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了1970年的元旦，全縣的林業係統進行大改編，把伐木場、林場、貯木場改編為營，基建隊改為連，班組為排，統統納入福建生產建設兵團編製。沙縣林業局稱為24團。團部就設在林業局內。
遵照上頭的指示，全團上下都開墾荒山，似乎就要發生什麼重大變故。我們杉口附近的山頭幾乎象理光頭似的開了個遍。元旦也不放假，人人上山開荒。不知從哪裏弄來了幾頭牛，讓鐵匠老嶽打造了牛鼻栓。那天中午，我們正在休息，兩個人就在我們家門外，將牛鼻栓弄得叮噹作響。金玲心慌地說：
“莫不是來人捉拿你了？你聽，是不是手銬的響聲？”
“不會吧？”
“我出去看看？”
我默許了。一會兒金玲回來，和衣上床：
“是牛鼻栓。嚇了我一跳。”
那天中午，金玲要包水餃，到夥房老梁那裏分了一些肉和韭菜，把放在食堂的空飯盒也取回來。她一個人在家裏忙著。收午工的時候，我路過夥房，被老梁叫住：
“小江，你還蒸了一盒飯呢！”
“沒有呀！我們中午包餃子呀。”
“你自己看看，這174號的飯盒是你的吧？”
“還真是的。誰送來的？”
“你女兒。”
“這丫頭。晚上隻好炒飯吃了。”
我剛剛到家，金玲就問我：“怎麼沒跟華兒一起回來？”
“沒見著她呀！”
“我讓她去找你啦！”
我剛剛出去，孩子回家了。我沒找著，又回過來，卻聽見孩子對她媽說：
“媽媽，爸爸不見啦！”
“江扯，爸爸不是在你背後嗎？”
華兒轉過身來，高興地抱住我的雙腿，我把她抱起來，親她：
“你去找爸爸啦？”
“嗯。”
“沒找著，是嗎？”
“嗯。”
“爸爸和你走岔路啦！爸爸永遠和華華在一起，是吧？”
“是的。我要永遠和爸爸在一起。我愛爸爸！”
毛主席說：“清理階級隊伍，一是要抓緊……”我們這些被批鬥過的，都列入另類。有的隔離，有的扣發工資，每人每月隻給十五元生活費，帶家屬的，每個家屬每月七元。我也被隔離，白天可以一家人過，晚上要和妻子分開住。我被指令到另一坐空房裏過夜。安徽的小三子是基幹民兵，那一晚是他值班。晚飯後，他到我的房間門口。對我們說：
“小江，你聽好了。今晚是我值班。你可要老老實實地到你該去的地方去過夜，不要影響我們貧下中農的小葛休息。否則，我對你不客氣！”他說完，圍著整個工區繞了一圈，最後又到我們門前，再大聲地交代一句：“記住了？”然後小聲，“我睡覺去了。”
我知道，小三子的言外之音是：“放心在一起睡吧！我不會再查班了。”
那一晚我們確實睡得放心，整座大棚隻住我們夫妻倆。其他人都因為編製改變，搬走了。待華兒睡著之後，我跟妻子著著實實地風了一把，結婚三年多來，第一次、也是僅有的一次，看到妻子進入高潮的狀況。
1970年5月28日。清晨。杉口伐木場來了三四個人，到基建隊通知大家停工，集合整隊到場部（即營部）開會。其中一個來到我家。為了不打草驚蛇，輕描淡寫地告訴金玲，讓我也去參加。
我和大家一起到了場部，即被兩個民兵挾持到一間小夥房去，並看守著。不久，金玲抱著孩子，哭哭啼啼地趕來，她二嬸把她接進屋。
一會兒，大會開始。看守我的將我押解到會場。平時和我還算要好的山東人崔俊法上台發言。當然不是他寫的稿子。他那點不到小學畢業的文化，是寫不出這種發言稿的。接著是喊口號：
“打倒劉少奇孝子賢孫江立凱！”
“打倒現行反革命江立凱！”
“將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
會議結束，我被戴上手銬，送到場門口等在哪裏的木材車旁。車上已經有不少搭便車進城的男女。我戴著手銬上不了車，二叔進前托起我的臀部，幫助我上了車。有人給我送上一床棉被和一網兜衣物。二嬸抱著最小的妻妹，身邊跟著兩個大的，目送我上車。她低聲問丈夫：
“怎麼會這樣呢？多好的孩子！”
金玲母女被人攔住了，沒有到車跟前來。我被直接送進沙縣看守所，被作為重刑犯，和一個自稱曾經擔任過偽江蘇省蘇州檢察署文書的、六十多歲的老頭關在一起。這是1號房。從此，所長他們不再呼喚我的名字，而是叫我“3號”。
江立凱經曆了艱難的磨練，生活水平低下，饑寒交困。在調動時，步行三十多公裏，疲憊不堪，一步一挨，整整走了二十個鍾頭。
1993年林強自我爆炸後，丁總理代表毛主席視察了北京監獄，發現犯人受到不人道待遇，向犯人宣布：“今後，遇有類似問題，允許你們控告！”農場的犯人待遇得到很大的改善。這裏有許多幹部在明裏暗裏人情味對待犯人的故事……
1975年，鄧小平恢複工作。開始著手整頓經濟秩序和社會秩序，準備平反冤假錯案……1976年，一陣“反擊右傾翻案風”，又把鄧小平壓下去。初現的曙光又滅了非常時期出非常事件。福建生產建設兵團二十四團接管了沙縣黨政大權。隨後，人民法院、檢察院、公安局都被撤銷。其人員“順者昌，逆者亡”，一部分留用，一部分幹部被下放到潘洛煤礦，下井挖煤。
六月初的一天，早飯後，看守所老所長掏出腰間的鑰匙來到我的號子前，呼叫：“三號”，我答應一聲：“到！”隨即來到門邊。門打開了。所長說：“出來！”
我跟隨所長來到門廳。這是舊廟改造的看守所。我所說的“門廳”，也就是過去的“正堂”。兩個戴紅袖箍的民兵已經候在那裏。其中一個取出一根棕麻夾編的繩子，將我五花大綁起來，並將我推出門外，押送到體育場。
體育場的舞台坐西向東，和不遠處圍牆外的鐵軌走向相同。時不時有列車經過，預備進站拉響的汽笛聲隨時可聞。
舞台下人頭攢擁、黑壓壓一片。是由全縣各部門、各單位、各公社、大隊、生產隊被指令選派，前來參加“萬人公審”大會的。妻子金玲是否也抱著孩子夾在裏麵，不得而知。也許她們正在不遠的哪個角落盯著我呢！
晴空萬裏，赤日炎炎。多日不見天日，在眩目的烈日下，再家繩子的緊勒，雙臂血脈不通，腦部缺氧，眼前漸漸由紅轉昏，由昏轉黑，“轟”然一聲，我倒下了。倒在舞台的南角。我們十幾個罪犯正在這裏等候。等候台上團政治處大官講話結束，然後好將我們押到觀眾前麵、舞台下。由學校課桌拚接起來的犯人席上。隻聽見耳邊有人呼喊：
“不好了！快鬆鬆繩子，不然要出人命的。”
但押解我的民兵似乎並不著急。他還在向當官的請示，聽到斷然的答複：“鬆開！”然後才將繩子鬆了。一股血流直達大腦，然後流遍全身。我的眼睛才慢慢睜開。
和我一同押上審判席的有十五個人。一多部分是和我一樣的“現行反革命”，其餘的是各種刑事犯。
會場上人聲嘈雜。我的耳朵嗡嗡作響，什麼話也聽不進去。隻有這幾句聽清了。那就是：
“福建生產建設兵團二十四團政治處，依據有關規定，判處現行反革命分子江立凱有期徒刑十五年……”
審判結束，罪犯先被押出會場。我仍被送回看守所1號監房。
幾天以後，我再次被老所長喚出來，從門廳一角的辦公桌裏取出二元錢交給我，並讓我在一份登記冊上簽字。說這是我妻子和一個姑娘一起送來的。這二元錢，就是我入獄之後的第一份零用錢。我猜想，那個與妻子同來的姑娘，一定是大娘家的侄女兒。
我被民兵押上中型吉普。三張會議椅子靠車邊和駕駛座的後背擺著。車上已經有四個同行的，都不認識。我入座後，兩名民兵坐在敞開的車後門口，看守著我們。
中型吉普拐一個彎，經府西路口上了水南大橋。在寬闊的橋麵上，不時有步行和騎自行車而過的行人，回首張望我們。當一個騎車的年青姑娘，回首以疑惑的目光張望我們時，正好與我四目相對。我心裏說：
“別神氣，十五年以後，我們再見麵時，你已經是一個老太太了。”
中型吉普開到南平地界，早已過了晚飯的時間。幾個民兵輪流下車進餐，把我們留在車上。有個民兵說，給他們捎帶點吃的吧！另一個說，你給報銷啊！就沒了下文。
我們一路忍饑挨餓，好不容易到了“犯人之家”——看守所。他們將我們關進南平看守所，卻告訴我們：“再忍忍吧！開飯時間早已過了，等明天早上給你們開雙份。”
他們幾個都出去逛街了，把我們扔在象動物園關野獸一樣的籠子裏。監房的兩麵靠牆，另兩麵是杉木柱子間隔的柵欄。蒼蠅、蚊子可以自由出入。我們筋疲力盡、東倒西歪地躺在地上，沒有被帳，好在是夏天，凍不著。對麵號子的犯人向我們打手勢，意思是問我們犯了什麼進來的。老張用手掌在頭頂壓一壓，意思是：我們都是反革命。不知道對方是否能明白我們的暗示。
其實，我們一行並不都是反革命。五個人的罪名都不相同。
一、老張：捕前是縣革命委員會副主任。四十五六歲。此前為林業車隊司機、班長。1959年物資緊張時期，開車到浙江運草席，中途被他偷賣了二十多床，回來謊報遭劫。沒有人證物證。這次在縣領導班子的“鬥私批修”中，為了“放下包袱、繼續革命”，主動坦白交代。此案經過審查，無人能夠證明。鑒於本人坦白認罪態度較好，暫免處罰。在“一打三反”運動中，被清理出來，經生產建設兵團二十四團政治處判處有期徒刑二十年。
二、老何：五十二歲。捕前任崇安縣某農場會計。因過去曾貪汙三十幾斤糧票，被單位清洗。在這次清理階級隊伍中，再次揪出，繼續專政，被判有期徒刑七年。
三、小姚：二十八歲。捕前係某伐木場職工小學教師。因在婚前曾與十六歲女學生發生奸情，雖事過多年，已得家長諒解，在清理階級異己時，被其妻子舊事重提，本人承認，判處有期徒刑五年。
四、老馬：四十三歲。捕前為林業局生產科科長。上班時閑來無事，用舊報紙練習寫字，橫來豎去，不成規矩。革命群眾從他的字紙簍裏掏出他寫有：“中國人民解放軍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字樣，斜刺裏還有“殺，殺，殺”等，因此斷定：意圖推翻共產黨，毀我“長城”。定為現行反革命，判處有期徒刑八年。
五、我本人，二十八歲。因資產階級思想嚴重，好逸惡勞，不注重思想改造，對現實社會不滿，惡意攻擊以林副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是個嚴重的現行反革命分子，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
雖然我們都被判了有期徒刑若幹年，但並沒有給我們相關的判決書。
在南平看守所熬過一夜之後，吃了一份早餐（根本沒有雙份），車子立即上路。到了建陽，將近中午，我們仍被送去看守所。
建陽的看守所和南平有天壤之別，不但環境衛生，管理有序，監房也不同。一進監房，給人一種清新的感覺。通鋪隻有一層，離地麵約六十公分，水泥地板，犯人的內務也整理得幹淨利落。粉牆雪白，通風窗寬大，鑲嵌有避蚊紗網，房門緊閉，一隻蚊子都別想進來。雖然已是建陽地界，我們仍然被遺棄這裏兩天兩夜。好在建陽看守所待我們一視同仁。
第四天早上，民兵才來接我們。五個人被分成三撥：老張送去省第二監獄；老何和小姚送去崇安黃土農場；馬科長和我，送到小湖農場壯如山中隊。
壯如山中隊建在公路邊的山上。這裏象一片小高原，露天蓋房，無遮無蔭，每日的太陽都特別優先光照我們。用高牆圍起來的寬大的場院內，離牆三四米蓋一排監房，有十幾間。每間分上下兩層，住一個小組，20多人。監房的另一頭，橫向建一座房，是犯人的大夥房，鑿井汲水，供號內使用。圍牆四個角落的牆外，建四座監視塔。監房內，除室內以外，犯人的一舉一動，都在武裝人員的視線範圍之內。
每天清晨，值班幹部開大門進入圍牆內，吹哨叫喚犯人起床。再逐間逐室打開上了鐵栓的房門，早已等候在門邊的犯人即一哄而出。因為洗漱吃飯的時間有限，特別是我們這一間房，離夥房最遠，不緊張不行。
早飯後，大家都等候在監房門口。等待武裝人員來帶隊。新來的犯人不熟悉農活，思想也未穩定，一律被叫去開荒。
說是開荒，實質上是開山。按照上頭書生氣的意願，將整塊山挖下來，然後整平，整成一塊塊的平地。如果用來蓋梯田式樣的房子還不錯，用來種莊稼產糧食，簡直是疵人說夢。因為是上頭的命令，又在武裝人員的監控下，不用說地下是間隔土、硬礫石，就是鐵，你也要挖下去。
開荒並沒有一定的進度要求。武裝人員隻盯著你，不讓你逃跑就萬事大吉了。因此，遇上比較貪玩的年輕“班長”（犯人稱武裝人員一律為“班長”），經不起烈日爆曬，會提前一個小時帶你回監房。
起初，我們每個月的糧食定量是32斤，後來減為28斤。吃這麼一點糧食，僅能度命，怎麼能開荒呢？每天上午九點多、下午四點多，就開始饑腸轆轆。我們這些開山隊沒有耕田隊自由，可以偷偷摸摸夾帶一些農作物回號裏，隻能跟石頭和草根打交道。而我們所開的地段，連草根都稀少。早來的犯人，會在整地的時候，把罕見的塊莖流下來，扔到一邊。在武裝班長（後來改稱隊長）轉換視線的時候，偷偷地拾起來，塞進衣兜裏。若能僥幸混進大號（監房內的整個大院稱“大號”，與犯錯誤關緊閉的“小號”相對而言），刮刮皮、洗一洗，用一隻搪瓷口杯盛上，加上水，放在夥房大灶裏退出的紅火木炭上煮，不多會就煮熟了，端回監房裏有滋有味地吃起來。這些塊莖中，有一種比較大的，我們稱它“土茯苓”，富含澱粉，吃起來更香。難得老號子分一小塊給我品嚐，以後我也留意拾取這種草根。犯人之間有一條不成文的約定，就是各人拾取的東西歸各人，從不爭搶。有時被武裝隊長發現，還會互相掩護，從這個手裏轉到那個手裏，盡量將它們帶回去。若是遇上個別特別執拗的武裝隊長，在進入大號之前，讓我們背靠大號大門，麵對辦公樓，一溜兒打橫排開，一個個地搜查衣袋、褲袋、胸襟、褲襠，則這一天將一無所獲了。當然，大意的也有，或者是故意，叫一兩個犯人出列，裝模作樣地搜查一番，就放我們進去了。
壯如山缺乏水源，多是旱地，極少水田，糧食不能自給。所食用的大米，要到幾公裏外的小湖農場去挑運。
夏收夏種“雙搶”季節開始之前，林指導員來大號裏動員，凡能抽出來的勞力，都要到小湖農場去支援。“雙搶”其間，糧食定量相對增加，大家都高興地盼望早日開始。這一天，因為農田組的犯人早幾天就去支援小湖了，沒人給壯如山挑糧，就從我們帶班隊裏選出二十人，夾帶五六個“老農”，一清早去小湖農場挑稻穀。我和老馬都在被選之列。我平時天天勞動，挑百十斤不在話下，老馬科班出身，七八十斤就感到吃力。但我們剛出看守所不久，再經過一個多月挨餓挖山，從小湖回來，路程還走不到三分之一，在烈日的煎熬下，我隻覺得眼冒金星、腹內鬱氣蓄積，難以暢通，額頭大汗淋漓，我要受不住了。我低聲對老馬說：
“老馬，我就要吃不消了。我要倒下了。你幫我咋呼咋呼。”
“行。你撂挑子吧！”
又走了幾步，我身子一歪，躺下了。老馬即刻大呼小叫起來：
“報告隊長，江立凱暈倒了。”
隊長立即趕到我身邊，摸摸我的額頭，我確實沁出一身的冷汗，氣息急促。隊長當即呼喊：“誰，誰過來幫他挑擔子？”隨即指著一個“耕田隊”剛剛換下擔子的老犯人，“你，你來幫他挑！”
我空手跟在隊伍裏，支支挨挨地回到壯如山監房。幸好耍了這一招，不然今天要吃苦頭了。從撂挑子的地方到壯如山，還有四公裏路程呢！
過了兩天，壯如山中隊選出50人去小湖，參加夏收夏種。雖然我們有武裝隊長看管，早上一樣四點多鍾起床，五點在大號門口列隊報數，由武裝隊長和小湖農場水田分隊的老犯人帶往當天幹活的田塊。武裝隊長可以輪班休息，我們則要從早到晚，幹到晚上六七點鍾。中午送飯到地頭，稍稍休息十幾分鍾。
為了看管我們方便，隊長盡量把我們安排在寬闊的機耕路邊，有的用方型穀桶摔打穀子，有的踩打穀機。割稻也是我們帶班隊負責，老犯則負責將稻把從水田往機耕路上搬。半上午、半下午，都有一餐點心。晚飯要等當天的工作量完成，才能回號房。因此，最遲的一天，要到九點多才回號裏吃晚飯。
山區早晚溫差大，水也冷。夏秋之交天氣變化特別明顯。勞改農場要種大麵積的雙季稻。為了保證水稻足夠的生長期，除了提早播種、延長秧期外，還要適時扡插入田。每年農曆八月六、七日，立秋之前（精確到幾點幾分）插入的，可以收到成熟的穀子；過了這個時刻插入的，就隻能收癟穀和稻草了。所以，在立秋的前一天，來不及時，還要挑燈夜戰，直到天明認定的時刻。此時，插秧的三五成群，由一兩個犯人舉著火把給大家照明。至於是否能象“雙搶”開初時那樣，將每一棵秧苗都插在預先劃好方格底線的坐標上，那就很難說了，也不再講究了。
小湖是得天獨厚、水源充沛的地方，水田靠山傍溪，一片開闊，土質好。田裏都保持較淺的水位，適合作業。俗話說“有一利必有一弊”，其弊即在於水量淺，剛剛割斷的稻茬硬梆梆，象一把把利劍，將你的小腿肚刺破無數的傷口。傷口被溶入1605農藥、大約50℃的溫水浸泡，侵入肌膚，漸漸起泡化膿。在我每挪一步的時候，都牽動中樞神經，向大腦發出疼痛的信息。
晚上睡在床上，由於過分疲勞，疼痛的信息雖然進入大腦，卻引不起反應。當第二天起床哨響起，我翻身起床，穿上衣服，伸出雙腿的時候（在小湖，我睡的是上鋪），就好象有兩個人在拽我受傷的腿，大腦裏昨晚儲存的疼痛信息被激活，而且加倍地報應你。此情此景，不由讓我想起當年母親受苦時的狀況：她拖著沉重的雙腿，艱難地踏在織布機的踏板上，心裏記掛著她的獨生兒子，忍痛咽淚的境況。母親啊，母親！你雖然未能將我撫養成人，但僅憑你這樣為我受苦，就夠顯出你的偉大了。
我被同犯介紹到設在大號內的醫務室去。從醫的犯人給我弄些高錳酸鉀和紗布，告訴我使用方法：在臨睡前，將高錳酸鉀用開水溶解，冷卻到能接受的溫度時，用紗布沾取藥液，對患處狠擦，使其破皮，讓藥液滲入皮下。這樣連續做了幾天，傷口果然複原。好在我們在“雙搶”結束前兩三天，就提前回壯如山了，否則還有二次感染的機會。
有一次，我們在水田中央的一座儲存草木灰的草房邊割稻，突然灰房著火了。這時我想到向秀麗勇敢撲向火災現場的形象。我想，這是我立功受獎的機會到了，竟然脫離隊長的監視，參加到滅火的人群中去，被隊長發現了。他大聲向我呼叫：
“喂，你回來！”
大家都停下手中的活兒，回頭看看隊長在招呼誰。我也回頭看了看，又繼續作我的搶救工作。
“喂，叫你哪，你給我回來！”隊長生疏，不知道我的名字，隻好“喂，喂”地叫。這時隻有我回過頭來。隊長指著我：“你再不回來，我就開槍啦！”
原來是叫我。我隻好悻悻地扔下手裏的可盛水的木秧盆，回到帶班隊裏。
隊長仍不甘休：“你湊什麼熱鬧你。你剛來幾天，就想做英雄？給我乖乖呆一邊去！”
支援小湖的“雙搶”任務總算告了一個段落，我們仍由武裝隊長押送回壯如山。
在我們與小湖犯人閑談中，我有一個不解之謎，向老犯們請教。我說：
“小湖的大號真好，依山而建，夏天夠涼爽了。就象福州鼓嶺洋人的別墅似的。”
“虧你想得美。到勞改隊避暑來啦！告訴你吧。這裏麵有個大秘密，連幹部都蒙在鼓裏哪！”
“快說來聽聽。”我一下子來了興致。在我一旁的也慫恿他：“快，快說！”
這老犯人就說起了小湖農場建造中的一段往事：
小湖農場建造時，大部分田地都是從公社征用來的。為了建造犯人的大號和幹部的辦公樓及家屬區，從犯人中挑選一名工程師，可以省去許多設計和施工的費用。這名工程師被判重刑，自然心裏不甘，就給犯人的監房尋了這塊“風水寶地”。設計圖是無懈可擊。你看，靠山興建，省去兩道圍牆，號外麵對寬闊的稻田，再加上圍牆邊的崗樓，真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想”的好處。設計圖很快就批準了。
建造的結果完全符合設計者的心願：每個監房都是冬暖夏涼。再熱的夏天也不招蒼蠅和蚊子。後山的水渠直接流經夥房，給食堂人員省去打水的辛勞。而且，水渠由飯廳流出監房以外，清澈見底，給犯人洗漱帶來方便。中午、晚上回來，在大號裏就可以洗洗刷刷。
百米之外的幹部辦公樓和家屬區，就完全不同了。不依山、不傍水，更無大樹遮蔭納涼。房子設計得坐東朝西，冬天半上午不見太陽，夏天烈日西曬，晚上睡不上涼快覺。家屬們苦不堪言。有的家屬去過大號，回來發牢騷：“這是什麼鬼地方，還不如大號裏好。”但他們至今不知其中的奧秘，因為無論是大號，還是家屬區。都是按照當地的地形設計的，你找不出指責的借口。
回到壯如山，我們繼續開荒，還是每月28斤的定量。轉眼到了秋天，新的蕃薯出土了。夥房中午安排一餐純蕃薯，按一斤大米折七斤蕃薯計，中午每人可分到三斤左右的蕃薯，足夠飽食一頓。開飯時，各組派人到夥房領回總數，再由輪值的人，拿出自製的杆秤，一份一份地分好，然後抓鬮，以示公正。
我有一次從上鋪下來，被下鋪的老頭抓住腳踝，問我為什麼碰翻他的口杯和筷子。原來是在我先頭下床的那個人碰翻的。他揚長而去了。我好心幫老人拾起，卻被冤枉了。
老人說：“不是你碰翻的，憑什麼你去拾起來？”
我再三說明，和他同床的也為我證明。他就是不信。看來，有時好人還真難做。在這種地方，本來就沒可能有好人。
天氣冷了。晚上要看電影。電影隊是來慰問幹部和武裝隊長的。為了體現人道主義，也讓犯人出大號觀看。林指導員在電影開場之前，先訓幾句話：
“今天放映的電影是《白毛女》和《紅色娘子軍》。讓你們出來看，是政府的人道主義。你們千萬不要想歪了，把自己的處境與電影裏的角色對照起來。她們是受壓迫、受剝削的勞苦大眾，當然要起義，要反抗。你們是人民的罪人，當然要鎮壓、要改造，要對你們實行無產階級專政。聽明白了嗎？”
“聽明白了。”大家前前後後，並不同聲響應，聽起來象是多聲部合唱。
“再來一遍，大聲點。聽明白了嗎？”
“明白了！”這次聲音較為統一，響亮多了。
電影在天擦黑才開始，11點鍾結束。我們回到監房躺下，值日幹部給每個監房上了鎖，離去了。最後聽到圍牆大門也拉上了鐵門栓，喀嚓一聲，上了大鎖。四丁一片寂靜，無聲無息。隻有崗樓上的大時鍾的報點響聲，清晰可聞。
人們陸陸續續入了夢鄉，唯有我直瞪瞪地望著天花板。肚子裏響起木鬥水車車水的聲音，就象我上高中時，在福州四中農場為稻田汲水，踏動水車的腳踏致使木軸磨擦發出的聲音；還夾雜著青蛙的合唱。這些聲音與崗樓上大時鍾的報點響聲交織在一起。
十二點，一點，兩點，三點，四點……四點過後，我終於支持不住了，睡了過去。五點半，隨著起床哨子的響起，新的一天又開始了。
和我一起從沙縣來的，隻有老馬一個。因此我們倆總在一起，說話的機會就多了。我們商量，現在社會秩序混亂，遇著機會就逃跑出去。最好能搶得一支槍，上山打打兔子、野雞什麼的，等時機好了再出來。省得過這種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老馬說，武裝隊長都是十七八歲的毛小夥，很容易對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