的功勞在許多情況下根據前者所占的比重的大小可能完全被勾銷。
雖然，對於個人所受的傷害，個人的危險和不幸完全缺乏一點敏感在這類情況下會把自我控製的全部功勞一筆勾銷，不過，敏感很容易變得過於敏銳，而且常常是如此。當適度感，當內心那位法官的權威能夠控製這個極度的敏感力時，那個權威無疑地必然顯得非常高尚和偉大。但是要做到這種控製可能是非常費力的，它可能要做的是太多太多了。一個人通過巨大的努力可以行為舉止表現得十分完美。但是這兩種天性之間的競賽，內部的爭鬥可能過於激烈不可能全然與內心的平靜和幸福保持一致。造物主賦予了這種過於敏銳的敏感性，而且其過於活躍的感受又還沒有完全被早期的教育和適當的磨練所弄鈍和變得麻木的聰明人將在職責和體麵許可的範圍內回避他不完全能適應的境況。虛弱和嬌嫩的體格使人對疼痛、艱苦和多種肉體上的痛苦過於敏感，這種人不應該不負責任地去從事軍人的職業。一個對於傷害過於敏感的人不應輕率地從事派係的鬥爭，雖然他的體麵感應該是強大得足以控製所有上述情感，但內心的平靜必然總是要在這種鬥爭中遭到破壞，在這種混亂中判斷力總是不可能保持其平常的敏銳和精確。雖然他可能總是想要使行為得體，他卻可能常是行為輕率而魯莽，以致使他在今後的生活中要永遠為之感到羞愧。一定的勇猛、一定的堅強的神經和堅實的體格，不論是先天的還是後天的，對進行巨大的自我控製無疑是最好的準備。
雖然戰爭和派係鬥爭是把每個人塑造成性格堅強和堅貞不屈的最好的學校，雖然它們是醫治一個人相反的弱點的最好的藥物；然而，如果考驗的日子在他完全學完他的課程之前來到了，在那個藥物還未來得及產生適當的效果之前來到了，其結果可能就不會是令人愉快的了。
我們對人類生活中的歡快、娛樂和享受的敏感同樣可以因其過度或不足而做錯事。不過，這兩者的過分看來要比不足還是令人愉快一點。對於旁觀者和當事人來說，對歡樂的強烈喜好肯定比對娛樂和消遣的冷漠更討人喜歡。我們陶醉於青年時期的歡樂，甚至童年的嬉戲，但是我們常常很快就會對伴隨老年而來的那種單調而無味的莊重感到厭倦。誠然，當這個喜好沒有適度感的抑製，當它與時間和地點，與當事人的年齡或處境不相適應時，當它得到放縱，當事人就會忘卻自己的利益或職責時，這時這個喜好就會被正確地指責為對個人和社會都是有些過分和有害的了。不過，在絕大部分的這類場合人們指責的主要的不是對歡樂的強烈的喜好，而是對適度感和責任感的不強。一個年輕人對適合於其年齡的消遣和娛樂不感興趣，整天談論的隻是他的書本或工作，就會被人認為刻板和迂腐而為人所厭惡。而且我們也不會因為他不放縱自己（因為他對那些消遣似乎本來就沒有什麼愛好）而稱讚他。
自我評價的本性可以是很高，同樣也可以是很低。高估自己是如此地令人愉快，而低估自己又是如此地令人不快。對一個人來說，毫無疑問某種程度的過高估計自己必然要比任何程度的過低估計自己要令人愉快得多。但是對那個公正的旁觀者來說，他就可能認為事情正好相反；對他來說估計偏低必然總是比偏高來得令人愉快些。而在我們的同伴們中，毫無疑問我們更多抱怨的是他們對自己的估計偏高了，而不是偏低了。當他們自認為高於我們，或者把自己擺在我們的上麵，這時他們的自我評價就傷害了我們的自我評價。我們的自尊心和虛榮心就會慫恿我們去指責他們的自尊心和虛榮心，這時我們就再也不可能是他們行為的公正的旁觀者。不過，當這些夥伴們容忍任何一個第三者裝模作樣自認為他比他們具有某種實際上他並不具有的優勢時，這時我們就不僅會責備他們並且常時還會把他們當做卑鄙的小人而加以鄙視。相反，當他們與其他人在一起時自己拚命往前擠，並爬上一個我們認為與其功勞不相稱的高位時，我們雖然不完全讚同他們的行為，但總的來說，我們常時還是高興的；而且在不存在妒忌的場合，我們對於他們所感到的不快通常總要大大地小於如果他們容忍自己下降到他們應有的正當地位以下時，我們所感到的那種不快。
在評估我們的功績和評判我們的品質與行為方麵存在著兩種我們必然要與之相比的不同的標準。一種是一個十分得體和完美的標準，它是我們每個人都能理解的一種觀念。一種是世人通常可以達到的、接近的那個觀念的標準，也是我們大部分的朋友、夥伴和我們的對手和競爭者可能實際上已經達到的那個標準。在評判我們自己時，我們通常（我甚至要說，我們從來就是）多少要考慮到這兩個不同的標準。但是不同的人，甚至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期對這兩種標準所給予的關注卻是非常不同的。因而有時主要考慮的是這一個，時而又是那一個。
當我們對照第一項標準時，即使是我們中最聰明和最優秀的人物在其自身的品質和行為中看到的也隻會是弱點和不完善之處，找不出什麼可以驕傲自大和自以為是的理由，相反而隻會發現許多需要我們謙虛、遺憾和懊悔的地方。當我們對照第二項標準時，我們可能一會兒受到這種影響一會兒受到另一種影響，忽兒感覺到我們自己確實高於與之相比的標準，忽兒感覺到我們自己確實低於與之相比的標準。
一個聰明和具有高尚道德的人把他們的主要關注投放在第一項標準的十分得體和完美的概念上。每個人的頭腦中都存在著一個這種概念，它是從長期對自己和別人的品質和行為的觀察中逐漸形成的。它是我們心中的那個偉大的半神半人，我們行為的偉大法官和仲裁所進行的緩慢、漸進而又不斷取得進展的工作。根據每個人的感受力的細膩和敏銳的程度（因為那些觀察是用那種感受力來進行的），同時也根據在進行那些觀察時每個人所投入的關切和注意力，每個人在自己的頭腦中都或多或少準確地描繪出了這個概念，或多或少正確地描繪出了它的色彩，或多或少並且準確地想像出了它的輪廓。在聰明和具有高尚道德的人身上那些觀察是用最敏銳和最細膩的敏感完成的，而且在進行觀察的過程中也是全神貫注的。每天都有某一特征得到改進，每天都有某一瑕疵得到改正。他比其他的人對這個概念研究得更多，他對這個概念理解得更清晰，他對它形成了一個正確得多的形象，同時也對其高雅和非凡的美迷戀得更深。他盡其所能竭力使其自身的品質與那個完美的原型相似。他仿佛在臨摹一個非凡的畫家的作品，然而那幅作品是不可能臨摹得一模一樣的。他感覺他雖然盡了最大的努力卻沒有獲得完全的成功，而且他傷心和苦惱地發現在許多的特征上凡人的版本都遠不如那個神的原著。他滿懷憂慮和羞辱回憶起由於疏忽大意，由於缺乏判斷和心情不好經常在言行上、行為和談話中違反了完全得體的絕對準則，遠遠地偏離了他想使自己的品質和行為仿效的那個模式。這樣，當他把他們的關注傾注在第二項標準時，傾注在他的朋友們和夥伴們通常所達到那種卓越的程度時，確實他可能感到自己具有一種優越感。不過，由於他的主要的關注一直是傾注在第一項標準上，他在通過與前一標準的對照上所感到的自卑必然遠遠超過在與後一標準對照時所能感受到的喜悅和得意。因而，他從來也沒揚揚得意，傲慢地看不起甚至確實是低於他的人。他是如此深刻地感覺到自己的不完美，他是如此深刻地了解要達到他遠沒有達到的完美的困難；因而他不能鄙視還遠不如他完美的人。他從不侮辱他們的卑下，而是抱著一種最寬容的同情來看待他們的卑下，而且時刻總想以自己的勸告和榜樣促進他們的進一步的完善。如果在某一方麵他們偶爾勝過了他，（因為誰能夠如此完美以致在許多方麵都不會有許多人勝過自己呢？）他決不去妒忌他們的長處，他知道要超過是何等的困難，他尊重和尊敬他們的過人之處，並充分給它以應有的讚許。總而言之，這一切都給他的心靈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全部行為和舉止清晰地留下了真誠的謙虛的品質的烙印，對自己的長處有一個非常謙虛的評價，同時對別人的長處有一個充分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