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純技術性和工具性的過程，法官隻要遵循推理規則就可以很好
地審理各種案件，也就是說法官隻是司法推理的機器，不應享有任
何的自由裁量權。韋伯對此作了形象的概括：“現代的法官是自動
售貨機，投進去的是訴狀和訴訟費，吐出來的是判決和從法典上抄
下來的理由。”
1
將法律視為一種技術和科學，其準確性可以保障人們不受濫用
權力之害。這種法律思想產生了傳統的有關法官判決的司法三段
論，或司法的形式邏輯。形式邏輯推理是在自由資本主義社會土
壤中生長起來的第一個製度形態的法律推理形式。“在這種模式
中，白紙黑字的法律規則是大前提，案件事實是小前提，判決則是
結論。當然，無論是邊沁還是奧斯丁都承認在某些情況下，法律規
定無法提供明確的解決答案，此時法官隻能運用自由裁量權解決問
題。然而他們都默認這是一種極為少見的次要現象，在法律文化
中，三段論推理模式仍然是基本模式。換言之，法官一般而言僅僅
運用演繹推理便可以解決實際問題，法官通常是在‘查找和發現法
律’。他們認為，這不僅僅是實際觀察得出的結論，而且是法治價
值要求的結果。”2這種推理方式要求法官在適用法律的過程中嚴格
依法辦事，絕對避免司法專斷。孟德斯鳩認為，法院判決應該是法
規的翻版，“法官不過是重複法規語言的嘴巴，是一個沒有意誌的
1
[美]劉易斯·Ａ. 科瑟. 社會學思想名家[M]. 石人譯.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1990. p253.
2
劉星. 法律是什麼[M]. 廣州：廣東旅遊出版社，1997. p60.
220 跨學科視野下的修辭學研究
生靈”1。魏因貝格爾將這種推理形式概括為：2
法律規則→事實認定→法律後果。
司法的形式主義使法律體係能夠像技術合理性的機器一樣運
行，但是“把法學誇張到法的數學，歸納到邏輯推理是一種謬誤，
是基於對法本質的誤解”3。在實際的法律推理過程中，法律家對某
個問題的任何一種回答都可根據上下文關係作多種解釋，而且辯論
雙方總是尋求得出不同的結論。所以這也是當前法律人工智能研究
麵臨的最大問題，Edwina L. Rissland認為，對於語言模擬來說，像
交際短語和短語概括的有限能力可能會在較窄的語境條件下取得成
果，常識知識、意圖和信仰類知識的模擬化、完全的功能模擬、一
般“解決問題”能力的模擬則距離非常遙遠，而像書麵上訴意見的
理解則是永遠的終極幻想。4
三、實踐法律推理說對形式推理說的批判
梅裏曼（John Henry Merryman）認為：“大陸法係審判過程所呈
現出來的畫麵是一種典型的機械式活動的操作圖。法官酷似一種專
門的工匠，除了特殊的案件外，他出席法庭僅是為了解決各種爭訟
事實，從現存的法律規定中尋覓顯而易見的法律後果。他的作用也
僅僅在於找到這個正確的法律條款，把條款與事實聯係起來，並從
法律條款與事實的結合中會自動產生解決辦法，法官賦予其法律意
1
[法]孟德斯鳩.
論法的精神（上）[M].
張雁深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
p163.
2
[英]麥考密克，[奧]魏因貝格爾. 製度法論[M]. 周葉謙譯.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
出版社，1994. p54.
3
[日]長穀川國雄. 世界名著便覽[M]. 天津編譯中心譯. 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 p229.
4
Edwina L. Rissl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Law: Stepping Stones to a Model of
Legal Reasoning [J]. The Yale Law Journal. Vol. 99. p1957-1981.
第五章 法律與修辭221
義。……法官的形象就是立法者所設計和建造的機器的操作者，法
官本身的作用也與機器無異。”1但當法官遇到下述情況時，法律形
式推理就暴露出其局限性：（1）法律未作規定的新情形；（2）一
個法律問題存在多個可以適用的前提，必須作出選擇的情形；（3）
適用原有法律將會帶來嚴重不義的情形。這是單憑形式推理所無法
完成的任務，隻有通過實踐推理訴諸社會正義、公平及慣例等廣泛
的價值標準，才能使法官們更好地通過裁判解決糾紛。
實踐推理說是對形式推理說的否定，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
階段是現實主義法學對形式推理說的僵化性的批判，其代表人物是
霍姆斯大法官；第二階段是新實用主義法學對形式推理說的批判，
其代表人物是波斯納。霍姆斯法官提出了“法律的生命並不在於邏
輯而在於經驗”2。所謂“經驗”，包括“可感知的時代必要性、
盛行的道德和政治理論、公共政策的直覺知識，甚至法官及其同胞
所共有的偏見”，這些經驗的東西“在確定支配人們所應依據的規
則時，比演繹推理具有更大的作用”3。博登海默認為：法官會以
整個法律與社會秩序，以及提供給法官的淵源於傳統、社會習俗和
時代精神的原始資料為基礎進行判斷，那些已經牢固確立的文化價
值規範、貫穿於法律製度中的基本原則、顯而易見的情勢必要性以
及占支配地位的公共政策方針是限製法官推理的客觀因素。4同時，
法官的特性、習慣、愛好、偏見也是影響判決的因素，“在紛亂的
爭論中，在糾纏在一起的各種見識中，……法官必須通過判例、政
策、曆史……找到通向最佳判決的道路，這種判決是可憐的易犯錯
1
[美]梅裏曼. 大陸法係[M]. 顧培東譯. 北京：知識出版社，1984. p40.
2
[美]E. 博登海默. 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M]. 鄧正來，姬敬武譯. 北京：華夏
出版社，1987. p478.
3
同上，p145-146.
4
同上，p483.
222 跨學科視野下的修辭學研究
誤的人們在所有困難任務中那個最困難的任務中所能得出的，這是
人與人之間、人與國家之間的裁決，通過稱作法律的推理進行”1。
於是，法律推理也就變成了充滿開放性、不確定性和不一致性的結
構。辛格（Joseph Singer）說：“法律推理是不確定的和有爭議的，
如果按照自身的標準，法律推理不能以一種‘客觀’的方式來解決
問題。”2
在實際的司法實踐中，“法律邏輯並不像是我們通常所設想
的，將形式邏輯應用於法律。我們所指的法律邏輯是指供法學家，
特別是供法官完成其任務之用的一些工具，方法論工具或智力手
段。”因此，波斯納法官承認，法律也有靠修辭的時候。“修辭
學對法律是重要的，因為很多問題不能通過邏輯和經驗論證來解
決。”3也就是說，法官並不是一個計算機，並不是機械地運用法
條，法官必須在某種價值判斷的指引下，運用修辭學的智力手段作
出判決。這就是波斯納所謂的實踐理性，即“是指這樣一種方法，
通過這種方法，不清醒的人們對不能為邏輯或精密觀察所證明的事
物可形成種種確信”4。這種意義上的實踐理性包括軼事、內省、
想象、反思、常識、移情、動機、說話者的權威、隱喻、類比、前
例、慣例、記憶、經驗、直覺以及歸納等等。波斯納具體描述了兩
種方法：依據權威和類比推理。威斯伯格（Weisberg）認為，判決意
見所使用的語言和修辭比判決結論更加重要，因為它們決定著所要
得出結論的對錯，為了理解法律正義，我們必須考察隱藏在語言和
1
[美]帕特裏夏·M. 沃爾德. 《哈佛法律評論》所刊載的有關司法判決的思想[J].
法律譯叢，1988(1).
2
Kent Greenawalt. Law and Objectivit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p34.
3
[美]波斯納. 法律與文學[M]. 蘇力譯.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2. p245.
4
[美]波斯納. 法理學問題[M]. 蘇力譯.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 p86.
第五章 法律與修辭223
修辭之中的法律主觀領域的內部世界。
1
四、法律修辭學
修辭學發揮作用的領域是令人信服的論證領域，而並非邏輯強
製性的領域。“它就是實踐和一般人性的領域，它的活動範圍並不
是在人們必須無條件地服從的鐵一般的推論力發生作用的領域，也
不是在解放性的反思確信其‘非事實的認可’的地方，而是在通過
理性的考慮使爭議點得到決定的領域。正是在這裏，講話藝術和論
證技巧（及其沉默的自我思慮）才得其所哉。如果說講話術同樣企
求情感（這自古就是如此），那麼它也絕未因此就脫出了理性的領
域。”2在法律領域，修辭學的功能在於：在傳統的分析推理之外，
或者在邏輯推理失去其有效性之處，它成為一種獨立的、特定的推
理論證方式。“修辭的本體性質在邏輯語言終止的邊界上才開始顯
現的，並與邏輯語言構成並列對應的兩個表達向度。”3這也就是
保羅·德曼所說的“修辭功能突出於語法和邏輯功能之上的語言運
用”4。在邏輯所不能達到的地方有修辭，修辭與邏輯構成了人類思
維的二元對立與互補。修辭不像邏輯那樣具有思維的確定性，指向
文本的確定意蘊，而是更多地指向文本的不確定性內涵，這種不確
定性也可以說是開放了邏輯認識的邊界。因此，在司法審判中運用
修辭可以彌補法律邏輯推理的不足。“今天，由於我們龐大的司法
係統問題日益增多，由於另外的法律領域，如社會保險法和稅法，
1
R. H. Weisberg. Coming of Age Some More: “Law and Literature”Beyond the
Cradle [J]. Nova Law Review, 1988(13). p121.
2
[德]伽達默爾. 真理與方法[M]. 洪漢鼎譯. 上海：上海譯文出社，1999. p754.
3
陳浩. 論修辭哲學的三個層次[J]. 江蘇社會科學，2003(6).
4
[美]保羅·德曼. 解構之圖[M]. 李自修譯. 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p106.
224 跨學科視野下的修辭學研究
重又陷入決疑論中，所以，我們應當重新記起法律的修辭學之源。
我們應當這樣，更何況，由法律嚴格地決定法律案件判決的觀念，
在科學上不可能長期堅持。”1而且，“在較少權威而有更多民主色
彩的法律觀念中，修辭學的地位會越來越不可或缺”2。縱觀法律發
展的曆史，法律的專業取向促使法律學者們走向科學主義和形式主
義，促使他們更多地運用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而非人文學科的話
語；但是法律的社會實踐本性，又使它天然地同修辭學緊密相關。
伽達默爾宣稱，“一切社會實踐——也許也包括革命實踐——沒有
修辭學的作用是不可想象的”3。也正是在這一點上，修辭學具備了
與法律相結合的基礎。
法律修辭學（Legal Rhetoric）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在歐美
法學界逐漸興起並取得一定影響的法學理論，其產生的背景是上個
世紀修辭學的複興以及“充分的論證”成為法律判斷正當性的重要
依據。法律修辭學是一個“根據現在的情形，旨在改善語言使用的
實踐學科”4。
法律修辭學並不把著眼點完全放在語言使用上，而是旨在探究
價值判斷在法律判斷形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如何通過法律論
辯和主體之間相互說服的方式限製法律判斷的恣意，以此彌補傳統
形式推理的缺陷與不足。法律與修辭學結合的目的便是為法律判斷
尋求合法與正當性基礎的更好論證方式，而這種合法性和正當性是
1
[德]阿圖爾·考夫曼，溫弗裏德·哈斯默爾. 當代法哲學和法律理論導論[M]. 鄭
永流譯.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
2
Perelman. Ch.Law and Rhetoric[A]. Justice, Law and Argument [C].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p121.
3
[德]伽達默爾. 真理與方法[M]. 洪漢鼎譯. 上海：上海譯文出社，1999. p754
755.
4
[德]阿圖爾·考夫曼，溫弗裏德·哈斯默爾.
當代法哲學和法律理論導論[M].
p310.
第五章 法律與修辭225
寓於主體間理性的商談過程中的。弗拉格（Frug）認為：“我們應
該放棄對法律論證之基礎的傳統追求，因為找不到這樣的基礎，我
們應該以對法律論證的關注來代替這樣一種追求，尤其是注意其說
服的企圖。換言之，我是說，我們將法律論證視作是修辭的一個例
子。”
1
法律修辭學的代表性成果是以比利時語言學家、哲學家佩雷爾
曼（Perelman）為代表的新修辭學研究。佩雷爾曼聲稱，法律與新
修辭學的關係是極為密切的。新修辭學的“這些方法已被法學家在
實踐中長期運用。法律推理是研究辯論的沃土。法律推理對新修辭
學，正如數學之對形式邏輯和證明學說一樣”2。佩雷爾曼的法律推
理研究立足於，在法律條文不確定、不能反映法律精神的情況下如
何依照法律正確地解決案件。
論辯是佩雷爾曼概括的法官解決上述問題的方法，在佩雷爾
曼看來，法律推理不是形式上的證明，而是一種論辯。佩雷爾曼
（1982）指出，現實話語實踐，如廣告、法庭辯護等，根本就不
是、也無法以還原為邏輯形式的嚴格方式來推理論證並獲得結果，
故形式邏輯方法將任何無法化約為邏輯形式的論證都排除出研究視
野。佩雷爾曼從古典修辭思想中找到了非形式論證的途徑，提出了
在修辭學框架內研究論辯的新思路。他認為：“隻有訴諸論辯才能
給他（法官）足以證明其法律決定正當的理由。”3論辯在佩雷爾曼
看來就是修辭，其目的在於獲取或是增強受眾對某一觀點的信奉，
是在特定情境中的交往而不是抽象的形式推導。佩雷爾曼明確指出
1
J. Frug. Argument as Character[J]. Stanford Law Review. 1988(40). p871.
2
Perelman.
Ch.
Justice,
Law
and
Argument·preface
[C].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3
Perelman. Ch. The Realm of Rhetoric [M].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82.
226 跨學科視野下的修辭學研究
他所謂的論辯就是亞裏士多德所說的辯證推理。佩雷爾曼說：“我
意識到了作為邏輯學家的我完全忽略了的某種東西，除了那些在形
式邏輯中研究的推理工具以外，還有其他的推理工具，即亞裏士多
德稱為辯證推理的工具。但我傾向於稱其為論辯推理。令我極為感
興趣的問題是，如何把勸說性論說一方麵與修辭學聯係起來，另一
方麵與形式邏輯聯係起來。一個辯證論證可被評價為有力或軟弱，
恰當或不恰當，卻不具有無可爭辯性或自明性。”1亞裏士多德把推
理分為兩大類：論證推理和辯證推理。論證推理用於科學證明，研
究必然性知識，三段論就是論證推理；辯證推理針對或然性知識，
即使在前提為真的條件下，也不能確保結論為真。“辯證推理”是
證明價值判斷的一種可行的方法，其實質是一種論辯過程，論辯結
論的成立與否取決於論辯雙方對結論的態度。在《哲學中的修辭
學——新修辭學》一書中佩雷爾曼宣稱：“新修辭學可解釋為辯論
學。它的研究對象是商討技術，旨在促進人們在思想上接受向他們
提出並爭取他們同意的命題；新修辭學也研究得以使辯論開始和發
展的條件以及這種發展的效果。”
2
佩雷爾曼之所以將其理論稱為“新修辭學”，在於新修辭學家
將用以說服他人的“辯證推理”的根源歸結為古典修辭學的形式演
繹邏輯的傳統。他們認為，形式邏輯隻是根據演繹法或歸納法對問
題加以說明或論證的技術，屬於手段的邏輯；新修辭學要填補形式
邏輯的不足，是關於目的的辯證邏輯，可以幫助法官論證其決定和
選擇，因而是進行價值判斷的邏輯，是“非形式邏輯”。“這將使
人們不僅說明或證明他們的信念。而且要論證他們的決定和選擇，
因而新修辭學創造了價值判斷的邏輯，它是實用推理中必不可少
1
佩雷爾曼. 邏輯學和修辭學[J]. 許毅力譯. 哲學譯叢，1988(4)
.
2
沈宗靈. 現代西方法理學[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p435.
第五章 法律與修辭227
的。”1佩雷爾曼認為，在司法三段論思想支配下，法學的任務是將
全部法律係統化並作為闡釋法律的大前提，“明確性、一致性和完
備性”就成為對法律的三個要求。而新修辭學的基本思想是價值判
斷的多元論，法官必須在某種價值判斷的指示下履行義務，必須考
慮哪些價值是“合理的、可接受的、社會上有效的公平的”，這些
價值構成了判決的正當理由。而價值判斷，既無法從形式邏輯推演
中得出，也無法從純粹經驗觀察中分析出。佩雷爾曼主張以合理的
可接受的原則作為法律推理中的價值判斷標準，以平衡綜合不同價
值判斷，建立法律和平。
2
修辭論辯的目的旨在說服人，而說服的功能在於指出“好的正
當理由”。“我們已忘記了法律家尤其是法官的技術是一種論辯性
的技術，它就體現在給出好的理由，回應反對的意見以便結束爭
議，獲得法律和平（即獲得當事人、公眾和其他相關人等的讚同）
的過程當中。”3亞裏士多德的修辭術在應用時有兩個限製：其一，
如果某一論題在人們心中被公認為是自明的，那麼，不具備需要論
辯的理由……其二，某一論題是獨斷、無任何理由予以支持的，它
隻能通過野蠻的暴力來強製得到服從，而棄人們的理解性接受於不
顧。不過，在佩雷爾曼看來，這兩種極端情況都非常少見，因此修
辭學的適用領域極為廣闊。法官要想證明其判決的合理性，就必須
提出為社會所接受的判決理由。而提出理由的過程就是一個論證的
過程。佩雷爾曼特別指出，證明與論證是不同的兩個概念，法官的
說理基本上是論證性而非證明性。形式邏輯是一種證明的邏輯，證
明是根據先前所確立的規則進行計算的結果。證明之結論，是從公
1
沈宗靈. 現代西方法理學[M].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 p435.
2
同上，p443-446.
3
[比利時]佩雷爾曼.
法律、邏輯和認識論[J].
黃金榮譯.
浙江大學法律評論，
2003. p77.
228 跨學科視野下的修辭學研究
理性推定為出發點，經過一係列正確的邏輯推導，所得出的是唯一
正確結果。與證明不同，新修辭學中的論證，表現為講演者通過說
或寫的方式，向聽眾或讀者表達其觀點的過程。論證的目的是“引
致或增強聽眾對某一論題的認同”，是對某一事物既定狀態的修飾
或強化。
1
通過修辭學進行法律論辯，實際上是論辯雙方相互說服的過
程。修辭是在言者與聽眾之間起作用的，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講，
“成功的修辭取決於言者（他的技巧等）以及聽眾（他的接受態度
等），正如同成功的藥品同時取決於醫生和病人一樣”2。“聽眾”
之概念，在新修辭學中具有基礎性地位。所謂聽眾，是論者試圖說
服的對象，是“說話者在論證過程中所企圖影響之人”。論者欲達
論證、說服的理想效果，必須正確建構聽眾之概念。佩雷爾曼的基
本立場是，法律論證的目標在於獲致或強化聽眾內心對某一命題的
接受，論證之所以能為聽眾所認同，因為說話者能夠認識其與聽眾
之間的共識，並能從共識出發，使其論證之內容能迎合聽眾之好
惡。所以，法官能否對聽眾之構成有正確的認識，直接關係到其判
決能否被接受、認可。佩雷爾曼指出，對於法官而言，其聽眾是爭
訟當事人、上級法院和知識大眾。隻有對於普遍聽眾皆為有效的論
證，才是論證的最高境界。
作為對強調實踐的古典修辭學的繼承者，新修辭學家們都致力
於對現實論辯中的論證結構進行分析。佩雷爾曼在對現實生活中的
90餘種論辯形式進行總結的基礎上，提出了包含論證的起點和方法
在內的論證結構。並具體分析了各種論據的作用。圖爾敏亦以其提
1
[比利時]佩雷爾曼. 法律與修辭學[A]. 朱慶育譯. 陳金釗，謝暉編. 法律方法（第
二卷）[C]. 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3. p146.
2
[美]波斯納. 超越法律[M]. 蘇力譯.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1. p585.
第五章 法律與修辭229
出的論證模式而著稱，他認為，一項主張的證立是一種由各個步驟
組成，按固定順序依次進行的程序，並勾畫出了具體的論證圖示。
佩雷爾曼以“禁止車輛進入公園”這一規章為例，說明了他的
所謂新修辭學法律思想在司法過程中的運用。一個公園入口處貼了
禁止車輛進入園內的規定。假定守門的是一個法官，他讓一個帶著
一輛手推童車的人進入園內，他的理由是手推童車不是車輛。他
又讓帶了一輛電動車的兒童進入園內，理由是車輛是指汽車和摩
托車即發出噪聲汙染空氣之類的東西。在這裏他對車輛這個詞作了
解釋。接著由於公園內有人心髒病發作，他又讓一輛救護車駛入園
內，理由是這是非人力所及範圍以外的情況。在這裏可以看出，法
官已超出解釋車輛一詞的範圍，也就是說它不能以法律條文字麵意
義來判決，而必須考慮法律到底要保護什麼價值，這種價值與其他
價值又有什麼衝突，哪一種衝突更為重要，等等。因而法官並不是
一個計算機，他必須麵對價值判斷問題。此時，法官並不是機械地
運用法條，而是運用對於某種社會價值的信仰，運用新修辭學的智
力手段作出判決。佩雷爾曼指出，由於運用這種法律邏輯的智力手
段，法官就為法律帶來了正義衡平等價值。
從學術傳承上，佩雷爾曼直接地指出他所談的論辯理論就是古代
的辯證法和亞裏士多德的修辭學。強調法律語言運用中的具體語境，
而不是片麵的形式邏輯，實際上是20世紀西方修辭學受到存在主義、
實用主義影響下的一種變革，佩雷爾曼則是循著這種思路去分析司法
過程中法律語言的運用，從而完成其法律修辭學理論的構建。
230 跨學科視野下的修辭學研究
第四節 法律研究的跨學科趨勢
霍姆斯（Holmes）早在一百多年前，在《法律的道路》中就曾
預言：“理性地研究法律，當前的主宰者或許還是‘白紙黑字’的
研究者，但未來屬於統計學和經濟學的研究者。”1其實，早在17、
18世紀，許多法律問題都已經采用數學的方法進行論證。萊布尼茨
曾寫過一篇題為《選立波蘭王的政治證明典範》論文，利用幾何學
方法，以60個命題證明了諾依堡君主一定要被選為波蘭王。2維柯
“用一種嚴格的數學方法”，即幾何學方法，寫成了一部名為《普
遍法律的唯一原則》的著作。3普芬道夫則從社會需要這一原則出
發，利用幾何學方法推導出天賦人權。霍布斯認為法哲學是一門完
善的可以證明的科學，在很大程度上適宜於應用幾何學方法。4斯賓
諾莎的《倫理學》一書中涉及大量法學問題（如自然權利和社會契
約論），全部用幾何學方法進行論證。著名的三權分立理論也曾受
到幾何學的支持。5孔多塞則對概率情有獨鍾，認為作為合理社會的
一個必要條件，社會政治研究必須引用數理方法，使之成為一門新
學科，而概率論則是通向這門新學科的橋梁。他的一篇論文的題目
就叫《概率演算教程及其對賭博和審判的應用》。
6
20世紀60年代，隨著一大批新理論的產生，如經濟學和哲學中
1
Oliver Wendell Holmes. The Path of the Law [J]. Harvard Law Review, vol. 1. 1897.
p469.
2
[德]文德爾班. 哲學史教程（下卷）[M]. 羅達仁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
p545.
3
[意]維柯. 新科學（下冊）[M]. 朱光潛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 p656-657.
4
[德]文德爾班. 哲學史教程（下卷）[M]. 羅達仁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
p545.
5
蘇力. 法治及其本土資源[M].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 p236.
6
[法]孔多塞.
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譯序[M].
何兆武等譯.
北京：生活·讀
書·新知三聯書店，1998.
第五章 法律與修辭231
的博弈論、統計學、公共選擇理論、文學理論等，都在以越來越強
的力量影響著法律研究。1在國外，尤其是美國，運用博弈理論來分
析特定法律問題的法學家非常之多，如傑克遜將囚徒困境理論應用
到破產法的研究中，庫特、馬克斯和蒙金利用博弈理論模型來考察
審判前所發生的情況，貝伯丘克利用博弈理論來考察民事訴訟程序
規則，卡茨利用博弈理論分析合同法律中的出價與接受問題，約翰
斯頓利用博弈理論闡述合同違約規則，戈頓和利布朗利用博弈理論
考察公司法，梅納爾吸收網絡外部性的成就來分析計算機軟件的版
權保護，布裏爾梅爾利用博弈理論來分析法律衝突問題，埃裏克森
利用博弈理論來說明習慣如何能與法律規則一樣發揮作用。2當然，
運用博弈論對法律行為進行分析的集大成者是道格拉斯·G. 拜爾、
羅伯特·H. 格特納、蘭德爾·C. 皮克，他們合著的《法律的博弈
分析》已成為這方麵的經典著作。運用模擬等數學方法進行法律推
理的人工智能研究也是20世紀下半葉中外法學家非常熱衷的領域。
1970年Buchanan & Headrick發表了《關於人工智能和法律推理若幹
問題的考察》一文，標誌著對法律推理進行人工智能研究的開始。
對法律推理的人工智能研究主要循著兩條途徑前進：一是模擬歸納
推理，一是模擬法律分析。法律專家係統是法律推理的人工智能研
究的主要課題。國外一些法學家開發了律師推理專家係統、法律判
決輔助係統、應用於複雜的實體法領域的潛在損害係統等法律專家
係統。目前，在一些國家，法律專家係統已在法律活動中正式投入
使用。另外，運用係統論、信息論、控製論對法律進行研究的學者
1
Richard A. Posner.The Problems of Jurisprudence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424-425.
2
[美]道格拉斯·G. 拜爾、羅伯特·H. 格特納、蘭德爾·C. 皮克. 法律的博弈分
析·導論[M]. 嚴旭陽譯. 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232 跨學科視野下的修辭學研究
也非常之多。
1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以“法律與××”為題的學科也急劇增
加。例如法律與經濟學、法律與社會學、法律與文學、法律與政治
（批判法學）、法律與婦女（女權主義法學）、法律與種族（批
判種族理論）等。其他學科如統計學、心理學、社會生物學的知
識也侵入到了傳統的法學領域。在法學教育領域，一些主要的法學
院都開設了法律經濟學、法律與文學、批判法學、女權主義法學等
課程。波斯納的論著就鮮明地反映出其非法律化的跨學科特點：如
《老齡化與老人》《性與理性》《法律與文學》《法律與道德理論
的疑問》《正義的經濟學》《法律的經濟學分析》等。在1986年的
一個司法判決意見中，他甚至直接寫入了數學公式：“如果Ｐ×Ｈ[ｐ]＞（1-Ｐ）×Ｈ[ｄ]，就應當發布禁令。”
2
美國的法律《研究雜誌》2000年第一卷第二冊是研究美國法律
引證的專號。其中收錄有《非法律信息與法律的非法律化》一文，
該論文研究了美國最高法院、新澤西州最高法院以及其他一些法院
判決中引證的法律材料和非法律材料，發現自50年代以來，不僅司
法判決中引證的非法律材料的總量增加了，而且相對於這些判決中
所引證的法律材料的百分比也增加了。3目前，其他學科的知識，如
精神病學、精神分析學、社會學、人類學、哲學也在對法律研究產
生重大的影響。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才有學者預測法律的未來，
是“法律的非法律化”。
1
何柏生. 數學對法律文化的影響[J]. 法律科學，2000(6).
2
蘇力. 也許正在發生——中國當代法學發展的一個概覽[J]. 比較法研究，2001(3).
3
萬斯庭. 美國法官的工作[A]. 宋冰編. 程序、正義與現代化——外國法學家在華
演講錄[C]. 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8. p342-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