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錄
詩心與佛心
年初，方牧兄在電話裏說：“到普陀山來作一次講座吧，題目都給你想好了——‘詩心與佛心’。”我就想起美國詩人佛羅斯特一句話：“詩始於喜悅，止於智慧。”覺得這句話便是對“詩心與佛心”這個題目的高度概括，精要詮釋。
在通常情況下，詩心歸詩心，佛心歸佛心，無須混為一談。詩的立場是執著人生的，滿足人們的精神需求；而佛的態度是通向彼岸的，滿足人們的靈魂需要——風馬牛不相及。不過，唐詩高處往往通禪。或者說，詩心深處，往往契合佛心。這又是為什麼呢？
白居易論詩之為用，一曰“補察時政”，二曰“泄導人情”（《與元九書》）。“補察時政”，固無涉於佛心，“泄導人情”則不同。詩者，釋也。人秉七情，應物斯感，或為之苦惱，或為之困惑，或為之激動，或為之神往，“心有千千結”。須釋而放之，才能複歸寧靜，複歸圓融。通過戒定來釋放，得到的結果是悟，是慧；通過語言來釋放，得到的結果則是詩。釋放即放下，放下即般若。以此觀之，詩心之深契佛心，非偶然矣。
詩心所以深契佛心，第一關鍵詞曰“喜悅”，佛語謂之歡喜。《金剛經》雲：“皆大歡喜，信守奉行。”皆大歡喜即人人喜悅。佛經中有一個很著名的故事，叫“拈花一笑”。“世尊於靈山會上，拈花示眾。是時眾皆默然，唯迦葉尊者破顏微笑。世尊曰：‘吾有正法眼藏，涅盤妙心，實相無相，微妙法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付囑摩訶迦葉。’”（宋·釋普濟《五燈會元·七佛·釋迦牟尼佛》卷一）作為禪宗以心傳心的第一宗典故之“拈花一笑”包含兩層意思：一指對禪理有了透徹的理解；二是指彼此默契、心領神會、心心相印。釋迦牟尼為什麼要以摩訶迦葉為傳人呢，因為當眾皆默然時，迦葉已破顏微笑，明他已心領神會，所以歡喜。
佛祖認為，人生的煩惱來自貪、嗔、癡，及對死亡的恐懼，所謂苦海無邊。佛教的目的，就是要引渡眾生脫離苦海。脫離苦海之結果，就是得到歡喜。而詩的態度是審美態度，詩的方式是審美方式，所以它注定是超越利害、超越自我，以欣賞態度審視世界，以審美方式把握世界，其結果是使人得到審美愉悅。與佛教的追求並無二致。我們不妨把這種態度稱為莊嚴，就像我們把佛的法相稱為莊嚴一樣，其實任何莊嚴的法相，都有一絲看不見的笑容。
所謂喜悅，從詩歌創作的角度，又稱興會、靈感、興趣、創造性情緒，這是創作的原動力。陳衍《石遺室詩話》雲：“東坡興趣佳，每作一詩，必有一二佳句。”便是說東坡常懷喜悅，故每作一詩必有佳句。那麼，東坡又何以能夠常懷喜悅？答案是，東坡慧根很深，能看破、能放下。所以，他即使是流放嶺南、海南，亦能興趣不減，故能寫出“為報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鍾”（《縱筆》）、“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食荔枝》）、“九死南中吾不恨，茲遊奇絕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之類佳句。
貪生怕死是人之常情。詩能實現對死亡的超越。陶淵明的《挽歌詩》和《自祭文》將詩人麵對生死的情懷說得自自在在，其深契佛心，甚至超過一般禪偈：“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挽歌詩》）“茫茫大塊，悠悠高旻。是生萬物，餘得為人。……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閑。樂天委分，以至百年。……餘今斯化，可以無恨。”（《自祭文》）詩人也悲涼，但不止於悲涼。他的人生命題是“欣慨交心”（《時運》）。弘一法師寫作“悲欣交集”。我看“悲欣”也好，“欣慨”也好，“欣”都是主導的方麵。
有一種觀點認為，欣，喜悅，會影響詩的深度。王蒙說：“我二十二歲以前也是這樣想的。而我後來的經驗與修養是‘淚盡則喜’。喜是深刻，是過來人，是盔甲也是盾牌……請問，是‘為賦新詩強說愁’深刻，還是‘卻道天涼好個秋’深刻呢？是淚眼婆娑深刻呢， 還是淡淡一笑深刻呢？”（《大塊文章》）又說：“年輕時我其實喜歡哀愁，作為審美範疇的哀愁。後來就喜歡堅強遠見和無法摧毀的樂觀了。”（同上）
泰戈爾對死亡有一些思考。姚茫父譯《飛鳥集》，其一雲：“獨覺黑夜美，其美無人知。恰如所歡來，正當燈滅時。”這是一首絕妙的五絕，唐音宋調所無。詩中對“黑夜”即死亡持審美的態度。《吉檀迦利》則寫道：“當死神來叩你門的時候，你將以什麼貢獻他呢？／嗬，我要在我客人麵前，擺上我的滿斟的生命之杯，我決不讓他空手回去。”麵對死亡，詩人持平常心、滿足感，甚至是感恩之心。
同一詩集的另一首詩寫道：“讓我所有的詩歌，聚集起不同的調子，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成為一股洪流，傾注入靜寂的大海。／像一群思鄉的鶴鳥，日夜飛向他們的山巢，在我向你合十膜拜之中，讓我全部的生命，啟程回到它永久的家鄉。”更持一種禮讚的態度。
這是人生大境界，自然之極，自在之極。是詩心，也是佛心。能寫之複能行之，陶淵明是。泰戈爾也是。
在巴比倫花園的牆頭，曾經出現過這樣一首詩：“我已不知道我是誰／不知道我是天使還是魔鬼／是強大還是弱小／是英雄還是無賴……／如果你以人類的名義把我毀滅／我隻會無奈地叩謝命運的眷顧。”
詩就可以這樣地超越生死，這樣地震撼人的心靈，這樣地深契佛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