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前兩句是描寫音樂的境界，後兩句則是議論性抒情，牽涉到當時音樂變革的背景。漢魏六朝南方清樂尚用琴瑟，而到唐代，音樂發生變革，“燕樂”成為一代新聲，樂器則以西域傳入的琵琶為主。“琵琶起舞換新聲”的同時，公眾的欣賞趣味也變了。受人歡迎的是能表達世俗歡快心聲的新樂。穆如鬆風的琴聲雖美，如今畢竟成了“古調”，又有幾人能懷著高雅情致來欣賞呢？言下便流露出曲高和寡的孤獨感。“雖”字轉折，從對琴聲的讚美進入對時尚的感慨。“今人多不彈”的“多”字，更反襯出琴客知音者的稀少。
有人以此二句謂今人好趨時尚不彈古調，意在表現作者的不合時宜，是很對的。劉長卿清才冠世，一生兩遭遷斥，有一肚皮不合時宜和一種與流俗落落寡合的情調。他的集中有《幽琴》（《雜詠八首上禮部李侍郎》之一）詩曰：“月色滿軒白，琴聲宜夜闌。飀飀青絲上，靜聽鬆風寒。古調雖自愛，今詩人多不彈。向君投此曲，所貴知音難。”其中四句就是這首聽琴絕句。“所貴知音難”也正是詩的題旨之所在。“作詩必此詩，定知非詩人”，詩詠聽琴，隻不過借此寄托一種孤芳自賞的情操罷了。
【按語】
知道唐代音樂變革的社會背景，對理會詩人的心情是大有幫助的。
賈生（唐）李商隱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
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賈生”即賈誼，西漢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學家。他少年得誌，躋身高位，卻又遭遇讒逐，貶謫長沙，對屈原懷有很深的同情。前人詠賈誼，多就其貶謫長沙一事抒發感慨。這首詩卻與眾不同，選擇賈誼別一事跡詠之。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這兩句陳敘賈誼與漢文帝宣室晤對之事。原來漢文帝迷信，在祭祀活動中有一些事弄不明白，想到賈誼博學，遂將其從長沙召回，秘密接見於宣室——未央宮前殿正室，向他請教。接見結束後，文帝情不自禁地說：“我很久沒見到賈生了，自以為勝過他，今天知道不如他。”事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賈生才調更無倫”句，就是模仿漢文帝的語氣。作者先把宣室夜對定位為“求賢”——而求賢若渴，又是明君成事，明君所以為明君的必要條件。“逐臣”固然不幸，而受知於文帝，照理又是幸運的。不過，這一筆隻是欲抑先揚，為下文造勢。
“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這兩句揭示宣室晤對實質上的荒誕不經。“夜半”點明宣室晤對的時間，暗示這是一番秘談，而且時間談得很久。表明文帝對賈誼的倚重。“前席”指漢文帝在交談中，情不自禁地在坐席上向前挪動位置，與賈誼越靠越近。表明文帝與賈誼談話的投機、態度的虔誠。然而，“可憐”與“虛”（徒然）字作成的感歎，卻使“夜半前席”從根本上動搖了。最後，以“不問”與“問”作成唱歎，反跌極重。“問鬼神”，指漢文帝在宣室請教賈誼的內容，其目的不外乎求上天神靈確保社稷的平安。然而，“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述而》），儒家政治理念一言以蔽之曰“保民而王”（孟子）。君臣對晤，理當以蒼生為念。而“不問蒼生問鬼神”，就從根本上顛覆了儒家政治理念，則其追求則無異於緣木求魚。“逐臣”賈誼的幸乎不幸，也就不言而喻了。
中國古代有個寓言叫南轅北轍，大意說一個趕車的，方向錯了，卻強調他車馬好、態度虔誠，結果離他的目標越來越遠。“不問蒼生問鬼神”，就是一個方向性錯誤；“賈生才調更無倫”，就是一乘好的車馬；“夜半前席”，就是虔誠的態度。請問，文帝能接近他的目標嗎？全詩謂君王虔誠固然大好，但若舍本逐末、南轅北轍，則枉然有此虔誠也！三句先置一歎以為懸念，末句方補敘理由，便饒唱歎之音。清人施補華謂其“以議論驅駕書卷，而神韻不乏”，就是這個緣故。
【按語】
詠史詩，對曆史背景的了解特別重要。
秦婦吟（唐）韋莊
（原詩太長，從略）
《秦婦吟》無疑是我國詩史上極富才氣的文人長篇敘事詩之一。長詩誕生的當時，民間就廣有流傳，並被製為幛子懸掛。作者則被呼為“秦婦吟秀才”。其風靡一世，盛況可想而知。然而，由於政治避忌的緣故，韋莊本人晚年即諱言此詩，“他日撰家戒，內不許垂《秦婦吟》幛子，以此止謗”（《北夢瑣言》）。後來此詩不載於《浣花集》，顯然出於作者割愛。致使宋元明清曆代徒知其名，不見其詩。至近代，《秦婦吟》寫本複出於敦煌石窟，然而，由於詩中頗見作者仇視農民起義的立場，所以新中國成立以來文學史著作及古代文學作品選本，對它仍舊持冷落與排斥態度。然而這種做法並不妥當。
從唐僖宗廣明元年（880）冬到中和三年（883）春，即黃巢起義軍進駐長安的兩年多時間裏，唐末農民起義發展到高潮，同時達到了轉捩點。由於農民領袖戰略失策和李唐王朝官軍的瘋狂鎮壓，鬥爭空前殘酷,而人民蒙受著巨大的苦難和慘重的犧牲。韋莊本人即因應舉羈留長安，兵中弟妹一度相失，又多日臥病，他便成為這場震撼神州大地的社會劇變的目擊者。經過一段時間醞釀，在他離開長安的翌年，即中和三年，在東都洛陽創作了這篇堪稱他平生之力作的史詩。在詩中，作者虛擬了一位身陷兵中複又逃離的長安婦女“秦婦”對邂逅的路人畢敘其親身經曆，從而展現了那一大動蕩的艱難時世之麵麵觀。《秦婦吟》既是一篇詩體小說，又具有紀實性質。
全詩共分五大段。首段敘詩人與一位從長安東奔洛陽的婦人（即秦婦）於途中相遇，為全詩引子；二段為秦婦追憶黃巢起義軍攻陷長安前後的情事；三段寫秦婦在圍城義軍中三載觸目驚心的種種見聞；四段寫秦婦東奔途中所見所聞所感；末段通過道聽途說，對相對平定的江南寄予一線希望，為全詩結尾。
《秦婦吟》用大量篇幅敘述了農民軍初入長安引起的騷動。毫無疑問，在這裏，作者完全站在李唐王朝的立場，是以十分仇視的心理看待農民革命的。由於戴了有色眼鏡，即使是描述事實方麵也不無偏頗，攻其一點而不及其餘。根據封建時代正史（兩唐書）記載，黃巢進京時引起坊市聚觀，可見大體上做到秩序井然。義軍頭領尚讓慰曉市人的話是：“黃王為生靈，不似李家不恤汝輩，但各安家。”而軍眾遇窮民於路,竟行施遺，唯憎官吏，黃巢稱帝後又曾下令軍中禁妄殺人。當然，既是革命，便難免混有汙穢和血；加之隊伍龐大，禁令或不盡行，像《新唐書·黃巢傳》所記載“賊酋擇甲第以處，爭取人妻女亂之”的破壞紀律的行為總或不免。而韋莊卻抓住這一端作了“放大鏡”式的渲染：
適逢紫蓋去蒙塵，已見白旗來匝地。扶羸攜幼競相呼，上屋緣牆不知次。南鄰走入北鄰藏，東鄰走向西鄰避。北鄰諸婦鹹相湊，戶外崩騰如走獸。轟轟崐崐乾坤動，萬馬雷聲從地湧。火迸金星上九天，十二官街煙烘烔。……家家流血如泉沸，處處冤聲聲動地，舞伎歌姬盡暗捐，嬰兒稚女皆生棄。……
“秦婦”的東西南北鄰裏遭到燒殺擄掠，幾無一幸免，仿佛世界的末日到了。整個長安城就隻有殺聲與哭聲。由於作者把當時的一些傳聞集中誇大，也就不免失實。但是，就在這些描寫中，仍有值得讀者注意的所在。那就是，在農民起義風暴席卷之下，長安的官吏財主們的惶惶不可終日的仇視恐懼心理，得到了相當生動的再現。在他們眼中，一切都“糟得很”，不僅起義軍的“暴行”令人發指，就連他們的一舉一動，包括沿襲封建朝廷之製度，也是令人作嘔的：
衣裳顛倒語言異,麵上誇功雕作字。柏台多半是狐精，蘭省諸郎皆鼠魅。還將短發戴華簪，不脫朝衣纏繡被。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金魚為兩史。
詩句於嘲罵中表現的敵對階級對農民起義的仇視心理，可謂入木三分。這段跡近汙蔑的文字，卻從另一個角度，生動地反映出黃巢進入長安後的失策，寫出農民領袖是怎樣惑於帝王將相的錯誤觀念，在反動統治階級力量未曾肅清之際就忙於加官賞爵，作繭自縛，鑽進怪圈。因而具有深刻的認識意義。由此我們發現詩中涉及這方麵的內容相當豐富，它還寫到了農民起義軍是怎樣常處三麵包圍之中，與官軍進行拉鋸戰，雖經艱苦卓絕之奮鬥而未能解圍；他們又是怎樣陷入危境，自顧不暇，也就無力解民於倒懸，致使關鋪人民餓死溝壑、析骸而食；以及他們內部藏納的異己分子是如何時時在祈願他們的失敗，盼望恢複失去的天堂。而這些生動形象的史的圖景，是正史中不易看到的，它們體現出作者的才力。恰如列寧在介紹一位白俄作家小說時所說：“考察一下，切齒的仇恨怎樣使這本極有才氣的書，有的地方寫得非常好，有的地方寫得非常糟，是很有趣的。”我們也有趣地看到，韋莊筆下的農民軍將士形象，有的地方寫得非常糟，有的地方卻寫得非常好。
正如上文所說，《秦婦吟》是一個動亂時代之麵麵觀，它的筆鋒所及，又遠不止於農民軍一麵，同時還涉及了封建統治者內部。韋莊在描寫自己親身體驗、思考和感受過的社會生活時，違背了個人的政治同情和階級偏見，將批判的鋒芒指向了李唐王朝的官軍和割據的軍閥。詩人甚至痛心地指出，他們的罪惡有甚於“賊寇”黃巢。《秦婦吟》揭露的官軍罪惡大要有二：其一是搶掠民間財物不遺餘力，如後世所謂“寇來如梳，兵來如篦”。詩中借由亂前納稅大戶，亂後淪為乞丐的新安老翁之口控訴說：
千間倉兮萬斯箱，黃巢過後猶殘半。自從洛下屯師旅，日夜巡兵入村塢。匣中秋水拔青蛇，旗上高風吹白虎。入門下馬如旋風，罄室傾囊如卷土。家財既盡骨肉離，今日殘年一身苦。一身苦兮何足嗟，山中更有千萬家……
其二便是殺人甚至活賣人肉的勾當。這一層詩中寫得較隱約，陳寅恪、俞平伯先生據有關史料與詩意互參，發明甚確，扼要介紹如次。據《舊唐書·黃巢傳》，“時京畿百姓皆寨於山穀，累年廢耕耘。賊坐空城，賦輸無入，穀食騰踴。米鬥三四千。官軍皆執山寨百姓於賊，人獲數十萬”。《秦婦吟》則寫道：“尚讓廚中食木皮，黃巢機上刲人肉”、“夜臥千重劍戟圍，朝餐一味人肝膾”，而這些人肉的來源呢？詩中借華嶽山神的引咎自責來影射諷刺山東藩鎮便透漏了個中消息：
閑日徒歆奠饗恩，危時不助神通力。……寰中簫管不曾聞，筵上犧牲無處覓。旋教魔鬼傍鄉村，誅剝生靈過朝夕。
俞平伯釋雲：“筵上犧牲”指三牲供品；“無處覓”就得去找；往哪裏去找？“鄉村”，史所謂“山寨百姓”是也。“誅剝”，殺也。“誅剝生靈過朝夕”，以人為犧也，直譯為白話，就是靠吃人過日子。以上雲雲正與史實相符。黃巢破了長安，珍珠雙貝有的是——秦婦以被擄之身猶曰“寶貨雖多非所愛”，其他可知——卻是沒得吃。反之，在官軍一方，雖乏金銀，“人”源不缺。“山中更有千萬家”，新安如是，長安亦然。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於是官軍大得暴利。凡此兩端（搶掠與販人），均揭露出封建官軍及軍閥與人民對立的本質，而韋莊晚年“北麵親事之主”王建及其僚屬，亦在此詩指控之列。陳寅恪謂作者於《秦婦吟》其所以諱莫如深，乃緣“誌希免禍”，是得其情實的。
韋莊能寫出如此具有現實主義傾向的巨作，誠非偶然。他早歲即與老詩人白居易同寓下邽，可能受到白氏濡染；又心儀杜甫，寓蜀時重建草堂，且以“浣花”命集。《秦婦吟》一詩正體現了杜甫、白居易兩大現實主義詩人對作者的影響，在藝術上且有青出於藍之處。杜甫沒有這種七言長篇史詩，唯白居易《長恨歌》可以譬之。但《長恨歌》浪漫主義傾向較顯著，隻集中表現兩個主人公愛的悲歡離合。《秦婦吟》純乎寫實，其椽筆馳騖所及，時間跨度達兩三年之久，空間範圍兼及東、西兩京，所寫為曆史的滄桑巨變。舉凡乾坤之反覆，階級之升降，人民之塗炭，靡不見於詩中。如此宏偉壯麗的畫麵，元、白亦不能有，唯杜甫（五言古體）有之。但杜詩長篇多政論，兼及抒情。《秦婦吟》則較近於純小說的創作手法，諸如秦婦形象的塑造、農民軍入城的鋪陳描寫、金天神的虛構、新安老翁的形容……都是如此。這比較杜甫敘事詩，可以說是更進一步了。在具體細節的刻畫上，詩人摹寫現實的本領也是強有力的。如：
前年庚子臘月五，正閉金籠教鸚鵡。斜開鸞鏡懶梳頭，閑憑雕欄慵不語。忽看門外起紅塵，已見街中擂金鼓。居人走出半倉皇，朝士歸來尚疑誤。是時四麵官軍入，擬向潼關為警急。皆言博野自相持，盡道賊軍來未及。須臾主父乘奔至，下馬入門癡似醉。
通過街談巷議的情景和一個官人的倉皇舉止，將黃巢軍入長安之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和由此引起的社會震動，描繪得十分逼真。戰爭本身是殘酷的，尤其在古代戰爭中，婦女往往被作為一種特殊戰利品，而遭到非人的待遇。所謂“馬邊懸男頭，馬後載婦女。”（蔡琰）《秦婦吟》不但直接通過一個婦女的遭遇來展示戰亂風雲，而且還用大量篇幅以秦婦聲口畢述諸鄰女伴種種不幸，畫出大亂中長安女子群像，具有相當的認識價值。其中“旋抽金線學縫旗，才上雕鞍教走馬”二句，通過貴家少婦的生活丕變，“路上乞漿逢一翁”一段，通過因破落而被骨肉遺棄的富家翁的遭遇，使人對當時動亂世情窺斑見豹。後文“還將短發戴華簪”數句雖屬漫畫筆墨，又足見農民將領迷戀富貴安樂，得意忘形，鬧劇中有足悲者。從“昨日官軍收赤水”到“又道官軍悉敗績”十數句，既見農民軍鬥爭之艱難頑強，又見其誌氣實力之日漸衰竭……凡此刻畫處，皆力透紙背；描摹處，皆情態畢見。沒有十分的藝術功力，焉足辦此。《秦婦吟》還著重環境氣氛的創造。如：
長安寂寂今何有，廢市荒街麥苗秀。采樵斫盡杏園花，修寨誅殘禦溝柳。華軒繡轂皆銷散，甲第朱門無一半。含元殿上狐兔行，花萼樓前荊棘滿。昔時繁盛皆埋沒，舉目淒涼無故物。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
這一節寫兵燹後的長安被破壞無遺的狀況，從坊市到宮室，從樹木到建築，曲曲道來，纖毫畢見，其筆力似在《長恨歌》《連昌宮詞》描寫“安史之亂”導致破壞的文字之上。尤其“內庫燒為錦繡灰，天街踏盡公卿骨”，竟使時人垂訝，堪稱警策之句。“長安寂寂今何有，廢市荒街麥苗秀”，洛陽呢，“東西南北路人絕，綠楊悄悄香塵滅”，而一個婦人在茫茫宇宙中踽踽獨行，“朝攜寶貨無人問，暮插金釵惟獨行”。到處是死一般的沉寂，甚至比爆發還可怕，這些描寫較之漢魏古詩“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一類詩句表現力更強，更細致成功地創造了一種恐怖氣氛。
《秦婦吟》在思想內容上是複雜而豐富的，藝術上則有所開創，在古代敘事詩中堪稱扛鼎之作。由於韋莊的寫實精神在相當程度上克服了他的階級偏見，從而使得此詩在杜甫“三吏”、“三別”、白居易《長恨歌》之後，為唐代敘事詩樹起了第三座豐碑。
【按語】
這篇賞析指出——《秦婦吟》是一個動亂時代之麵麵觀，它的筆鋒所及，又遠不止於農民軍一麵，同時還涉及了封建統治者內部。韋莊在描寫自己親身體驗、思考和感受過的社會生活時，違背了個人的政治同情和階級偏見，將批判的鋒芒指向了李唐王朝的官軍和割據的軍閥。詩人甚至痛心地指出，他們的罪惡有甚於“賊寇”黃巢。這就是通過論世，即用曆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來閱讀史詩得出的結論。
關山月（宋）陸遊
和戎詔下十五年，將軍不戰空臨邊。朱門沉沉按歌舞，廄馬肥死弓斷弦。戍樓刁鬥催落月，三十從軍今白發。笛裏誰知壯士心，沙頭空照征人骨。中原幹戈古亦聞，豈有逆胡傳子孫！遺民忍死望恢複，幾處今宵垂淚痕。
《樂府解題》雲：“《關山月》，傷離別也。”這首借樂府古題抒發對國事的現實感憤的詩，是陸遊於淳熙四年（1177）在成都時作。五年前詩人到過南鄭前線，職銜是四川宣撫使司幹辦公事兼檢法官，與主將王炎關係親密。他們熱心籌劃恢複大業時，南宋政策變為對金求和，王炎被調離前線，隨即罷官，從此西線無戰事。在詩中，陸遊更把“將軍不戰”的局麵追溯到十五年前的隆興和議，批判的鋒芒直指朝廷：“和戎詔下十五年，將軍不戰空臨邊”，這兩句是全詩的綱，寫出了一個大氣候，以下兩句再寫上層腐化生活和戰備不修的狀況：“朱門沉沉按歌舞，廄馬肥死弓斷弦。”廄馬肥死，與將軍不戰，英雄髀肉複生，同可發人一慨。戰馬的形象從來是“鋒棱瘦骨成”（杜甫）、“向前敲瘦骨，猶自帶銅聲”（李賀）的，其死不是悲，可悲在於肥死——一“肥”字耐人玩味。則南宋一朝的文恬武嬉，於此可見一斑。
“戍樓刁鬥催落月”四句用特寫鏡頭加內心獨白，寫出等閑白頭的戰士月下的悲哀。詩中“三十從軍今白發”的征戍者，實是一代健兒的寫照。戰聲的低落使他感到消沉，在月夜想起無數陣亡的戰友，他們灑血拋骨，作了徒然的犧牲，叫幸存的人為之難過，這種悲憤盡管宣泄於笛聲，卻是“我心傷悲，莫知我哀”（《采薇》）。和戎詔下有傷軍心也若此！
“中原幹戈古亦聞”二句是抒情性議論。古代也有邊患，漢唐也發生過抵禦異族的戰爭，甚至也有胡馬窺江之事，然而，讓異族幾十年盤踞中原奴役漢族的事則聞所未聞。這實際上是譴責南宋最高統治者的無能與不肖。詩人想象淪陷區人民對南宋王朝寄予的厚望和失望，及其在鐵蹄蹂躪下的悲痛境遇：“遺民忍死望恢複，幾處今宵垂淚痕。”和戎詔下大失民心也若此！
七言古體詩一般宜於鋪敘刻畫和酣暢地抒情，唐以來作者動輒數百言，乃至上千言，而陸遊的七古沒有超出三百字的。故《石遺室詩話》雲：“放翁古詩善於用短。”像這首《關山月》幾乎概括了南宋一代社會現實，卻隻有十二句八十餘字。詩人從長達十五年廣闊的社會生活圖景中挑選出三個很典型的畫麵：朱門、戍地、淪陷區的情景，而“朱門沉沉按歌舞”、“沙頭空照征人骨”、“幾處今宵垂淚痕”這些空間距離很大的畫麵，卻由於時間的統一，即發生在同一個月夜，而緊密聯係起來。
【按語】
《關山月》借古題敘時事，幾乎概括了南宋一代社會現實：自宋孝宗隆興和議以後，宋室對外政策由備戰轉為向金求和，從而戰聲沉寂，文恬武嬉，恢複無望，國事堪憂。麵對這樣的現實，愛國詩人所以倍覺沉痛。
汶川紀行（現代）於右任
往哲辛勤跡未消，流傳佳話水迢迢。
曾經玉壘關前望，父子河渠夫婦橋。
《汶川紀行》共七首，此其一，作者自注雲：“在灌縣一日，遊伏龍觀、二王廟，並觀索橋。”灌縣即今四川都江堰市，舉世聞名的古代水利工程——都江堰在焉。工程由魚嘴、飛沙堰、寶瓶口三部分組成。魚嘴建在江心，把岷江劈為內外二江，外江排洪，內江灌溉；飛沙堰泄洪排沙，調節水量；寶瓶口狀若瓶頸，為內江總引水口。這項水利工程相傳是公元前256年蜀郡太守李冰父子率眾修建，曆二千餘年，至今造福川西平原，而玉壘山麓的二王廟，就是為紀念李冰父子而修的。
二王廟前的安瀾橋亦稱索橋，是都江堰一大景觀，它為行人提供交通和旅遊設施。然而在索橋修建之前，此間僅有官渡可通。相傳清順治年間一位姓何的秀才，從妻子紡績過程中得到啟示，首議架橋。辦法是以竹為纜，鋪以木板，懸於江上。這項工程為兩岸群眾帶來方便，又由於缺乏安全設施，而出了事故——趕集的人群踏翻索橋，落水身亡——於是何秀才鋃鐺入獄，成了犧牲，索橋亦廢。秀才娘子悲痛之餘，卻不服輸。她從幼兒的搖籃不易傾覆得到啟示，於嘉慶年間重建索橋，增設了兩邊的扶欄，獲得了成功。後人因稱之為“夫妻橋”。今日索橋仍仿原樣而固之以鋼索，就更加安全了。
無論是古代的李冰父子，還是傳說中的秀才夫婦，他們的事跡都反映出中華民族的某些傳統的美德和高尚品質，那就是智慧勤勞，前仆後繼，勇於獻身的精神。作為追隨中山先生從事國民革命數十年的元老，作者歌詠先賢往哲，其意固不止於李冰父子與秀才夫婦，這是詩的興味所在。
這首詩頗具風調。作者對於先賢往哲的事跡，僅僅提到而已，並沒有大唱讚歌。他似乎不經意道：“曾經玉壘關前望，父子河渠夫婦橋”，一種肅然起敬之意，一種心馳神往之情，溢於言表。而謂艱難勞苦之業績為“佳話”及“跡未消”三字輕描淡寫，無艱難勞苦之態，而有舉重若輕之力；“水迢迢”三字興象超妙，扣佳話之“流傳”不絕極切；“父子河渠”與“夫婦橋”的句中自對，更是信手拈來，天衣無縫，越讀越有味。
【按語】
這首小詩就都江堰二王廟前的索橋題詠，涉及安瀾橋修建過程中一段可歌可泣的傳說，因而了解這一傳說，才能更好地發明這首詩飽含的情感與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