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講 知 人
作為欣賞對象的詩詞作品，並不是一個簡單的係統，而具有多層次結構。欣賞活動也不是一個單一的心理過程，它是分步驟而完成的。首先是形式的把握和形象的感受，其次是內容的理解，進而是意蘊的探求。如果說識字功夫屬第一步的話，那麼，進一步理解內容，便離不開知人論世。總之，它們都是探求作品意蘊所必要的準備階段。
知人論世雖然緊密關聯，但仍可析為二事。本章先說知人。
1.不知其人可乎
《孟子·萬章下》雲：“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對這個問題，不同的文學研究派別有不同的回答。
文學創作與欣賞，存在作者、作品、讀者三大要素。三者都可以作為研究的本位。根據研究對象擇重點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學研究派別和方法。持作家本位的實證主義批評，將文學研究等同於考據，著重對作品產生的背景的探究；持作品本位的結構主義和形式主義批評，則著重對作品的語言結構的探究；而持讀者本位的接受美學理論，強調作品的未定性，更多著重於作品的功能的研究。各種方法站在自己的立場上，都有理有效。但如果各執一偏，相互排斥，那顯然與係統論的方法相違背。在“知人”這個問題上，盡管不同的文學研究派別看法不一樣，但在實際欣賞活動中，“知人”構成一種欣賞的前提條件，是無法否認的。當然，文學作品情況千差萬別，很難執一而論。“知人”的必要程度，也應視具體對象而定。
“詩言誌”（《尚書·堯典》），“在心為誌，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毛詩序》），很早人們就認識到詩歌這種體裁，是以表現或抒情為特征的。在我國古代詩詞中，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多為詩人自我形象，或間接地、或多或少地帶有詩人的影子。“不知其人可乎”這個問題，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不僅我國傳統的文藝批評一向重視“知人”，西方的文藝批評幾乎也不謀而合。如近代法國文論家申徒白吾便以為研究作品應當先從作者的人格、狀態、遺傳、境遇、生涯諸方麵著手，通過這“媒層”，方可洞悉作品的意蘊。唯西方現代新批評派反對這種方法，認為作者生平事跡除了幫助我們了解某些用詞含義和私人生活的影射，沒更多的用處。比如大談濟慈如何在花園裏聽到夜鶯的歌聲，與我們評價《夜鶯頌》這首詩實在無甚相幹。（參趙毅衡《新批評——一種獨特的形式主義文論》）這種反對意見雖然確實刺中了某些考據成癖或為考據而考據的文藝批評的痛處，卻有較大片麵性。因為即便都是詩歌，其表現形態也有千差萬別，不可執一而論。
就某些抒發常人較普遍情感的詩作如李白《靜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或具有較明顯的象征意義的詩作如王之渙（一作朱斌）《登鸛雀樓》：“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裏目，更上一層樓。”不了解作者生平的確無妨於欣賞。然而更多的情況則是詩人的創作具有某種特定環境、特定的人事關係，抒發一種特殊的思想感情，詩作具有藝術個性。因此，如果讀者對作家生平一無所知，對於創作的背景一無所知，那麼他對於這一作為個體創作的精神產品，很可能是一知半解，甚至於產生誤會。倘使他仍對此津津樂道，便成一則笑話所說的瞎子品味魚湯，而不知魚尚未丟進鍋內。青年朋友未具“知人”之明而誤會古代詩詞的例子所在皆有，似不必小題大做，多加揶揄。然而名家忽略了知人說詩，鬧出笑話來，那影響就不一樣了。李白、杜甫兩大詩人交誼甚厚，頗有詩歌往還，這在今天稍有文學史知識的讀者也有所了解。因為杜年輩晚於李，故杜贈李之詩作尤多，如《與李十二白同尋範十隱君》《贈李白》，金聖歎在他的名著《杜詩解》中解道：
眠何必共被？行何必攜手？此殆言己（杜甫）無日無夜不教侯（李白）作詩。讀他日“重與細論”之句，蓋先生之教之，不信然哉！
讀“飛揚跋扈”之句，辜負“入門高興”、“侍立小童”二語不少。先生不惜苦口，再三教戒，見前輩交道如此之厚也。
金聖歎居然不知李、杜年輩之少長，也太不可思議。其誤會或許由誤解杜甫“不見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不見》）二語而來。然古人稱呼“生”亦有“先生”的意思，與稱呼年輕人為“生”，不能混為一談。忽略知人論世，而一味主觀會意，忽略考據而欲闡發義理之精微，就難免說錯話。
2.風格即其人
聞一多論唐詩頗有妙語，如說：“淡到看不見詩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詩，不，說是孟浩然的詩，倒不如說是詩的孟浩然，更為準確。”（《孟浩然》）詩如其人，雖然在孟浩然表現尤為突出，卻也是一種普遍的規律。因為文學創作是個體的創作，作品貴有個性，玩味詩詞，關鍵之一也在尋繹其藝術個性。“風格即其人”，藝術個性又關乎作家的性分學養。“不有屈原，豈見離騷。”（劉勰）所以要讀《離騷》，必須先讀屈原傳記，知道他的人生見解，兩度流放政治經曆，與其內心的深刻矛盾。有了這些知識準備，這篇光彩陸離的長詩，也就不難入門了。如能解乎此，昔人名作在我們讀來必更賞心悅目。
熟知詩人的生活環境，對於解詩有莫大幫助。古往今來那些大自然的偉大歌手，往往得故鄉山水形勝之助。英國的華茲華斯的家鄉，便是著名的風景區，以至於有人認為不親見華氏故鄉之湖山，便不能徹底了解何以會產生這樣一位詩人，也很難徹底明了他的寫景詩的深邃意蘊。同樣，讀者如果對“山水觀形勝，襄陽美會稽”有比較真切的體認，他便能更為領會孟浩然其人與其詩。如果讀者不僅了解襄陽的自然景觀，而且了解襄陽的人文環境，那麼他的領會便會更加親切更加深入。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
江山留勝跡，我輩複登臨。
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
羊公碑尚在，讀罷淚沾巾。（《與諸子登峴山》）
隻要知道孟浩然早年的生活環境，便不難察覺生在奮發有為的時代，而又深戀著隱逸之趣的詩人的靈魂的騷動與困惑。
李清照生長於濟南（今屬山東），故居在柳絮泉旁，今歸趵突泉公園，有紀念堂。濟南古稱曆城，自古就是一個泉流滿地、風景如畫、人文薈萃的所在。女詞人的靈性不但來自天賦，也來自地賦。其次，她幸運地生在北宋時代，比朱熹年長四十六歲，那時女性還沒有太多的壓抑。與蔡文姬一樣，她出生在學者家庭，又是獨生女兒，得以受到充分文化教育。因而李清照早年作詞，主要取材於其感情生活及對大自然的喜愛，或表現少女少婦對愛的憧憬和戀愛的陶醉，很是放得開，至如“絳綃縷薄冰肌瑩，雪膩酥香，笑語檀郎，今夜紗廚枕簟涼。”（《采桑子》）時人謂其“作長短句能曲盡人意，輕巧尖新，姿態百出，閭巷荒淫之語，肆意落筆，自古縉紳之家，能文婦女，未見如此無顧藉也。”（王灼《碧雞漫誌》卷二）而其才華也頗受丈夫趙明誠的敬重。故其少作中雖然也有孤獨的煩惱，離別的感傷，其實是“少年不識愁滋味”（辛棄疾《醜奴兒》）的。
靖康之難的到來，李清照的命運發生了急劇變化，她遭遇了喪夫之痛；接下來，眼睜睜看著耗盡半生心血收集的大量文物被丟、被燒、被搶、被盜；同時，滿懷恐懼地承受著政治流言的壓力；後來是再婚和離異，其間還有家庭暴力的滋擾，弄得聲名狼藉，疲不可支。你須知女詞人生平前後生活狀況的巨大反差，才能設身處地地體會諸如“如今憔悴，風鬟霧鬢，怕見夜間出去。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永遇樂》）“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聲聲慢》）一類名句內涵的沉重。
每一個詩人都具有特殊的個性，每一個詩人都有其獨特的魅力。認識一個詩人的個性和特殊魅力，對於解讀他的作品是大有幫助的。
不妨以宋代的蘇東坡為例，具體談談這個問題。作為一個極具人格魅力的大家，蘇東坡的魅力大致來自四個方麵：
其一，在政治上，蘇東坡是一個原則性很強，不肯偷合取容的人。他從青年時代就銳敏地感覺到宋朝百年無事背後的危機，主張改革。從他後來在地方官任上所表現的施政才能看，如果擔任執政大臣，也應是有所作為的。不幸的是，在北宋激烈的新舊黨爭中，他獨持政見，前不合於王安石，後不合於司馬光，不肯作政治投機，因而始終未能走出這兩大人物的陰影，所謂“既生瑜，何生亮”，也是無奈。
其二，在生活上，蘇東坡是一個親和力很強，富於情調的人。“蘇子瞻泛愛天下士，無賢不肖歡如也。嚐言：‘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養濟院）乞兒。’”（《悅生隨鈔》）如生今世，可為“愛心大使”。他的朋友很多，品類不一，不管什麼人，都和他談得來。“東坡平生不耽女色，而亦與妓遊。凡待過客，非其人，則盛女妓絲竹之聲，終日不輟，有數日不接一談，而過客私謂待己之厚。有佳客至，則屏妓銜杯，坐談累夕。”（《茶餘客話》）也就是說，東坡待客，非其人，則請“三陪”；遇可人，則自己陪。而皆大歡喜。他談吐詼諧，喜歡打趣人。有人以詠竹詩請教於他，有“葉垂千口劍，幹聳萬條槍”，東坡大笑道：“詩雖好，可惜十根竹竿，隻挑得一個葉兒。”解詩本來無須數學，但用刀劍形竹，實在太煞風景，不妨指其一端，反過來煞煞風景，極具機鋒。他的政治生涯相當坎坷，但心態平和，閱曆豐富，精神充實，感覺快活。無論環境多麼險惡，總是持審美觀照的態度來玩味生活，修煉到寵辱不驚的境界，頗得力於佛學與《莊子》。
其三，在文藝上，蘇東坡是一個天才，一個無所不通的人。古代笑話說，明代有個叫陸宅之的，“每語人曰：‘吾甚愛東坡。’或問曰：‘東坡有文、有賦、有詩、有字、有東坡巾，君所愛何居？’陸曰：‘吾甚愛一味東坡肉。’聞者大笑”（浮白齋主人《雅謔》）。其實陸宅之的話也不大錯，因為蘇東坡本人正是一個美食家。
其四，在事務上，蘇東坡是一個實幹家，一個政績卓著的人。他一生中在京為官時間累計不過十年左右，大部分時間是在外地任職。他的為官生涯充滿務實的精神，在處理實際事務中，他是一個很有本領的人，辦了不少有益於人民的興利除弊的事，他在各地都重視興修水利，組織過各類救災和賑濟工作。在從事公益事業和政績卓著這一點上，李、杜都不能與蘇東坡相比，他們固然是沒有機會，不過，假使有了機會，是否有處理實際事務的才幹和耐心，也還是未知數。總之，蘇東坡的為人，既有極其實際的一麵，又有非常超脫的一麵；既有十分認真的一麵，又有十分隨和的一麵，而在這種矛盾的統一中，表現出他不同尋常的魅力。
了解詩人的生平事跡，常能使讀者體會到其詩作的味外味。因為你知道了東坡平生經曆，樂觀堅忍的稟性，及其所受禪宗思想的影響，所以你能充分玩味其詩詞中表現的那一分性情與學養。“我本無家更安往，故鄉無此好湖山。”（《望湖樓醉書》）這是熙寧五年（1072）在杭州所作。“自笑平生為口忙，老來事業轉荒唐。長江繞郭知魚美，好竹連山覺筍香。逐客何妨員外置，詩人例作水曹郎。”（《初到黃州》）這是元豐二年（1079）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黃州團練副使時所作。（按：梁代何遜、唐代張籍、北宋孟賓於皆做過水部郎官，詩人引以解嘲。）“羅浮山下四時春，盧橘楊梅次第新。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食荔枝》）這是紹聖二年（1095）謫貶嶺南所作。“為報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鍾。”（《縱筆》）這是紹聖元年（1094）惠州所作。——鍾聲與春睡何關，而加關聯，且曰“輕打”，恐驚夢，何等體貼人情。據說為了這首詩，他又付出過一定代價：時相“章子厚（惇）曰：‘蘇子瞻尚爾快活’，乃貶昌化（海南）”。（王文誥《蘇詩話》引《輿地廣記》）“九死南中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這是元符三年（1100）渡瓊州海峽時所作。讀者仍然可以從中辨認出那個逆來順受、樂觀曠達的主人公的形象——這便是蘇東坡。
“東坡自海外歸，人問其遷謫艱苦。東坡曰：‘此骨相所招。小時入京師，有相者曰：一雙學士眼，半個配軍頭。異日文章雖當知名，然有遷徙不測之禍。今悉符其語。’”（《瑞檢堂暇錄》）“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係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自題金山畫像》）這是東坡總結一生遭際之作，縱有悲愴，終歸平和。
“天下幾人學杜甫，詩中定合愛陶潛。”（劉東父集東坡詩句）蘇東坡一生得力於陶淵明處甚多。自從漢末天命觀發生動搖，魏晉時代的個性覺醒，走出了舊的悖謬，卻又陷入新的困境。從“十九首”到曹植、阮籍，詩中充滿憂生之嗟，詩人在苦苦思索生命的價值和人生的意義，但走不出人生的苦悶，嚴重的心態失衡困擾著曹植、阮籍乃至左思。陶淵明用他的實踐和詩歌，第一次對這些問題作出了明確的答複，對生命的價值和人生的意義作出了肯定的答案。他從回歸自然，參加勞動，享受親情，從事創作中找到了生命的價值和人生的意義，並提出了他的社會政治理想，以內心的充實與貧乏動亂的現實相對立，找到了心理的平衡。“他是個非常和平的田園詩人。他的態度是不容易學的，他非常之窮，而心裏很平靜，毫不為意，還是‘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這是何等的自然。現在有錢的人在租界裏雇花匠種數十盆菊花，便做詩，叫作‘秋日賞菊效陶彭澤體’，自以為合於淵明的高致，我覺得不大像。”（魯迅《魏晉風度與文章及藥及酒之關係》）
蘇東坡知揚州時曾和陶《飲酒詩》二十首，貶謫嶺南時又和《歸園田居》八十九首。黃庭堅《跋子瞻和陶詩》雲：“子瞻謫嶺南，時宰欲殺之。飽吃惠州飯，細和淵明詩。彭澤千載人，東坡百世士。出處雖不同，風味乃相似。”
假使我們深知詩人之性分，乃至知道其生平交遊，有時便能讀其詩如臨其境，如見其人，如聞其聲，體會到諸多別趣。例如李白詩中有一首流傳極廣，藝術生命經久不衰的小詩——《贈汪倫》：
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
有人評這首詩好在“有真情實感”。殊不知好詩無不具有真情實感，所以不必說；而這首詩突出的成功之處也不在所謂真情實感，而在於一種李白式的特殊風趣，可以說，它在短短四句詩中，活脫脫地畫出了兩個不拘俗套的人。這就需要讀者不但熟知李白，還應知道與此詩直接相關的汪倫其人。
汪倫是唐時涇縣村民，曾以美酒招待李白。袁枚《隨園詩話補遺》載，汪倫曾捎信欺以其方：“先生好遊乎，此地有十裏桃花；先生好飲乎，此地有萬家酒店。”李白欣然而至，他這才說：“桃花者，潭水名也，並無桃花；萬家者，店主人姓萬也，並無萬家酒店。”引得李白大笑，並住了好幾天。這故事不一定真實，但卻很能反映李白與汪倫的性格與交情，不僅僅可助談資。關於《贈汪倫》這首詩，人多樂道其三四句，往往忽略其一二句的風趣和作用。其原因就在於忽略了這兩個“活”人。“李白乘舟將欲行”，就要離開桃花潭，卻不像是要在此告別誰，陶然忘形的他是興盡而返。又從下句的“忽聞”可知，這汪倫的到來是不期而至的。這樣的送別，在前人之作中罕有。
“忽聞岸上踏歌聲”，人未到而聲先達，欲行的李白卻已心知來者是誰，所來何事，手中何所攜了。俗話說：“來得早不如來得巧”，汪倫就是來得巧。以下的事，詩人不再說也不必說，因為讀者可以發揮想象了，那自然是餞別場麵，一個“勸君更盡一杯酒”，另一個則“一杯一杯複一杯”了。不說則妙在省略、含蓄。不辭而別的李白固然落落大方，不講客套；踏歌歡送的汪倫則既熱情，又不流於傷感。短短十四字就寫出兩個樂天派，一對忘形交。這忘形正是至情的一種表現。因而李白不僅以汪倫為故人，而且引為同調，所以他要高度評價汪倫的友情。
三四句以本地風光作譬：“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倫送我情。”以水長比情長，是詩人們常用的比喻；而說水深不及情深，就顯得新穎。所以清人沈德潛讚美說：“若說汪倫比於潭水千尺，便是凡語，妙語隻在一轉換間。”此外，古人寫詩，一般忌諱在詩中直呼姓名，以為無味。而這首詩自呼其名開始，又呼對方之名作結，反而顯得直率、親切和灑脫，很有情味。突破送別詩的感傷格調和傳統手法，此詩正充分表現了李白的藝術個性，從而獲得不朽的藝術魅力。由此例可以看到，知人對於透徹地玩味詩意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
熟知其人，我們還可從一些看似尋常的詩作中發現奇崛與艱辛：
我宿五鬆下，寂寥無所歡。田家秋作苦，鄰女夜舂寒。跪進雕胡飯，月光明素盤。令人慚漂母，三謝不能餐。（《宿五鬆山下荀媼家》）
須知這首貌似無奇的五言詩，是少年時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萬的李白，在晚年時所作。我們不能像論者通常認為的那樣，以為此詩僅僅表現了詩人對勞動人民的感情，那太膚泛了。此詩實際上反映了詩人思想上的巨大轉變。他是深深懂得了“田家秋作苦，鄰女夜舂寒”，因而這位往昔大呼“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的豪放灑脫之士，麵對這樣一餐尋常茶飯，竟深深地羞慚起來，這就令人尤覺感動。杜甫《麗人行》中以較多篇幅描寫了楊氏姊妹在曲江邊上大擺排場，所設的一席考究、豐盛的筵宴，用的是犀箸、水精盤，擺的是紫駝、素鱗及各種山珍海味，令人眼花繚亂。盡管那群貴婦並不能吃（“犀箸厭飫久未下”），但送膳的太監們還忙個不停，從夾道將山珍海味絡繹不絕地送來（“禦廚絡繹送八珍”）……如果讀者知道寫這首詩的人，當時處在“饑餓動即向一旬，鶉衣何啻聯百結”的境地，那麼這段對奢侈的宴席的描寫，讀來豈不更為有味。
運用“知人”的方法讀詩，往往能洞悉詩人用心，從而發微。仍以李白為例，他的《將進酒》在提到“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之後，即說到“陳王”曹植。然而以飲著名的人物甚多，何以隻舉曹植呢？比方說，為什麼不舉耽酒更深，而又著了《酒德論》的劉伶呢？（李賀《將進酒》末尾正是提到他：“勸君終日酩酊醉，酒不到劉伶墳上土。”）隻要知道李白自命不凡，好以管仲、諸葛亮一類高級人物自比（“自言管葛竟誰許”），那麼他在此以政治上自視甚高而備受排斥壓抑的一代詩人與名王的曹子建自喻，也就不足為奇了。於是讀者便從這篇勸酒歌中體味到一種濃鬱的政治憂憤，不至於視為一般的人生感喟了。年輩較李白早，寫出“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永懷愁不寐，鬆月夜窗虛”的詩人孟浩然，雖終生不仕，功名心畢竟很強。李白《贈孟浩然》卻寫道：
吾愛孟夫子，風流天下聞。
紅顏棄軒冕，白首臥鬆雲。
醉月頻中聖，迷花不事君。
高山安可仰，徒此挹清芬。
這首詩似有溢美之嫌。然而讀者隻要知道李白一生嗜酒，愛月，迷花，戲萬乘若僚友，便可知詩中的孟浩然更多地染上了詩人自我色彩，或者說將孟浩然理想化了。
息夫人的故事為唐詩人所樂道：據史載，楚王為擄息媯而滅息國，息媯入楚宮後生二子，卻始終不說話。杜牧《題桃花夫人廟》雲：“至竟息亡緣底事？可憐金穀墜樓人。”強調息夫人屈從的一麵。王維《息夫人》一詩卻雲：“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強調其消極反抗的一麵。有人聯係到王維在作詩三十餘年後，也落到息夫人一樣的命運，在國難中做了叛軍俘虜，盡管心懷舊恩，卻又求死不得，僅能抱著矛盾悲苦的心情苟活下來。則可知其早年詩中同情息夫人，也不完全出於偶然。
如果讀者能像熟悉朋友一樣熟悉詩人，那麼有很多看似奇譎的現象也都不難索解。如李賀，我國詩史上以鬼才著稱的藝術個性相當獨特的詩人，他作詩風格詭奇幽豔，絕類楚騷。與他同時的杜牧就曾以“時花美女”、“牛鬼蛇神”來譬喻他的詩品。有人竟認為他和他的詩歌“不可無一，不可有二”。如果讀者不僅注意到這個詩人的心高命短，而且注意到他曾做過以“掌君臣版位，以奉朝會祭祀之禮”的奉禮郎，仿效《楚辭·九歌》寫過不少神弦曲之類迎送神靈的歌詩這一事實的話，則其詩風的形成也就有以致之，可得而說，而不足深怪了。李賀為奉禮郎，時年二十初過，正是其創作生命的旺盛時期，他的多數名作，都成於此後。在唐代大詩人中，擔任過這種品位不高，職司獨特的人，確乎又是獨一無二的。“風格即其人”，在李賀身上似乎可能得到另一種解釋。
3.雲鬟玉臂也堪師
世間有所謂“就事論事”的辦法，現在就詩論詩，或者也可以說是無礙的罷。不過我總以為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說夢的。（魯迅《題未定草》）
論詩須知人，而知人須顧及作者全人，最好的辦法，除了研究作者傳記，便是了解作家的全部作品（不僅是“全篇”）。否則容易以偏概全，不可能達到真知。以陶淵明為例，如果隻看他有二三十首“飲酒”詩，便斷言他真的是個酒徒；或看他口口聲聲“歸去來兮”，見山愛菊，便以為他渾身靜穆，完全是個隱者，那就不免捫燭扣盤，未喻於日。其實陶淵明本是關心政治，有強烈是非觀感、好惡分明的人，他的詩固有“時鳥變聲喜，良苗懷新穗”（陳毅《吾讀》）的內容，也有金剛怒目式的作品，如詠精衛、刑天、三良、荊軻等。故辛棄疾說他“風流酷似，臥龍諸葛”（《賀新郎》）。此外他還是個好幾個孩子的慈祥的父親和一個毫不乏味的情人，寫過《閑情賦》，19世紀匈牙利裴多菲的著名的情詩“我願意是樹”、“我願意是急流”那種溫柔的想象與手法，在他早已嚐試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