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學科視野下的修辭研究-第一章修辭學研究的跨學科視角

運用，旨在總結出係統的提高語言表達效果的規律，所以要從如何

利用語用條件、話語生成規則、借助什麼樣的語言材料（如平行的

同義結構）、采用什麼樣的表達技巧（如各種辭格、平常詞語的藝

術化）等方麵來研究。1語言結構在運用中產生的動態變化，是語

用學研究的內容，是修辭可利用的素材而不是它的研究對象，修辭

學的研究對象是成功的言語行為的特點和規律。左思民在《漢語語

用學》（2000）中說：語用學和修辭學的中心問題其實都是語言運

用。然而若分析地看，它們之間又有一些明顯的不同點。第一，研

究目的不同。修辭學往往是規範的、實用性的，它是對語言運用的

形式，依據其造成的結果，判別出好與不好的界限，因而其注意力

往往是修辭技巧。而語用學則是解釋的，它並不判斷言語行為、話

語意義的好壞。它的目的是分析語言運用活動，尋找語言運用的規

律。第二，理論基礎不同。修辭學的理論基礎比較薄弱，它基本上

是一門純經驗的學科。語用學的理論基礎比較雄厚。第三，研究方

法不同。修辭學主要使用歸納的研究方法。語用學雖不排斥歸納，

但是以理論解釋和推理分析作為其顯著特色。第四，研究興趣和學

科傳統不同。修辭學以辭格、句子、話語的交際特色、語體風格等

為研究的具體對象。語用學則以指示語、言語行為、預設、含義、

會話結構、信息結構等為研究的具體對象。

與以上觀點有所不同，譚學純和朱玲（2000）在《廣義修辭

袁毓林. 從語用學和修辭學的關係論修辭學的理論目標、對象範圍和研究角度

[J]. 齊齊哈爾大學學報，1987(3).

第一章　修辭學研究的跨學科視角39

學》一書中提出了廣義修辭學說的觀點。他們把修辭定義為“言語

交際的雙方共同創造最佳表達效果的審美活動”，認為修辭是一

個開放的係統；並提出了修辭功能的三個層麵（話語建構——文本

建構——人的存在方式），以及修辭活動的雙主體：表達者和接受

者。他們認為，修辭是“一個雙向互動、立體建構的多層級框架，

是兩個主體（表達者／接受者）的雙向交流行為在三個層麵上的展

開”。因此，“完整意義上的修辭學研究，應該覆蓋表達和接受兩

極，應該探討‘話語權和表達策略’‘解釋權和接受策略’等理論

命題和實踐行為，並探討其雙向互動的運作機製”。顯然，他們的

研究已經將修辭學的研究範圍從語言領域拓展到了非語言領域。

第三節　關於漢語修辭學學科定位的思考

一、漢語修辭學研究溯源

中國自古以來並無西方意義上的修辭學這一專門學科。中國古

代的修辭實踐極為發達，但是缺乏明晰的理論推導體係，故未能形

成專門學科式研究的理論模型，呈現為修辭學、語法學、文體學、

美學等互滲的綜合性特征。這也是當代一些西方修辭學者認為中國

古代沒有修辭學的原因。其實，中國古代的修辭實踐非常發達。影

響社會公共事務決策、作用於社會管理和公共關係協調，曆來也是

漢語修辭學發展的社會動因之一。《論語》中孔子所說的“為命，

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裏子產潤色之”，

就說明了修辭在當時諸侯國關係協調中的重要作用。《左傳》“晉

為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為功，慎辭哉”，《詩經·大雅·板》中

“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這些論述，都

40 跨學科視野下的修辭學研究

可以看作修辭在國家事務管理中的作用的最早詮釋。中國先秦時代

的修辭活動主要是說客、辯士向君王、權臣們進行的遊說活動，講

究“言文並重”，口頭修辭活動異常活躍。秦始皇“焚書坑儒”之

後，遊說之風漸弱，後來演變成宮廷中的“諫”。但是，中國主流

學說向來對“能勝人口，不能服人心”的口頭修辭和論辯之術大加

貶斥。因此，“至少從漢唐以下，我國社會上特別重視‘文’，相

對地比較忽視‘語’，官府也是以文取士”1。

杜維明先生曾談到中國古代典籍的詩性語言表達方式與西方論

辯修辭術的差異：“《中庸》的表達方式與我們通常視為修辭技巧

的東西大相徑庭。在這裏找不到任何說服對方的技巧，所有陳述都

不是作為精心製作的論證結構的各種成分而提出來的。相反，它

們之間的邏輯結構並不是明晰的，從一個概念到另一個概念的語

義運動也不構成一個線性的進展。然而，如果《中庸》第一章從論

辯修辭學的角度講顯然失敗了的話，則它的表達方法，由於以高度

簡潔的語言表述了具有多層麵的意義，倒容易使人聯想到詩學的精

神。實際上，作為一種思想導向看待，我們至少可以說，這種詩一

般的表達方式，由於強調人的內在共鳴，要比企圖通過遊說技巧

影響讀者的論辯術，對《中庸》來說更為適宜。”2由於語言表達

方式的不同，也決定了在修辭鑒賞方麵，中國古代思想家習慣從語

用而非語義學立場闡釋典籍，特別關注語言對接受者心理和情感意

識的影響，所以，發展出一種重修辭效果和修辭策略的題旨情境的

修辭批評。具體表現為中國古代的修辭分析不重視形式技巧的分

析，而是傾向於功能的、社會曆史和意識形態的分析。比如，浦安

張誌公. 語境、語體與修辭——紀念張弓先生《現代漢語修辭學》發表三十周

年[J]. 修辭學習，1998(3).

[美]杜維明.

論儒學的宗教性[M].

段德智譯.

林同奇校.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

社，1999. p5.

第一章　修辭學研究的跨學科視角41

迪（1994）在分析中西文學對仗時，就認為中國文學中的對仗較西

方更深入更廣泛，其原因就在於，它與其說是一種詩意的強化，不

如說是一種自然的說話方式，與中國哲學的二元思維有著密切的關

係。他還引《文心雕龍》對對偶的解釋：“造化賦形，支體必雙，

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載百慮，高下相須”，以說

明早在劉勰，中國的理論家們就已經意識到文學現象中的對仗修辭

格運用與他們所體察到的自然之理的關係。高辛勇（1997）則進一

步認為，所謂“造化賦形，支體必雙”所反映出的與自然之理相

應，人文映照天文的觀點，亦可以看成是一種感應意識形態，“它

也正是帝王權威借以肯定其權力的一種觀念”。因此，修辭構思和

辭格選用，就不僅僅是一個純文學、純審美的價值取向問題，而是

有著深刻的社會曆史和意識形態方麵的原因。

正是因為中國文學與修辭的這種深層次、本質性的聯係，國內

甚至有學者認為文學性就是修辭性，修辭問題就是文學的本體問

題。從20世紀初，胡適的“八事”和“達意表情”說，魯迅的文章

“三美”說，葉聖陶的“剛合恰好”說，朱自清的重視“古經中

的辭令”說，朱光潛的“文學美學修辭”說，錢鍾書的文學修辭批

評，到20世紀末，秦牧、汪曾祺、王蒙、魯樞元、王一川、周憲等

文學家、文學批評家都對文學修辭給予了極大的關注。

20世紀初，在吸收借鑒東洋日本、西洋歐美的學科體係後，中

國現代修辭學的學科體係逐漸建立起來。由於這個源流關係，“修

辭就是美辭”的觀念在漢語修辭學中仍然占據著統治地位。許多有

關修辭學的著作都是從文學語言的角度去描述修辭現象，分析篇章

字句和辭格因素。這些修辭學著作，也難免跟文學批評和文章作法

混雜起來。例如馬敘倫的《修辭九論》，就是對文章布局、貫串、

簡潔、明顯、鍛煉、氣勢、美麗、變化、音節等所作的論述。鄭奠

42 跨學科視野下的修辭學研究

的《中國修辭學研究法》，所研究的內容也是文章的氣勢、文章的

利病、文章的繁簡和文章的特點等。直到陳望道的《修辭學發凡》

首先提出了“以語言為本”的修辭觀，並把它作為修辭學的根本觀

念，才將修辭學與文學批評區分開。作者在初版後記裏點明了《修

辭學發凡》的目的之一就是“畫清”修辭學的“經界”。《修辭學

發凡》開篇就提出了“修辭”“習慣用法的探討”，認為“修辭”

應該確定為“調整或適用”“語辭”，而不是“文辭”。“語辭”

包括了口頭和書麵的，“文辭”僅僅限於書麵，不免偏頗。劉大白

在《發凡》序言中說，“以語言為本”是一個創見，是該書的特

色。作者吸收了索緒爾的結構主義語言學以及語音學、語法學、文

字學等相關的語言學理論，從語言的角度出發，闡述了修辭同語言

文字的形、音、義的關係，指出“修辭所可利用的是語言文字的習

慣及體裁形式的遺產，就是語言文字的一切可能性”，並具體分析

了消極修辭與積極修辭對待語言文字一切可能性的不同態度，用大

量的實例論證了這一觀點的正確性。可以說，“以語言為本”的修

辭學思想貫穿了全書。到了60年代，張弓的《現代漢語修辭學》進

一步提出必須充分利用漢語各種因素，即以語言三要素（詞彙、語

法、語音）為綱，來建立漢語修辭學的體係。此後，許多修辭學著

作都采取了用詞、造句、謀篇的修辭學體係，在研究方法上顯然亦

受到陳望道“以語言為本位”觀點和方法的影響。1“以語言為本”

的修辭學思想也因此成為中國現代修辭學的重要原則之一。

然而，無論是中國古代修辭學以“文”為主的修辭說，還是現

代漢語修辭學“以語言文本”的修辭說，與西方修辭學強調專門

化、實用性，以說服為主導的修辭都有很大的不同。對於西方修辭

鄭子瑜，宗廷虎. 中國修辭學通史[M]. 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

第一章　修辭學研究的跨學科視角43

學而言，無論是古典修辭學還是新修辭學，修辭的目的是勸說或

溝通，是能否打動聽眾或者是否能達到共同的理解。西方修辭學強

調的是“以人為本”，其研究的範圍也超出了語言本身，涉及非語

言係統。由於研究對象的異質性，甚至有學者認為修辭學並不能成

為科學。如克羅齊所指出：“修辭學永遠不能成為有規律的科學，

因為它是由不同質的知識混雜而成的。這些知識是感情和情欲的描

述，政治和法律的原理之比較，是簡潔三段論或二段論的、關於可

然東西之驗證的、教育的和大眾化表現的、文字雄辯的、朗讀的、

模仿的和增進記憶的理論。”1因此，西方修辭學強調的是社會的參

與性，並不強調語言分析的重要性，甚至和語言學的距離很遠。對

語言學卓有研究的修辭學者Dick Leith在1994年發表的論文《修辭學

視域中的語言學》（Linguistics: A Rhetor’s Guide ）一文中，從修辭

研究的視角係統考察了當代語言學，也進一步說明了修辭學與語言

學的差異。Leith認為修辭關注語言的社會層麵，以研究現實生活中

出現的各種問題、產生的各種文本為己任，致力於探討論辯的結構

及其說服力，麵向具體受眾，並且對文本從生成到接受所經曆的各

個過程及其內在聯係感興趣。相形之下，由“喬姆斯基革命”催生

的當代語言學主流所關注的主要是語言的“心智或生物”層麵，在

兩個意義上呈現出明顯的理想化傾向。第一，語言學家用以進行理

論抽象的語言材料大都是自己按照“生活或話語的邏輯”編造的，

所預設的語境也都是一個同質化的語言社會或社群；第二，主流語

言學家傾向於將語言看成是自成一體的結構或係統，不關注修辭學

家最感興趣的問題，即語言與現實生活中各種爭議的聯係。2

[意]貝內戴托·克羅齊. 作為表現的科學和一般語言學的美學的曆史[M]. 王天清

譯. 袁華清校.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 p260.

Leith, Dick. Linguistics: A Rhetor’s Guide [J]. Rhetorica, 1994(12). p211-226. 參見

劉亞猛. 當代西方修辭研究的兩個特點及其緣由[J]. 當代修辭學，2010(2).

44 跨學科視野下的修辭學研究

隨著中國現代修辭學理論研究專業性、科學性意識的增強，漢

語修辭學更多地試圖從“工具理性”的角度建立學科研究的理論框

架，旨在建立一個可供量化描述的形式係統。形式係統的普適性要

求，使中國現代修辭學越來越專注於共時態修辭現象的操作性研

究，從而排除了古代的修辭批評理論對修辭現象背後的深層問題

的探討，使修辭性質的界定也顯得較為狹窄。另一方麵，即便將修

辭學作為語言學的分支學科進行研究，也同樣存在界定狹窄化的問

題。如一些學者提出“修辭學隸屬廣義上的語言學，但其中的核心

部分是純語言學”1。如果修辭學隻是研究修辭手段，並且隻是對修

辭結構外部形態的描寫，其研究可以在純語言知識範圍內完成。不

過，如果研究修辭手段時，不僅描述外部形態、表層結構，而且揭

示內在機製、深層結構；不僅探討各種修辭手段，同時還探討如何

根據題旨和情境進行修辭運作，那麼，這些研究必將涉及語言以外

的知識。因為修辭行為既是語言行為，同時也是文化行為、社會行

為；修辭過程既是表達過程，同時也是心理和生理活動的過程。概

言之，修辭本身事實上超越了語言範疇。因此，隻要是全麵地而非

局部地、深入地而非膚淺地討論修辭運作，勢必涉及文化學、社會

學、心理學、生理學和美學等各方麵的知識。

對此，很多學者已經開始意識到：“修辭，作為一種語言現

象，不論是語詞符號，還是表達方式、接受方式，都是在社會曆史

過程中生成、演化的，修辭活動關聯著豐富的人文蘊涵。因此，修

辭研究，既要在語言現象本身的審視上用力，又要透過語言材料，

在曆史文化和民族生存方式的大背景中，作多方位的透視，這就會

鄭榮馨. 修辭學的性質論辯——與駱小所先生商榷[A]. 江蘇省修辭學會編. 跨世

紀的中國修辭學[C]. 南京：河海大學出版社，1999.

曹德和. 修辭學是否屬於邊緣學科討論述評[J]. 畢節師範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02(3)

第一章　修辭學研究的跨學科視角45

廣泛涉及文化學、民俗學、曆史學、美學、文藝學等等，隻有從

多學科交融滲透的角度，才能使修辭研究上升到修辭方式得以生成

的深層原因的探求。”1邵敬敏先生認為中國的修辭學要走出目前

的困境，必須跟國際接軌。“我們必須繼續開放，大膽引進，多向

借鑒，特別要從語法學、語義學、語用學、社會語言學、心理語言

學等多個方麵吸取營養，向功能語法學、語義語法學、認知語言學

進行理論和方法上的借鑒。不要自己把手腳束縛起來。隻有先‘引

進’‘借鑒’，才可能進一步‘互動’‘交融’，乃至‘創新’，

促使傳統的修辭學獲得新生。”2因此，當代漢語修辭學的發展必須

注意多學科、跨學科理論資源的共享互補與不同研究方法的借鑒融

合。

二、漢語修辭學研究的跨學科性

一般認為，凡是跨越基礎學科或橫跨若幹學科的研究叫做“跨

學科研究”。基於跨學科研究而形成的學科名為“跨學科”或“交

叉學科”（Interdisciplinary Science）。“跨學科”或“交叉學科”

是作為統稱使用的，其內部包括“橫斷學科”（crossing science，

指“係統論”“控製論”“信息論”“協同論”等），“綜合學

科”，“邊緣學學科”等成員。“橫斷學科”所處層次高於“綜合

學科”，而“綜合學科”所處層次又高於“邊緣學科”。3

科學學指出，“邊緣學科主要是指二門或三門學科相互交叉、

滲透而在學科間的邊緣地帶形成的學科”，“邊緣學科的名稱均由

發生交叉作用的學科名字疊加而成，其交叉內涵可謂一目了然。一

嚴雲受. 開拓修辭學研究空間[N]. 光明日報，2002-8-6.2

邵敬敏. 探索新的理論與方法　重鑄中國修辭學的輝煌[J]. 修辭學習，2008(2).

劉仲林. 現代交叉科學[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p85.

46 跨學科視野下的修辭學研究

般可以分為兩部分：作為基礎部分的基底學科和作為借用的理論、

概念、方法和手段被引入的植入學科”1；綜合學科的特點是，“由

於對象的複雜性，任何單學科甚至單用硬學科或軟學科，都不能獨

立完成任務，必須綜合運用多種學科的理論、方法和技術”2，由此

而形成的學科。有些新興綜合學科不僅涉及自然科學的諸多學科，

還涉及社會科學的某些領域，甚至還必須采用人文學科的理論和方

法進行綜合研究。當代修辭學的學科特點是：一方麵由於研究對象

的複雜性，必須綜合運用多種學科的理論、方法和技術，所以修辭

研究所依靠的理論大多是跨學科性的；另一方麵，由於人文社會科

學領域的語言學轉向和修辭學轉向，其他學科也視修辭學為認知世

界的工具，所以修辭學的研究對象也具有跨學科性。也就是說，修

辭學的“跨學科性”既表現在對其他學科視角和理論資源的引進、

吸收和利用，也表現在修辭意識對其他學科的滲透和擴散。因此，

修辭學研究“必須綜合運用多種學科的理論、方法和技術”，可以

將其定性為“跨學科”中的“綜合學科”。

李熙宗先生在複旦大學首屆修辭學沙龍上說：“如果固守以往

的‘修辭’觀念，許多新現的問題就無法納入修辭學研究，而修辭

學也將與當代強調學科間交叉滲透的大趨勢背道而馳，在閉門造車

的窘境中越陷越深。”3因此，修辭學的創新首先應該是修辭觀念的

變革，順應當代學科交叉滲透之曆史潮流，在跨學科觀念引導下進

行學術和方法的創新。

劉仲林. 交叉學科分類模式與管理沉思[J]. 科學學研究，2003(6).

劉仲林. 現代交叉科學[M].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p83.3

李秀明，繆俊. 修辭學的轉向——複旦大學首屆修辭學沙龍綜述[J]. 修辭學習，

2006(1)

第一章　修辭學研究的跨學科視角47

三、漢語修辭學跨學科研究的路徑

西方學者對“學科”和“跨學科”的涵義進行了認真審視，意

識到從前者向後者的轉化其實意味著一場觀念上的革命。知識是一

種構築或意見，是一個“開放、動態的過程”，是旨在確立“意

義”，因而免不了受各種機構、興趣和利益影響的“集體行動”。

通過學術界所有利益攸關方的參與、互動、交流和辯論達成具有相

對穩定性的共識——而非依賴某一專業領域學者的個人“鑽研”發

現知識和真理。這一新知識觀降低了知識生產的準入門檻，授權隸

屬於不同學科而又對同一研究課題有興趣的學者從各自的視角、運

用各自的方法，參與共同的跨學科研究項目。旨在不同學科視野的

基礎上重構“學科知識單元”，使有關的知識單元在以問題為指向

的新框架內實現整合。

跨學科研究有兩層涵義：一層是指從多學科角度來考察與研究

課題共同相關的問題，即課題自身具有多學科性；另一層是指方法

論的多樣性，即可以綜合運用相關學科的不同理論和方法解決共同

性的問題。修辭學的跨學科進路，是指打破學科的疆域，不遵循學

科的規範程式，在參考不同具體學科的概念、理論和進路的基礎

上，力圖在超越學科的視野中構架全新的解讀框架和研究範式。劉

亞猛先生認為修辭學是“介於”某兩門或幾門學科之間的表述所包

含的空間隱喻具有誤導性，“介於”應換成“介入”。他強調中國

修辭學應“與世界接軌”，由“多科性學科”發展成為“跨學科研

究體”。

修辭學跨學科研究範式的建立，既要有能體現自身學術品格的

魯樞元. 略論文藝學的跨學科研究[J]. 人文雜誌，2004(2).

劉亞猛. 當代西方人文學科的範式轉換及中國修辭學的發展模式[J]. 修辭學習，

2009(6)

48 跨學科視野下的修辭學研究

研究對象、理論目標、概念體係、理論建構、主要研究方法，又需

要多元的思維方式、比較的理論視野以及對不同的理論範式及其所

涉及的理論觀念的整合能力。

（一）係統概念的整合

在科學理論的發展過程中，概念發展的障礙往往造成一種“瓶

頸”效應。即有關理論首先迫切地需要創造出自有的一套術語，以

突破概念瓶頸。如果一個新理論與其他已被普遍接受的理論或原則

產生抵觸，或這一理論自身內部出現了對其自洽性、相關性、清晰

性和說明力等準則的違反，那麼這種概念障礙的問題便凸顯出來，

從而嚴重阻礙科學理論的發展。因此，理論解決其內部和外部概念

問題的程度就是其發展狀態的一種度量。

跨學科研究首先是構築在係統概念之上的學科融合。每一個學

科由於有自己特定的學科界限，有自建的學術用語、研究方法和理

論，所以都是獨立的。跨學科係統概念需要通過對各具體學科概念

在不同時期與不同理論中的定義，建構對概念的綜合性理解，以及

“對界定重要概念時辨析出來的差異的解決”1。對概念的係統整

合，既包含辨析所關涉的不同學科領域的概念差異性，也包括從中

探索共識性的因素。總之，係統概念是把所有的基本概念以及與周

圍的相關學科聯係和整合在一起的紐帶，跨學科研究需要參照係統

概念，才能把分散零亂的知識綜合在一起。

目前，在修辭學跨學科研究係統概念建構方麵，國內很多學

者已經進行了非常有益的探索。如王玨等（2008）學者提出的“語

義等級”“構式等級”；譚學純（2008）的“身份”“自主／非自

主性”；劉大為（2008）的“鏈接”“元認知”“單向／雙向標

[美]朱麗·湯普森·克萊恩. 跨越邊界——知識、學科、學科互涉[M]. 薑智芹

譯. 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5. p28.

第一章　修辭學研究的跨學科視角49

記”“堆棧”，以及“修辭構式”等概念，都是很好的嚐試。如果

這些概念被學界普遍接受並成為一種研究範式，這些概念就很可能

成為修辭學跨學科研究的係統工具概念。

（二）研究範疇的開放與轉換

觀念與知識結構的變動會形成新的研究領域。就修辭學的跨學

科研究範圍而言，既然修辭是人類一切行為的固有屬性，顯然除了

演說、論辯和作文等傳統語言學領域，任何形式的人際交往和表達

形式，例如，電影、電視、藝術、建築、音樂、舞蹈、遊行、集

會、宗教儀式等一切訴諸策略性地使用符號來影響彼此思想、行

為的活動，都屬於修辭學研究的範圍。所以布賴恩特明確聲稱：

“我幾乎被迫承認，我們做或說或寫甚至想的任何東西，不管是為

了解釋什麼東西，還是讚成、偏袒或鄙視任何東西，都顯示了修辭

的特征。因此，要麼任何值得一提的東西都是修辭，要麼什麼也不

是。”

就漢語修辭研究而言，既要承接漢語修辭以語言為本位的研究

傳統，又要借鑒西方修辭學理論，積極關注對社會實踐的參與。陳

望道先生曾說：“修辭應以適應題旨情境為第一義，不應是僅僅語

辭的修飾，更不應是離開情意的修飾……凡是成功的修辭，必定

能夠適合內容複雜的題旨，內容複雜的情境，極盡語言文字的可

能性，使人覺得無可移易，至少寫說者自己以為無可移易。”2以

“修辭應以適應題旨情境為第一義”，就已經注意到了修辭是一種

具體的、動態的、實踐性的“運作”，而不是抽象的、靜態的、固

定的表意手段。因此，目前修辭學的理論擴容就應該注意靜態和動

[美]肯尼斯·博克等.當代西方修辭學：演講與話語批評[C].

常昌富，顧寶桐

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p80.

陳望道. 修辭學發凡[M].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 p11.

50 跨學科視野下的修辭學研究

態研究的互動性，注重語境因素的參與性。“修辭學可以有兩個拓

展方向：一個是傳統的、與文學有關的，也就是偏重修辭語言的特

殊性；一個是與語言學有關的，是語用學的方向，偏重修辭語言和

一般語言的共性。現在看來還有一個方向，那就是與公共事務有關

的，這方麵我們還很薄弱。”1也就是說，一方麵，修辭學的研究對

象不應該局限在對修辭文本的藝術鑒賞和解讀方麵，而是要尋求修

辭手段的構成規則和使用規則，甚至進一步尋求人類普遍的修辭結

構的共性原理；另一方麵，修辭學作為一門實踐性學問，應進一步

紮根於當代豐富的修辭實踐，從中總結經驗規律，從而提煉模型、

升華理論，再去進一步解釋、規範、引導實踐。即所謂修辭學“與

語言學其他分支結合，可以研究語音修辭、語法修辭、詞彙修辭。

在充分吸收相鄰學科的成果後，還可以研究文藝修辭學、心理修辭

學、美學修辭學、工程語言修辭學、社會語言修辭學、模糊語言修

辭學，等等。從不同語體風格的角度，又可以研究詩歌修辭、散文

修辭、戲劇修辭、相聲修辭，等等”2。

（三）漢語修辭學的研究範式

科學的發展源於研究範式的競爭。唐鉞（1923）《修辭格》開

創了中國修辭學的一個重要研究範式：辭格分析。陳望道《修辭

學發凡》把這種研究範式推向了高峰。這一範式的操作步驟大體

是：一共有多少修辭格；話語有沒有特別的地方；這個地方是不是

辭格；這是什麼辭格；這個辭格有什麼作用。辭格分析是20世紀漢

語修辭學史上曆時最久、影響最大的一種研究範式，影響所及，從

楊樹達的《漢文文言修辭學》到譚永祥的《修辭新格》乃至濮侃

沈家煊. 談談修辭學的發展取向[J]. 修辭學習，2008(2).

胡裕樹. 學習《修辭學發凡》，為促進修辭學的繁榮貢獻力量[A]. 複旦大學語

言研究室編. 《修辭學發凡》與中國修辭學[C]. 上海：複旦大學出版社，1983.

p53.

第一章　修辭學研究的跨學科視角51

的《辭格比較》，采用的基本都是辭格分析的範式。1951年，呂叔

湘、朱德熙的《語法修辭講話》開創了另一種範式：標準分析。

其操作步驟為：話語有沒有特別的地方；這個地方是好的還是不

好的；好壞與詞句組織的關係。到50年代末，周遲明（1959）、張

弓（1963）等在蘇聯影響下，提出了語體分析的範式。其操作步驟

為：語言一共可以劃分多少語體；某一語體在詞頻、句長、句式等

等方麵有哪些統計學的特征；某一話語在詞頻、句長、句式等等方

麵的統計學的特征與何種語體相應；確定該話語屬於某一語體。80

年代初，林興仁等又提出了同義結構分析的範式。其操作步驟為：

話語有沒有特別的地方；這個地方與什麼構成同義結構；在這一組

同義結構中為什麼如此選擇。總之，20世紀的中國修辭學，從辭格

研究到同義結構的討論，其中雖然有種種變化，但在總體上，遵循

的基本上是同一個研究傳統，其最大的特點就是對效果的關注：語

言的藝術化的技巧及其選擇。

當前，漢語修辭學研究開始對研究方法給予極大的關注，許多

學者指出：離開了方法的支撐，漢語修辭現象好似無水之魚，要解

決當前修辭學研究的瓶頸問題，就應從方法入手。對於修辭學者的

這一“研究方法焦慮”，陸儉明先生指出，在修辭學研究中，提出

一個方法首先要明白能解決什麼問題。語法中新方法的出現是由於

原來的方法解決不了新的問題而產生的。那麼，修辭學要想深入發

展，也應從這個思路去思考，為了解決某個問題而產生方法。胡範

鑄先生則認為，我國傳統修辭學的一大弊病是不注意研究方法，但

我們也不能簡單地就先去找一個個“方法”，然後再看有什麼“問

題”可以適用。修辭學的症結在於：由於一方麵當代社會各個領域

胡範鑄. 漢語修辭學與語用學整合的需要、困難與途徑[J]. 福建師範大學學報，2004(6)

52 跨學科視野下的修辭學研究

在解決語言問題時基本上都沒有注意邀請語言學者，另一方麵修辭

學者對於當代社會豐富複雜的語言又缺乏親切的感受，不知有什麼

“問題”，因此，便隻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到語法學研究材料中找

問題，這就極大地製約了修辭學對於現實語言生活的解釋力。

就西方修辭學而言，西方修辭學並不重視對修辭方法的探討與

歸納。方法論作為一個觀念和研究課題近四十年來在整個西方人文

社科範圍內飽受質疑和解構，效仿具體的範式而非遵循抽象法則及

程序成為學術界心照不宣的共識。西方修辭學者群體具有不同學

科背景甚至分布於不同學科領域，這種跨學科特征導致修辭研究

理論和方法的異質化，“既沒有哪一組理論設定是修辭學家普遍接

受的，也沒有哪一種途經可以被稱為整個領域共同采用的研究方

法”2。古羅馬修辭學家昆提利安將修辭規則的局限性說得十分透

徹：要是修辭可以一整個地被概括成一套簡潔的法規，那麼（其實

踐）就隻能是局促於極小範圍內的一項輕而易舉的任務。然而，

（具體）事件的性質、時間、地點以及其他無法避免的情勢因素將

迫使大多數規則作出調整。所以，對修辭者而言，最重要的才能莫

過於一種明智的變通，因為人們需要他應付的是最為變化多端的緊

急狀況。3因為修辭學研究對象的複雜性，西方修辭學的研究範式遵

循的正是修辭研究無定法，不拘泥於自己所屬學科或所從事的研究

的方法常規，而是靈活地將各種可資利用的理論資源派上用場，這

些資源完全可以具有不同的學科屬性。具有示範意義的作者無不根

據各自麵對的具體文本變通性地確定自己的研究方法。

就漢語修辭學研究而言，首先，應該強調修辭學的本體研究，

付伊. 當代修辭學的突破：問題優先還是方法優先？[J]. 外國語，2010(1).

劉亞猛. 當代西方修辭研究的兩個特點及其緣由[J]. 當代修辭學，2010(2).

轉引自劉亞猛. 西方修辭學史[M].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8. p124.

第一章　修辭學研究的跨學科視角53

吸納相關學科的學術智慧，向縱深發展。修辭學的理論目標是研究

言語的表達效果，因此，修辭學的本體研究就是研究修辭效果的複

雜生成機製，破解話語在真實社會實踐中產生效力的原理。“現

在修辭一般被理解為是運用符號去調節社會關係。……符號是指

任何由具有所指意義的符號組成的有意義的係統。音樂、舞蹈、繪

畫、數學標誌、電影（僅列舉五個）就是這樣的符號係統。它們能

夠影響我們的感知、態度、信仰甚至行為。因此，在當代修辭學看

來，它們可以被認為在某種程度上是修辭性的，而且也的確如此，

當代修辭學家正把它們作為修辭性的東西來進行探索。在人類的符

號係統中，語言是最基本的。……協調社會關係意味著施加某種影

響。……總而言之，修辭學主要研究A方（修辭者）如何對B方說

話或寫給B方看，以影響他/她的選擇。”1修辭學不僅研究如何使用

語言符號，也研究如何使用非語言符號去影響、說服他人。但是，

在人類的符號係統中，語言是最基本的符號。因此，修辭學的本體

研究首先應該是語言符號的研究。那麼，加強修辭學與語言學前沿

成果的對話，強化修辭學與語言學研究的深層次融通就顯得非常必

要。語言學理論的新發展為修辭學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論解釋和研

究方法。認知語言學、語用學、篇章語言學、語體學等角度的修辭

研究體現了修辭學與相關語言理論的融會貫通。陸儉明先生指出：

從當代前沿理論這個角度來看，修辭研究存在兩個問題。一是偏重

於修辭格的研究，選詞用句這一方麵的研究比較少。二是對修辭格

的研究較多地隻是停留在表麵的描寫上，未能深入分析研究各種修

辭格、修辭方式形成的機製以及各種修辭格、修辭方式跟其他語言

Hauser, G. A. Introduction to Rhetorical Theory [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86. p23.

54 跨學科視野下的修辭學研究

現象之間的互動和聯係。1今後的修辭學研究既要注重和加強對消極

修辭也就是用詞用語用句這方麵的研究；同時，對修辭格本身的研

究也要深化，不能滿足於挖掘不同的修辭格。從用法上來概述和描

寫各種修辭現象是必要的，但更應當從語言學理論或其他理論上分

析其形成機製和認知動因。

其次，形式主義語言學的方法雖然從表麵上看將導致對語言結

構和形式的嚴謹而細致的分析，因此對修辭研究的精密化很有價

值，但這一語言分析法“對解決修辭最為關心的問題，即語言形式

和結構在現實環境中究竟如何促成意識形態及美學效果的產生，談

不上有什麼幫助”，難以被有效地應用於對語言實際應用的深度分

析。2因此，修辭學的研究還需要將語言置放於交流發生的語境內，

從與受眾互動的角度考量其呈現的形態。對於表達內容和語言形式

進行模式化研究，並研究兩類模式之間的匹配關係。“人們通常認

為，修辭隻是被動地反映社會現實和主體生存狀況，卻忽視了修辭

另一個更重要的功能：修辭話語如何主動地介入社會現實、參與主

體生存模式的建構。修辭話語的意義模塑著主體，反過來，主體的

行為方式又被不斷地寫進語義空框的‘召喚結構’。一方麵，人賦

予修辭話語以意義……另一方麵，修辭的意義世界像一個模子，模

塑著人的行為方式和生存樣態。因此，人創造了修辭，修辭也塑造

著人。”

最後，修辭學也要注意橫向發展，力求與不同學科建立聯係，

積極參與社會生活，以解決種種複雜的社會實踐問題。“學術界很

強調在相同的學術層次與國外同類研究對話，但卻很少有人意識

陸儉明. 關於漢語修辭研究的一點想法[J]. 修辭學習，2008(2).

劉亞猛. 當代西方修辭研究的兩個特點及其緣由[J]. 當代修辭學，2010(2).

譚學純，朱玲. 郎才女貌\郎財女貌：社會婚戀心態話語分析. 修辭研究：走出

技巧論[M]. 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

第一章　修辭學研究的跨學科視角55

到：關注焦點主要限於修辭技巧，研究領域主要限於語言學的中國

現代修辭學，也許會在不知不覺中拉開與國外修辭學研究前沿對話

的距離。改變這種狀況，需要有一個能夠與國外同類研究進行前沿

對話的基礎平台。這個平台需要中國修辭學研究走出技巧論的研究

格局，重返多學科的學科背景，並介入相關學科、相關領域的研究

前沿——通過介入相關學科、相關領域，讓修辭學研究廣泛地介入

社會。”1跨學科研究是人類改變了對世界的看法，將物體設想為係

統，把世界看作為一些錯綜複雜的係統的前提下，分析具體問題、

研究某個主題或概念所必需的方法。它是從一個主題或問題出發，

將各方麵的專家集中在一起，采用開放型思維方式，改變由於學科

封閉和人為造成的知識斷裂，設計促進知識的相互作用和互補性的

研究方法。2跨學科最重要的意義是通過整合各學科的視角、方法

和知識，獲得新的發現和認識。因此，吸收其他國家修辭學跨學科

研究的經驗，尋找出與漢語修辭學學科特殊需求相呼應的研究方法

就非常重要。“曆史上每當修辭學與鄰近學科互通聲息、互相補充

時，它就像源頭的活水，滾滾向前；而當它和其他學科截然分離，

互不往來時，它就仿佛是畫地為牢，最後限製了本身的發展。”

另外，在修辭學跨學科研究中，需要特別注意的是目前修辭學

的泛修辭化趨向，即將修辭學的研究範圍無限擴大。20世紀後期的

後現代主義把一切都符碼化、話語化，實質上是泛修辭化。從表麵

上看，修辭學涉足的範圍不可謂不廣泛，從文藝批評到廣告促銷，

從戲劇表演到演講競選，從大眾傳媒到藝術創作，等等，但是在其

紛繁複雜的理論背後，卻很難發現有什麼真正紮實而穩固的核心

譚學純，朱玲. 修辭研究：走出技巧論·序[M]. 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4.

魯樞元. 略論文藝學的跨學科研究[J]. 人文雜誌，2004(2).

黃宏煦. 從西方修辭學興衰曆程中得到的啟發[A]. 修辭學文集（第二集）[C]. 福

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

56 跨學科視野下的修辭學研究

理論起一種基礎性、凝聚性和統領性的作用。正如Daniel Fogarty在

Roots of a New Rhetoric （《一種新修辭學的基礎》）中指出，雖然

古典修辭學和新修辭學都對其學科的諸多相關領域的活動進行分析

與探索，但就其整體麵貌而言，“亞裏士多德的理論把修辭學作為

一種藝術來構建，並把它與知識的所有領域明顯地連接了起來。盡

管美國新修辭學家們也作了許多努力，但是他們還是缺少任何有係

統的、被公認的理論來對當前的實踐提供信息”。Fogarty還進一步

指出，這主要源於時代變遷所造成的兩者知識基礎的差異。在亞裏

士多德的知識體係中，修辭學的現實基礎是穩定的，“修辭學使用

思維和語言來形成判斷，作為在這一世界中的行動基礎”1。而在

現代，思維、語言和現實之間的關係日益變得錯綜複雜，難以把握

而又相互影響。修辭學在批判性轉向之後，它自身的傳統語言似乎

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更通用和常見的、和其他學科共享的術語。

盡管修辭學分析有著自己的分析傳統，但分析過程似乎和批判社會

學、批判話語分析，甚至批判理論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這種學科

上的含混在S. K. Foss、K. A. Foss和R. Trapp 1991年新版的修辭學教科

書中表現得淋漓盡致。2這種把一切話語都看作是修辭的傾向既擋住

了修辭研究視野，又由泛文本而泛政治化，從而導致離開文本的誇

誇其談，最終使修辭研究變成了空泛的文化批評。目前在漢語修辭

學界也存在一種趨勢，即“大雜燴”似的即時挑揀係統功能語法、

認知語法或其他西方理論裏任何一個有用的成分，生搬硬套地對某

一文本的個別詞句進行解析。這種對西方理論的簡單橫向移植，顯

然不利於漢語修辭學的深入發展。

胡曙中. 美國新修辭學研究[M]. 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1999. p425.

S. K. Foss, K. A. Foss & R. Trapp.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Rhetoric, Prospect

Heights [M]. Illinois: Waveland Press, 1991. 參見曲衛國. 人文學科的修辭轉向和

修辭學的批判性轉向 [J]. 浙江大學學報，2008(1).

第一章　修辭學研究的跨學科視角57

修辭學的泛化，涉及當代理論研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問題，

即學科邊界問題。關於跨學科性與學科獨立性之間的關係，埃德

加·莫蘭有一段表述：“我們知道各個學科愈來愈閉關自守和互不

溝通。被研究的現象愈來愈被分割成碎塊，使人們難以認識它們的

統一性。因此人們愈來愈講道：‘讓我們進行跨學科的研究。’但

是跨學科性不能掌握各學科並不遜於聯合國不能掌握各個國家。在

這種跨學科中，每個學科首先期望自己的領土主權得到承認，然後

以做出某些微笑的交換為代價，使得邊界線不是被消除了而是變得

更加牢固。”1因此，修辭學的跨學科研究，並不是修辭學的學科

解構，而是使其理論體係更為豐富完善，使其學科本體地位更為牢

固。

另外，跨學科研究並不意味著研究內容要涉及人類社會的方方

麵麵，倘若如此，一門學科便失去了其存在的理由。修辭對社會生

活的介入屬於修辭學的應用層麵，與修辭學的本體研究是相輔相成

的，但必須以修辭學的本體研究為基礎。即修辭學的研究對象是一

切符號化、象征性的符號領域，但必須堅持以語言符號研究為軸

心，在此前提下，廣泛吸納邏輯學、心理學、文化學、社會學、文

藝學、美學等諸多學科知識，開展多邊性的跨學科研究。Stephen

Greenblatt和GilesGun指出：人們總以為隻要跨越了某一“學科”

的邊界，就自動進入被稱為“跨學科”的一個新境界。但是該觀念

把從同一條邊界的內、外側觀察問題和重新考慮不同邊界間的關係

混為一談。其實，隻有當解讀框架的變換促成了整個研究視野的變

化，當對於“什麼是問題”的新思維導致了對於“什麼可以被看成

[法]E. 莫蘭. 複雜思想：自覺的科學[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 p102.

58 跨學科視野下的修辭學研究

是答案”的新理解，“學科”才真正讓位於“跨學科”1。因此，漢

語修辭學的跨學科研究是要在保持修辭學獨立的學科邊界和範圍的

前提下，結合漢語特點進行理論和方法的創新。

Stephen Jay Greenblatt, Giles B. Gunn.Redrawing the Boundaries: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Literary Studies [C]. 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 of America, 1992. 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