願在衣而為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襟之霄離，怨秋夜之未央。……願在木而為桐，作膝上之鳴琴；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輟音。……
還有他的《責子詩》，是很見作者性情的：
白發被兩鬢，肌膚不複實，雖有五男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懶惰故無匹。阿宣行誌學，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黃庭堅跋：“觀靖節此詩，想見其人，慈祥戲謔可親，俗人便謂淵明諸子皆不肖，而淵明愁歎見於詩耳，所謂癡人前不得說夢也。”說他戲謔，極能了解這詩的意味，又說慈祥，則又將其神氣都揣摸出來了。隻有善於知人，才能神會陶詩。
唐詩人學陶者甚多，成績顯著者莫若王維，他耽好自然，篤愛情親的一麵也頗近淵明。但他那富貴閑人式的生活又使他不全知於陶，特別不能理解《乞食》。那其實是一首很好的詩：
饑來驅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裏，叩門拙言辭。主人解餘意，遺贈豈虛來。談諧終日夕，觴至輒傾杯。情欣新知歡，言詠遂賦詩。感子漂母惠，愧我非韓才。銜戢知何謝，冥報以相貽。
貧士叨擾知己，圖一醉飽，詩人毫不諱言，本色率真，也正見其寧乞食“不為五鬥米折腰”之可貴。王維不能理會，批評道：“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這一輕率的譏議，使後來讀者很不舒服，有人反唇相譏：“此與腐鼠之嚇何異？然萬戶傷心，亦為一慚耳。”（黃廷鵠）而有人聯係淵明當時處境和思想，解道：“愧非韓才，時代將易，英雄無聊。……淮陰能輔漢滅項，乃能報漂母，不然竟漂之恩，亦何由報哉！板蕩陸沉之歎，寄托於此。”（黃文煥《陶詩析義》）淵明作詩時是否有此意識，不得而知。但這樣知人論詩，至少提供了一個新的角度，較王維便深刻得多。
一個活生生的人，其性格是豐富複雜的組合；而一個成熟的詩人，其風格決不單一。對於一個詩人，我們固然應該有大的把握，如杜甫說李白“飛揚跋扈”、自己“沉鬱頓挫”、岑參為“好奇”、孟浩然有“清詩”、王維是“秀句”等，便是如此；同時也應該有完整的觀念，才不至於對詩人有片麵的理解，隔膜的揶揄。即以杜詩而言，那些描敘兵戈亂離，表現憂國憂民，風格沉鬱頓挫的“詩史”式作品，固然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卻也不乏流連光景、憐愛兒女、充滿人情味的篇章，忽略這點亦不足以知杜甫。他的含情脈脈的《月夜》，還有稍涉香豔之句呢：
今夜鄜州月，閨中隻獨看。
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
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
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幹。
金人元好問論詩，貶抑秦觀詩道：“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詩。”清人薛雪持異議，在《一瓢詩話》中寫道：“先生休訕女郎詩，山石拈來壓晚枝。千古杜陵佳句在，雲鬟玉臂也堪師。”其中用作反證的，正是這首著名的情詩。
4.說本事詩
古人作詩填詞，往往有特定的寫作背景，涉及具體的人事關係，知與不知，對於理解欣賞，關係很大。此亦“知人”之重要一端。唐人孟棨有感於此：“抒懷佳作，諷刺雅言，雖著於群書，盈廚溢閣，其間能事興詠，尤能鍾情，不有發揮，孰明厥義？”於是采錄傳聞近是者，編為《本事詩》。所謂本事，也就是關於詩歌寫作緣起的事實或故事。觀孟棨所錄本事，雖事出有因，但已有明顯的加工痕跡，已近小說家言。盡管如此，由於時代較近，知人較真，唐詩人逸事，多賴以存，對於後人理解欣賞有關詩作有不少啟發幫助，故為談藝者所不廢。
孟棨之後，作者蜂起，尤其宋代以下，眾多詩話著作中，專輯詩人本事及包含有較多本事記載者，不可勝數，其中收羅較備較富者，如宋計有功《唐詩紀事》、魏慶之《詩人玉屑》及近人唐圭璋《宋詞紀事》（先此有張宗《詞林紀事》）、王文才《元曲紀事》，均有助知人賞析，極可參考。
除卻專書，其實大量零星本事是散見於史書傳記、野史稗乘及詩人序跋之中的。讀詩者能處處留意相關材料，必多獲弋。如中唐詩人朱慶餘名作：
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
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
這首詩寫閨情，極富生活氣息，詩中新娘婚後第一次拜見公婆前的忐忑不安的心理，被描繪得惟妙惟肖，其人如呼之欲出。但此詩原題為“近試上張水部”，就分明給我們暗示了作詩之本事——原來這是一首科舉考試前的投獻之作。因而其寓意也昭然若揭：“洞房昨夜停紅燭”者，喜舉進士（即被推薦到長安應試）也；“待曉堂前拜舅姑”者，將見主考大人也；“妝罷低聲問夫婿”者，以所作詩文請教於名流也；“畫眉深淺入時無”者，能否獲主司之賞識也。這樣，讀者於讚美作者善寫閨情之外，不是又別有一番會心麼？倘若你能進而找出張水部（張籍）的答詞：“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豔故沉吟。”（《酬朱慶餘》）兩相參讀，不是更為愉快嗎？同樣，如果我們能從《渡漢江》這個詩題，聯想到宋之問身世，知道這乃是他從瀧州貶所逃歸，途經漢江時所作，其實也就發掘出一則本事。於是對“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的心情，也會有更多的體貼同情。
知人論詩，往往有這樣一個心理流程，即：賞詩——知人——賞詩。故善讀詩者往往能從詩的關鍵字句悟到不見文字的作詩本事，窮追不舍，多方證明，從而糾正舊說之誤，或考訂出作品準確的寫作時間。如李白《南陵別兒童入京》一詩，前人多據題中“南陵”（今安徽南陵）二字斷定天寶元年李白遊泰山後攜子女南下，移家南陵，由此入京。但有人注意到“白酒新熟山中歸，黃雞啄黍秋正肥”所述為北方之景，“會稽愚婦輕買臣”所切為任城（今山東濟寧）與劉氏決離之事，認為李白乃由魯入京。於事實有所發明，則此詩讀來尤覺有味。又如《宣州謝朓樓餞別校書叔雲》一詩，向來湊合“餞別”，結合“校書”講者，總覺扡格難通。詹鍈根據較早版本和別的旁證，判斷此詩題應作《陪侍禦叔華登樓歌》，正確地將“蓬萊文章建安骨”一句解作漢代詩文，而與校書郎職司無關。這就辨明此詩本事，是李白贈著名古文家李華，而不是送別李雲的詩篇，一通百通，使得全詩讀來句句落實，語氣飛揚，絕無滯礙，更其賞心悅目。考據先於義理，知人有助賞詩，於此也可以得到佐證。
我國古代文學固然以抒情、表現類文體最發達，但與現代詩歌相比，古代詩歌卻又往往具有較多的敘事、再現成分。這就是說，在再現類文學得到長足發展的同時，以表現為特征的詩歌，其職司也就更加專一；而在再現類文學未獲得充分發展時，詩歌反兼有再現的成分。現代詩歌中的人稱可以失去具體的指稱意義，如《天狗》中“飛奔”、“狂叫”的“我”，讀者不會將它等同於郭沫若本人。而古代詩歌中的人稱則不然，如《羌村》三首、《北征》、《春望》中的“我”，則完全是詩人自己。
詩的觀念也並非一成不變，萬古如斯。正是由於上述緣故，文學史家們常常能根據詩人的作品某些字句加以編年，或作為研究詩人生平的重要材料。而古代詩人的自述或憶昔之作，也便成為我們知人的最好的材料。例如李白《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贈張相鎬》《流夜郎贈辛判官》等詩，杜甫《壯遊》《昔遊》等詩，其中不僅可以看到詩人個人生活，還可看到當時的社會情況，由於是夫子自道，讀來更覺親切。高適《別韋參軍》寫道：
二十解書劍，西遊長安城。舉頭向君門，屈指取公卿。國風衝融邁三五，朝廷禮樂彌環宇。白璧皆言賜近臣，布衣不得幹明主。歸來洛陽無負郭，東過梁宋非吾土。兔苑為農歲不登，雁池垂釣心長苦。……
從此詩我們大體可以了解詩人早年流落不偶的遭逢和心情，從而在讀到他的“拜迎官長心骨碎，鞭撻黎庶令人悲”（《封丘作》）、“戰士軍前半死生，美人帳下猶歌舞”（《燕歌行》）一類同情士卒人民，與岑參尚武好勇的傾向不同的傑作時，也就能知其所以然了。因此，對這類詩作予以充分注意，也是很重要的。如果有人能將古代詩人自述生平的詩篇和詩句加以彙編，以饗讀者，那將是一件很有意義的事。
【賞析示例】
將進酒（唐）李白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複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複來。烹羊宰牛且為樂，會須一飲三百杯。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傾耳聽。鍾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複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鬥酒十千恣歡謔。主人何為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將進酒》原是漢樂府短簫鐃歌的曲調，題目意譯即“勸酒歌”，故古辭有“將進酒，乘大白”雲雲。這首李白“填之以申己意”（蕭士贇《分類補注李太白詩》）的名篇，舊說均以為作於天寶間去朝之後（約752）。據今人考證，李白曾兩入長安，此詩當為開元間一入長安以後（約736）所作。詩人時與友人岑勳在嵩山元丹丘的潁陽山居為客，三人嚐登高飲宴（《酬岑勳見尋就元丹丘對酒相待以詩見招》：“不以千裏遙，命駕來相招。中逢元丹丘，登嶺宴碧霄。對酒忽思我，長嘯臨清飆。”）。人生快事莫若置酒會友，作者又正值“抱用世之才而不遇合”（蕭士贇）之際，於是滿腔不合時宜借酒興詩情，來了一次淋漓盡致的發抒。
詩篇發端就是兩組排比長句，如挾天風海雨向讀者迎麵撲來。“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複回”，潁陽去黃河不遠，登高縱目，故借以起興。黃河源遠流長，落差極大，如從天而降，一瀉千裏，東走大海。如此壯浪景象，定非肉眼可以窮極，作者是想落天外，“自道所得”，語帶誇張。上句寫大河之來，勢不可擋；下句寫大河之去，勢不可回。一漲一消，形成舒卷往複的詠歎味，是短促的單句（如“黃河落天走東海”）所沒有的。蘇東坡《八聲甘州·寄參寥子》開篇道：“有情風萬裏卷潮來，無情送潮歸”，韻度似之。緊接著，“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成雪”，恰似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如果說前二句為空間範疇的誇張，這二句則是時間範疇的誇張。悲歎人生短促，而不直言自傷老大，卻說“高堂明鏡悲白發”，一種搔首顧影、徒呼奈何的情態宛如畫出。將人生由青春至衰老的全過程說成“朝”、“暮”間事，把本來短暫的說得更短暫，與前兩句把本來壯浪的說得更壯浪，是“反向”的誇張。於是，開篇的這組排比長句既有比意——以河水一去不返喻人生易逝，又有反襯作用——以黃河的偉大永恒形出生命的渺小脆弱。這個開端可謂悲感已極，卻不墮纖弱，可說是巨人式的感傷，具有驚心動魄的藝術力量，同時也是由長句排比開篇的氣勢感造成的。這種開篇的手法作者常用，他如：“棄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亂我心者，今日之日多煩憂。”（《宣城謝脁樓餞別校書叔雲》）沈德潛說：“此種格調，太白從心化出”，可見其頗具創造性。此詩兩作“君不見”的呼告（一般樂府詩隻於篇首或篇末偶一用之），又使詩句感情色彩大大增強。詩有所謂大開大闔者，此可謂大開。
“夫天地者，萬物之逆旅也；光陰者，百代之過客也。”（《春夜宴從弟桃李園序》）悲感雖然不免，但悲觀卻非李白性分之所近。在他看來，隻要“人生得意”便無所遺憾，當縱情歡樂。五六兩句便是一個逆轉，由“悲”而翻作“歡”“樂”，從此直到“杯莫停”，詩情漸趨狂放。“人生飄忽百年內，且須酣暢萬古情”（《答王十二寒夜獨酌有懷》）、“人生達命豈暇愁，且飲美酒登高樓”（《梁園吟》），行樂不可無酒，這就入題。但句中未直寫杯中之物，而用“金樽”、“對月”的形象語言出之，不特生動，更將飲酒詩意化了；未直寫應該痛飲狂歡，而以“莫使”、“空”的雙重否定句式代替直陳，語氣更為強調。“人生得意須盡歡”，詩人眼下雖不得意，卻用樂觀好強的口吻肯定人生，肯定自我：“天生我材必有用”，這是一個令人擊節讚歎的句子。“有用”而“必”，一何自信！簡直像是人的價值宣言，而這個人——“我”——是須大寫的。
於此，從貌似消極的現象中露出了深藏其內的一種懷才不遇而又渴望用世的積極的本質內容來。正是“長風破浪會有時”，為什麼不為這樣的未來痛飲高歌呢！破費又算得了什麼——“千金散盡還複來！”這又是一個高度自信的驚人之句，能驅使金錢而不為金錢所使，真足令一切凡夫俗子們咋舌。詩如其人，想詩人“曩者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上安州裴長史書》），是何等豪舉。故此句深蘊在骨子裏的豪情，絕非裝腔作勢者可得其萬一。與此氣派相當，作者描繪了一場盛筵，那決不是“菜要一碟乎，兩碟乎？酒要一壺乎，兩壺乎？”而是整頭整頭地“烹羊宰牛”，不喝上“三百杯”決不甘休。多痛快的筵宴，又是多麼豪壯的詩句！從文學繼承上說，此處與漢樂府《西門行》“釀美酒，炙肥牛。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憂愁。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雲雲，在文辭、內容上有近似處，然而賦予這種愁情以豪放之極的形式，乃是太白獨特之處。
至此，狂放之情趨於高潮，詩的旋律加快。詩人那眼花耳熱的醉態躍然紙上，恍惚使人如聞其高聲勸酒：“岑夫子，丹丘生，將進酒，杯莫停！”幾個短句忽然加入，不但使詩歌節奏富於變化，而且寫來逼肖席上聲口。既是生逢知己，又是酒逢對手，不但“忘形到爾汝”，詩人甚而忘卻是在寫詩，筆下之詩似乎還原為生活，他還要“與君歌一曲，請君為我傾耳聽”。以下八句就是詩中之歌了。這著想奇之又奇，純係神來之筆。
“鍾鼓饌玉”意即富貴生活（《墨子》中說，諸侯欣賞“鍾鼓之樂”，士大夫欣賞“琴瑟之樂”，農夫隻有“瓴缶之樂”，又富貴人家吃飯時鳴鍾列鼎，食物精美如玉），可詩人以為“不足貴”，並放言“但願長醉不複醒”。詩情至此，便分明由狂放轉而為憤激。這裏不僅是酒後吐狂言，而且是酒後吐真言了。以“我”天生有用之才，本當位至卿相，飛黃騰達，然而“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行路難》）。說富貴“不足貴”，乃出於憤慨。以下“古來聖賢皆寂寞”二句亦屬憤語。詩人曾喟歎“自言管葛竟誰許”，所以他說古人“寂寞”，也表現出自己“寂寞”。因此才願長醉不醒了。這裏，詩人已是用古人酒杯，澆自己塊壘了。說到“惟有飲者留其名”，便舉出陳思王曹植作代表。並化用其《名都篇》“歸來宴平樂，美酒鬥十千”之句。古來酒徒曆曆，何以偏舉“陳王”？這與李白一向自命不凡分不開，他心目中樹為榜樣的是謝安之類高級人物，而這類人物中，“陳王”與酒聯係較多，這樣寫便有氣派，與前文極度自信的口吻一貫。再者，“陳王”曹植於丕、睿兩朝備受猜忌，有誌難展，亦激起詩人的同情。一提“古來聖賢”，二提“陳王”曹植，滿紙不平之氣。此詩開始似隻涉人生感慨，而不染政治色彩，其實全篇飽含一種深廣的憂憤和對自我的信念。詩情所以悲而不傷，悲而能壯，即根源於此。
剛露一點深衷，又回到說酒，而且看起來酒興更高。以下詩情再入狂放，而且愈來愈狂。“主人何為言少錢”，既照應“千金散盡”句，又故作跌宕，引出最後一番豪言壯語：即便千金散盡，也當不惜將出名貴寶物——“五花馬”（毛色作五花紋的良馬）、“千金裘”來換取美酒，圖個一醉方休。這結尾之妙，不僅在於“呼兒”、“與爾”，口氣放肆，而且具有一種將賓作主的任誕情態。須知詩人不過是“丹丘生”招飲的客人，此刻卻高踞一席，氣使頤指，提議典裘當馬，慷他人之慨，幾令人不知誰是“主人”誰是客人。快人快語，非不拘形跡的知友至交斷不能語此。詩情至此狂放至極，令人嗟歎詠歌，直欲“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情猶未已，詩已告終，突然又迸出一句“與爾同銷萬古愁”。這句既含“且須酣暢萬古情”的豪意，又關合開篇高堂之“悲”，使“萬古愁”的含義較之“萬古情”更深沉。這“白雲從空，隨風變滅”的一結，顯見詩人奔湧跌宕的感情激流。通觀全篇，真是大開大闔，大起大落，非如椽巨筆不辦。
《將進酒》篇幅不算長，卻五音繁會，氣象不凡。它筆酣墨飽，情極悲憤而作狂放，語極豪縱而又沉著。詩篇具有振動古今的氣勢與力量，這誠然與誇張手法不無關係，比如詩中屢用巨額數目字（“千金”、“三百杯”、“鬥酒十千”、“千金裘”、“萬古愁”等等）表現豪邁的詩情，同時又不給人空洞浮誇感，但其根源還是在它那充實深厚的內在感情，那潛藏在酒話底下如波濤洶湧的鬱怒情緒。“李白的生活充滿了大起大落的變化，他的感情也波瀾起伏，千變萬化。戲劇性的變化和不同尋常的生活，造就了李白的性格，也構成了李白詩歌波瀾起伏的感情基調。”（林庚《唐代四大詩人》）本篇的詩情便是大起大落，忽翕忽張，由悲轉樂、轉狂放、轉憤疾、再轉狂放，最後結穴於“萬古愁”，回應篇首。如大河奔流，有氣勢，亦有曲折，縱橫捭闔，力能扛鼎。其歌中有歌的包孕手法，又有鬼斧神工、“絕去筆墨畦徑”之妙，既非饞刻能學，又非率爾可到。通篇以七言為主，而以三、五、十言句破之，極參差錯落之致；詩句以散行為主，又以短小的對仗語點染（如“岑夫子，丹丘生”、“五花馬，千金裘”），節奏疾徐盡變，奔放而不流易。《唐詩別裁》謂“讀李詩者於雄快之中，得深遠宕逸之神，才是謫仙人麵目”，此篇足以當之。
【按語】
以上分析得力於“知人”。抓住詩人寫作的具體環境和時間，聯係詩人生平和性格，對詩中一些關鍵的、容易為人忽略的字句作了詳析。文中引用林庚語，將詩的寫作特色與詩人生平聯係，指出二者的同構，亦屬此法。
趙將軍歌（唐）岑參
九月天山風似刀，城南獵馬縮寒毛。
將軍縱博場場勝，賭得單於貂鼠袍。
冬日西線無戰事，這首詩寫軍中博戲，卻巧含暗喻。詩中那個稱雄賭場、手氣極佳的將軍，想必在戰場上也運氣不壞。“場場勝”是個雙關語，表麵上是說賭場得意，隱義則是說常勝將軍。賭場上的賭神，好比戰場上的戰神。末句中的“貂鼠袍”最有意味，這是縱博場上用來下注的抵押品，加上“單於”的定語，暗示這是一件戰利品——這正是將軍常勝、大勝的一個物證。
順便說，岑參其人及其邊塞詩的關懷取向，與高適、王昌齡不同。高適是個政治家詩人，關注的是軍中弊端。王昌齡是個人道主義詩人，關注的是士卒疾苦。岑參則是個唯美詩人，從不以功利的、現實的目光去看待邊塞的一切，而是取審美的態度，來歌唱邊塞新鮮的、生氣勃勃的景物、事物、人物。他喜歡邊塞有寫不完的冰川雪海、火山沙漠、烽火殺伐以及比這一切更刺人心腸的悲傷和快樂。岑參喜歡塑造超人，他的同情永遠在強者的一邊——“古來青史誰不見，今見功名勝古人！”
趙將軍正是他喜歡的那一類人，也可以說是他喜歡塑造的那一類人。詩中不寫其沙場英姿，而寫其賭場風采，這是舉重若輕，得絕句法。讀之恍若看見了趙將軍旗開得勝，刀尖上挑著一領單於貂鼠袍還歸軍營的颯爽英姿。其人的英勇善戰，盡在不言之中。這就是絕句側麵微挑，偏師取勝的好處。
李白也有一首以博弈喻戰爭的七絕：“六博爭雄好彩來，金盤一擲萬人開。丈夫賭命報天子，當斬胡頭衣錦歸。”（《送外甥鄭灌從軍》）以博弈喻戰爭，自是妙喻。然而，明喻何如暗喻。“報天子”、“衣錦歸”等等，挑得太明，反覺一覽無餘。單看也不失為一首好詩，但與岑參這首七絕比，就不免相形見絀了。
【按語】
知道了詩人的審美取向，就能感覺到他和筆下人物的息息相通，詩的興會亦出自於此。
致酒行（唐）李賀
零落棲遲一杯酒，主人奉觴客長壽。主父西遊困不歸，家人折斷門前柳。吾聞馬周昔作新豐客，天荒地老無人識。空將箋上兩行書，直犯龍顏請恩澤。我有迷魂招不得，雄雞一聲天下白。少年心事當拿雲，誰念幽寒坐嗚呃。
元和初，李賀帶著剛剛踏進社會的少年熱情，滿懷希望打算迎接進士科考試。不料竟因避父名“晉肅”當諱，被剝奪了考試資格。從此“懷才不遇”成了他作品中的重要主題，他的詩也因而帶有一種哀憤的特色。但這首困居異鄉感遇的《致酒行》，音情高亢，別具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