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說話，草中有人。也不知道是我們的談話被人聽見，還是我們的過分親密讓人嫉妒，在接下來的個人年終評審中，我們兩人始終通不過。
年終評審要求，每個人將自己一年來（在我們是半年來）的思想意念、行為表現，自個兒解剖出來，寫成文字，由組長念給大家聽。在小組裏通過初審，再將表格送到林指導員那裏，對照他們所搜集到的口頭或書麵檢舉材料，參考你自己的認罪程度，是通過或發回重新檢查。到了元旦過後，我們兩人還沒有被通過。這事也就這樣掛了起來。
和我們同一個小隊的，有三個人比較突出。一個是蘇世樹，他因肺病殃及喉部，不能發聲。大家都稱他“啞巴”。他進出監房、點名報數時，隻要一舉手，武裝隊長就發話了。另一個是戴振芳，說是在廈門哨所觀察金門蔣軍動向時摔傷了，成了三級殘廢軍人。還有一個是許概全，他總是獨自一人坐在監房門口分菜的桌子旁，想著與眾不同的問題。有一天下午出工前，我提早起床來到門口，端一張椅子坐在他的旁邊。他突然問我：
“你說，這人造衛星是如何上天的呢？”
我覺得，在如此環境下，他居然還有這種心情，來思考高科技的問題，有點超脫，還是無奈呢？
我說：“科學家以高性能燃料啟動火箭，攜帶人造衛星，當升空速度達到每秒鍾七點八公裏時，衛星即可環繞地球運轉；當速度超過每秒鍾十一點四公裏時，火箭可以擺脫地球吸引力，向太空飛行。”
許概全很滿意，說：“你真是好記性。謝謝你！”
元旦之後，春節前的某一天，早飯後，林指導員進入大號。待全體人犯集合好後，他拿出一份名單，逐個點名出列。二十五個當中，許多是老弱病殘者，如蘇世樹、戴振芳、嶽涵瀾等，也有中青年的，如我、潘洛煤礦來的丁理想、廈門來的嶽清發等。林指導員讓我們這些人留下，其餘的解散。然後通知我們收拾行劉，準備出發去小湖。
第二天清晨，每人發給一塊半斤麵粉製作的大饅頭，說是我們的午餐。林指導員再三交代，饅頭不許提早吃，否則就要整天挨餓了。
當我們被武裝隊長押解到小湖農場時，已有一批犯人在幹部家屬區外的曬穀坪上整裝待發。林指導員和小湖農場的宋指導員作了交接，就回壯如山去了。
接下來是宋指導員的臨行訓話：
“今天，將你們這五十個犯人，送去西山農場的少壯中隊，支援他們。那裏剛剛建立，人手不夠。本來準備調二監的大型拖拉機運送你們，因為任務繁忙，大型拖拉機來不了了。好在你們都有腿，可以走路，總路程大約二十公裏，要走好幾個小時。現在正是考驗你們的時候。你們當中有個別人，或許會借著這個機會腳底抹油，但我警告你們：真有這種思想的，請你收起來，給我老老實實地走到少壯去。如不聽話，就地正法。我們武裝隊長的子彈，可比你們的雙腿跑得快！”
大家默默地聽著，沒有人作評論。宋指導員繼續說：
“出發！隊伍一個緊跟一個，中間不許拉下空檔。”
隊伍就這樣出發了。不走小路，專走大道。經過村莊的時候，這個少見的隊伍，引來男人們的猜想，女人們的私議。在當時車流稀少的情況下，我們這支隊伍，就象前線潰退下來的殘兵敗將，沒有一點生氣。即使幹部、武裝不太計較我們的談話了，也沒有什麼可談的話題。隊伍就這樣有氣無力地流動著象沙漠裏即將斷流的季節性河流。經過五個多小時的跋涉，日頭近午了，隊長看看大家都走不動了，讓我們原地休息。
人們紛紛拿出饅頭，大吃大嚼起來。這時，丁理想摸遍他那身藍色中山裝的所有口袋，也找不到饅頭的蹤影。丟了，不會吧！
丁理想，四十二歲，因為不堪忍受高音喇叭的騷撓，趁中午時刻衝進造反派的廣播室，破壞線路，使廣播停止兩個多小時。福建生產建設兵團十七團判處他有期徒刑八年。他平時很少跟人說話，也不跟人搭伴合群，到我們問多了，才透露出些關於他自己的事情。人到中年日當午，饅頭被偷了，怎麼過？還是戴振芳伸出援手，將自己的一份掰一半給他。他不接。戴振芳說：“你就拿著吧！你都知道，我平時的飯量很小的。”
丁理想終於接下，無望地望著遠處，一小口一小口地吃著，既象在品嚐一種美味，舍不得太快咽下，又象在品嚐這世間的人情冷暖。
我們大家都懷疑，這偷雞摸狗的苟當，一定是嶽清發幹的。他平時分得蕃薯，都舍不得吃，先到其他監房拾取人家丟棄的蕃薯皮，將肚子填飽，到下午臨上工前，再吃自己的一份。我們覺著，憑他的肚子，一定是將自己的一份饅頭早早吃了，現在正在吃的，是丁理想的。果然不出所料，經翁俊浪一嚇唬，他就不打自招了。
連江琅口的施涵瀾，五十多歲，是我們中的老者，彎背弓腰，體質很弱。隊伍出發時，他還挑著一隻輕薄的小木箱。到了翻山過嶺時，吃不消了，拿出饅頭來收買年輕人，想雇人將他的行劉挑到目的地。雖然饅頭十分誘惑，但大家都很疲乏，目的地還有多遠，還要走多少時間，都是個未知數。誰也不敢答應。還是我答應了，但並沒有收取他的饅頭。因為我幾乎沒有行劉，在他扔掉一些瓶瓶罐罐之後，我挑起他的行劉，一直到了少壯。他對我很感激。
在我眼裏，施涵瀾是個了不起的速算家。小隊裏登記購買日用品，都要預先造冊，將每個人所需的用品的名稱、數量、價格注明，統計好。物件的單價由大夥房提供。在作統計報表時，其他小隊有舊算盤可以利用，我們沒有，全靠施涵瀾的口算。統計時，小隊長每念第二個數字時，他隨口就說出兩數之和，其速度之快不比算盤遜色。
當時，每個犯人每月的夥食費是七元五角，零用錢一元五角，作什麼都要精打細算。若要買一隻麵盆，就要積攢好幾個月。
隊伍行進的速度之慢，超乎預料之外。當下午三四點鍾時，我們才到達建陽城關。大街上不是我們休息的去處。大家的肚子都餓極了。有幾個犯人要求幹部給我們買一些幹糧分給大家。幹部說，你們當中，有的人在幹部這裏存有現金和糧票，有的沒有，怎麼辦？幾個犯人說，我們願意多出，買回來大家一起分享。但幹部不同意。幹部、隊長催我們繼續往前走，出了城區，才讓我們在路邊停下來休息。武裝隊長掏出在城關買來的點心，當著我們的麵津津有味地吞食起來，讒得我們直流口水。
從壯如山、小湖到城關，至多走了三分之二的路程。從城關到少壯，還有七八公裏。當我們拖著疲憊麻木的雙腿，磨磨蹭蹭到達丁墩渡口時，已經是晚上七點多鍾了。我們索性躺倒在石砌的斜坡上，盡量地放鬆四肢，任憑武裝隊長怎樣用腳踢，用槍托推，也不願意起來。還是宋指導員夠耐心，善言相勸：
“走吧！不遠了。再往前走一個拐彎就到了。頂多二裏路。大號裏的晚飯早準備好了，每人半斤米飯，比你們平時的定量多得多。是我吩咐他們給加量的。你們不走，也吃不到飯，也休息不了。還是慢慢走吧，走一步少一步。”
話都說到這個份上了，大家隻好懶洋洋地起來，繼續磨吧！其實，這時候已經不知道什麼叫餓了。真想躺下睡個美美的覺，即使這一覺睡下去，再也醒不過來，也是美滿極了。
我們的隊伍繼續磨，十五分鍾的路程，又走了兩個多小時。九點半，終於在大號圍牆外的大門口清點了人數。一個不少，如數收監。分管幹部進來，為我們安排了早已騰出的房間。我們把行劉放下，也不撣衣，也不洗臉，到夥房領取飯菜，狼吞虎咽起來。
第二天休息一天，整理內務，也讓我們調整一下昨天的疲勞。
少壯中隊分成三個分隊：兩個水田分隊，一個旱地分隊。每個分隊25人左右，加上夥房、水磨房、砍柴、挑運等閑雜人員，總共一百多號犯人。各分隊都有放牛、養豬人員，所積肥料歸各分隊自己施用。
我們這50個人，一半在少壯，一半去西山。在還沒分到水田分隊之前，繼續由武裝隊長帶班。讓我們參加“農業學大寨”的改田運動。
改田運動是這樣的：即將山壟裏順地形構成的不規則梯田，按整齊劃一、擴大上下層落差的辦法，深挖歸堆，整成方塊形。再擴大兩邊的道路、加深排水溝，平整田麵，使其便於田間操作和管理。改田的結果既有利、也有弊。利的是：方便土地測量，分配每日工作量、計算單產、施肥、施藥量等；弊的是：深挖的結果，造成每塊地的後半部分，多挖到粘土層或砂礫層，土層貧瘠，稻秧生長困難，前半部分，則地質太軟，水位太深，多在人的腰部以上，難以操作。造成總量的減產。
改田運動是借著冬種以後的農閑時間開展的。此後每年都是如此。經過幾年的改造，大山壟、小山壟、大直壟、小直壟，都變成一塊塊平整的水田。
改田的時候，借用了一個老犯的鋤頭，很好用。它的把是結實的小杉木做的，很輕巧。他教我如何選擇鋤柄。我遵照他的意思，從樹墩上蘖生出來的小杉木叢中砍伐了一根，準備收工回去加工。被帶班的武裝隊長喝住，說我亂砍濫伐，要我回去寫檢查，下午交給他。我哭笑不得，隻得這樣寫道：
檢查
案犯江立凱，因資產階級思想嚴重，不重視改造，拈輕怕重，砍伐小杉木一棵，用以製作鋤頭柄。逃避勞動改造，今後保證不再重犯。
檢查人：江立凱
1971年2月15日
1971年春耕生產開始，帶班隊分散到各分隊去，我也去了水田隊。
剛到建陽勞動改造的那一段時間，政治空氣特別緊張。對犯人的看待也非同一般。雖然隻有一年多時間，但心情壓抑，憂愁苦惱時時伴隨，真是度日如年。我曾經給妻子寫過兩封信，都沒有回音。想起我們夫妻相依相隨，“合穿一條褲子”時的情景，不免有些感慨。難道真的如俗話所說的“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到時各自飛”了嗎？我心裏始終不相信。
妻子和女兒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我時時盼望著能和她們早日見麵，溫馨在家裏。我打算再給妻子的山東老家寫一封信，告訴嶽父嶽母我已經調來少壯。同時也給福州的舅父舅母去信，簡單告訴他們我一年來的情況。
過了很長時間，山東來了回信。內容簡要如下：
立凱：
你的來信，我們都收到了。之所以沒有給你回信，是怕你傷心。現在事已至此，也不能不告訴你：金玲娘兒倆已上東北去了。那地方很好，水土養育人。你就不必為她們操心了。你自己保重吧！
葛培啟
1972年5月
這封信對我無疑是一顆重磅炸彈。它在幹部手裏呆了近十天，才交給我。我唯一的精神支柱，難道就這樣垮了？不會吧！信裏麵根本沒有提及跟我離婚的事。隻要沒有離婚，見麵的機會還是有的。此後我在夢中，常常與她們母女見麵。
勞改農場也劃入生產建設兵團編製。從革命到生產，幾乎都由一些不識農務的人決策。水稻開始推廣“密植高產”計劃。少壯中隊的大洋坪是最好的農田，當然不能例外。就是說行距五寸，株距五寸、四寸，甚至三寸。這樣計算起來，比原來的6·215；7行株距多插了30%的秧苗，收成自然也要增加三成。這種計算方法，讓老農出身的曾中隊長想不通。因為大洋坪在大號門外、必經公路的旁邊，特別顯眼，無法變通。到了山壟田，中隊長就讓我們按原來的標準6×；7，甚至77扡插。結果，收割時大洋坪因為陽光不足、水溫過高、空氣不流通，普遍減產。山壟田穩產。
1973年八九月間，監房裏的廣播拆除了，每間號房一份的《福建日報》也不發了。大號裏處在政治新聞的真空階段。
監房裏借著國慶節的名義，在9月30日那天上午停工查號。各分隊犯人都到大號內的空地上排成縱隊，並將自己的行劉及所有物件，放在自己的腳邊等待檢查。這次查號沒有發現什麼違規的東西，隻有一個犯人帶來的《毛主席語錄》被劉副指導員收起，撕去其中以林強署名的《再版前言》，就這樣草草收場。接下來，大家整理內務，打掃環境衛生。下午照常出工。
國慶節以後是稻田的中耕除草、施肥階段。新來的帶班小隊中，有一個長樂籍案犯企圖翻山逃跑，被武裝隊長開槍擊中當場死亡，屍體就埋在附近的山上。
如果把勞改隊比作軍營，那麼“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這句話也適應這裏。每個犯人都有一定的刑期，經常有人刑滿釋放；又經常有新的犯人押送進來。因此對社會上發生的大事小事，都能探聽得到。從新來的犯人口中，我們很快得知毛主席的當然接班人林強出事了。九月十三日倉皇叛逃摔死在蒙古的溫都爾汗。不久，勞改隊又進行了改製，撤銷福建生產建設兵團，歸正規部隊看管。新調來一位穿軍裝的王指導員，劉副指導員調走。水田分隊進行了改組，政治犯歸一分隊；刑事犯歸二分隊。
王指導員，浙江人，40歲左右年紀，至多一米六的身高。不胖，但很和藹，說話以理服人，從不加重語氣。
一天晚上，犯人學習時間，他進來巡號。剛到我們一號房，學習小組長嶽強笑著問他：
“王指導員，我有一個不太明白的問題，想請教你。不知道行不行？”
“什麼問題？你說吧！”
“是這樣，為什麼同樣是管教幹部，有的喜歡打人，有的卻不會。好比你，就不喜歡打人。”嶽強推推鼻梁上的深度眼鏡，雙眼緊緊盯著王指導員的臉，仿佛想從他的臉上看出答案。
王指導員的答複很客觀，讓我牢記心懷。他說：
“毛澤東思想是一個原則，它隻有一個標準。它可能因為學習、運用的人不同，執行起來也會有所偏差。但你不能因此否定它的正確性。即使個別人在執行過程中有過失，也隻不過是人民內部矛盾。而對你們則不同。所以，你們應該有自知之明，盡量去回避他。你不去招他惹他，就不致於受皮肉之苦了。你說是嗎？”
“太對了！”嶽強說。
嶽強在第二年“雙搶”時逃跑了。後來聽說被抓，關在閩侯的白沙。再後來從圍牆上跳下，摔死了。沒有人能夠證明。
嶽涵瀾也因不堪勞累，半夜起身，吊死在廁所裏。
黃土清水農場撤銷了，三個管教幹部調來少壯。一個擔任指導員，接替王指導員的工作。廖幹事擔任一分隊管教。
王指導員調走之前的一個休息日，到監房裏來找我。他把我叫到圍牆邊，對我說：
“我想請你幫忙一件事……”
我有點受寵若驚了，趕緊說：“什麼事，你盡管說。”
“不，今天是你的休息日，而我又是私人的事。所以要征求你的意見。”
“不管公事私事，你就說吧！”
“我在二監木工房定做了兩隻楠木箱，剛上好油漆，想請你幫忙取回來。行嗎？”
“行！我得找保管員取鑰匙，到工具房準備板車和繩子。”
去吧！我等你。
我向南平夏道的嶽殷盛要了鑰匙，到工具房準備了板車，卻怎麼也找不到合適的繩子。我又返回大號問嶽殷盛。他說繩子被姓丁的武裝隊長借走了。我找到武裝隊長的宿舍，姓丁的不在。我通過別的隊長，收回繩子，就跟王指導員一起上路了。
從少壯到建陽城關七八公裏，再從城關到省二監三四公裏。王指導員一路與我同行，詢問我個人的情況，問得很詳細。
兩隻空箱子，沒有多少重量。但為了防止磕碰受損，在上繩子的部位，都用厚厚的舊報紙墊上。返回城關，王指導員讓我等等他。他去買了一隻籽瓜來，和我分享解渴。我一路上都十分小心。到了丁壋渡口，又招呼我停下休息。他掏出不知什麼時候買的肉包子，分兩個給我，讓我加添力氣。快到大號時，他讓我停下來，語重心長地對我說：
“我就要調走了。以後誰來當你們的指導員，我不知道。但我看出來了，你是一個不錯的人。你放心，好好幹，政府不會虧待你的。”
果然不久，他調走了。他是勞改農場唯一帶軍銜的指導員。
我把車子拉上土坡，在王指導員的宿舍前卸下箱子，將板車、繩子送回工具房，回號內去。當晚開飯集合點名的時候，丁隊長匆匆地跑進大號，在犯人隊伍前大聲喊叫：
“誰，誰叫江立凱？給我出來！”
“我。”我從隊列中站了出來，不解地望著他那張凶狠的臉。
“你把繩子弄哪兒去了？”
“送工具房去了。那是我們一分隊的繩子。”
他不再說什麼，而是伸手一把抓住我的衣領，另一隻手攥緊拳頭，朝我的下巴就是一磕。還好我沒張嘴伸舌，否則就慘了。
“你的繩子？你再說！”
嶽殷盛也不敢出來為我作證。明明是被他借走，由我收回，我錯在哪裏了？
丁隊長還餘怒未息，忿忿地走了。後來聽說他被撤了，是調去南平電線廠當工人去了。
在農民的村口附近，我們借用黃土山，建了一座磚瓦廠。挑選一部分精壯勞力或有一技之長的犯人，進磚瓦廠做工。少數人住在瓦窯裏看火，大部分仍住在大號，早出晚歸。燒成的磚瓦，一部分自用，一部分外賣。
有一個叫歐陽臭酸的矮小老頭，是和我一起從壯如山來的，他會做磚瓦，和嶽風同出同進，因為他們都是從永安來的。
有一天，我們外出去為耕牛割新鮮牛草，路過瓦窯。這時候，有一部卡車滿載城裏人路過。嶽風即脫下草帽，向車上的人揚了揚，車上一個人也脫下草帽和他打招呼。如此兩三次。我們奇怪了。問：
“嶽風，你是從永安來的。會認識車上的人？”
“不認識。”嶽風淡淡地說。
“不認識？車上的人怎麼也和你打招呼？”
“不知道。大概他認識我吧！”他風趣地說。
“好你個嶽風，原來你全是惡作劇、尋開心啊！”
我們一路笑著走進大山去。上午割了一挑牛草，回大號吃午飯；下午割好第二挑草回來，天已經擦黑了。到了村口的土地廟前，有一個30歲左右的婦女正在上供。雖然信香的氣味讓人難受，但供品的香味卻充滿誘惑。兩個人放下擔子衝進矮廟，不打招呼抓起榯粿就吃。那大嫂不讓了，隨即追了出來：
“哎，哎，你們，你們不能亂吃我的供品啊！那是給土地爺上的供啊！”
“嗨！你不用說我們也知道，不就是給牛鬼蛇神吃的嗎？告訴你吧！我們都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親口封的牛鬼蛇神，吃了你上的供品，保準你小孩的病很快就好！”
大嫂聽了，立即跑回土地廟，將所有供品都捧出來，分散給我們。說：
“吃吧，快吃吧！托你們的吉言，保佑我兒子的病早日痊愈吧！”
經他這麼一說，我們反倒愣住了。她所祈求的，不經意被我們言中了。我們收了她的供品，一路走著吃著，把這事當作笑談。進了大號，說給大家聽，一個個也都喜笑不止。
第三天，我們再次經過村口時，正好遇上那位大嫂。她領著五六歲的小男孩，攔住我們千恩萬謝。說她的孩子病好了，非要拉我們去她家喝口茶不可。
西山農場先一步推廣雜交水稻。一年後，少壯也開始學育苗、製種。這項工作由中隊長親自過問，特選一分隊的我和嶽殷盛兩人負責。
我們在分隊豬欄犯人住房的外邊，建了一間溫室催芽房，兩人輪流在灶前燒火、加水，並根據溫室內溫度的升降，進入室內，給籮筐裏的穀芽翻動、加水。
我們以豬欄邊的小壟田作為製種基地。分批播種、插秧，使雄性不育係分兩批揚花和母係花期相遇，保證母係植株能夠完滿受孕，結出飽滿的子粒。因為雜交水稻的果實不能作為種子繁殖，所以每年都必須以父母兩係雜交製作新種子。雖然製種這麼複雜、困難，但雜交稻的秧苗分蘖力很強，大田扡插一般每株隻插一兩本，與傳統稻種的秧苗每株插十餘本，相比節省穀種十分之八九。況且，雜交稻的產量高，每株分蘖到十幾二十穗，最多的一穗可結出345個成熟子粒，千粒重也比傳統稻多出5克上下。
山區日照短，日夜溫差大。為了實現雙季稻，又要保證有足夠的生長期（每季140天左右），就必須延長它在秧地的秧期。我們的早稻在三月十日前播種，四月四五日清明節氣前插好秧，才能確保夏收夏種按時按節完成。但是，每到三月中旬，都有一次強冷空氣南下，最低溫度達到5-6℃。而秧苗在氣溫12℃時，基本處於休眠狀態。吐出的二氧化碳會在薄膜上凝結成水珠，回滴入土，容易滋生酶菌，造成爛秧死根。因此要經常通風，增加氧氣，除去積水。但掀膜通風，又會使膜內小空間溫度驟降，更影響秧苗生長。如何處理好這一對矛盾，隻能在正午陽光較強時，快速掀起薄膜，使膜頂水珠順勢流向兩旁，並盡快將薄膜掩上蓋好。這件工作，隻能在中隊長不在時進行，且隻能在半個小時內完成。這段時間，就選在中隊長去吃午飯的時候。因為他如果在場，肯定不同意。任何事情都不能憑空想象，看手段，而要看結果。我就是抓住中隊長的這一心理。
事實證明，經過我們靈活處理的秧苗，不但在勞改農場範圍內，長勢最好；就是附近農民也多有失敗。當年早稻插完之後，我們的秧苗還有富餘，支援了西山大隊和附近的農民。年終評審時，我得了二等獎，獎勵一隻軍用水壺。
雜交水稻推廣之後，我們不再實行書生氣的密植，獲得空前的高產量。
我們每年所用的曬穀席、扁擔、籮筐、土箕、掃把等竹器，都需要更新添補。在秋收冬種之後，各分隊會挑選十人左右，到深山老林去砍伐毛竹，由技術工破成竹篾等半成品，捆紮挑運下山，暫且寄存在我們投宿的農民家裏，等待大型拖拉機來運送回去。
我兩次被選進山，投宿的農民都十分純樸，待我們很友善。當他們問及我們犯什麼罪的時候，我們說是“反革命”。他們桀然一笑，說：
“反革命帽子滿天飛。我們村裏也有兩個被抓走了，還不知道送到哪兒去了呢？”
說我們是“反革命”，我覺得十分可笑。我經常被差遣外出勞動，有時候都隻有一兩個人。但我們都能潔身自好，並沒有違規的行為。而我更注重與群眾的關係，每到一處，我們在老百姓家裏借鍋做了午飯，用了人家的柴草，吃完飯、洗好鍋碗，抹好桌子、灶台，都問好水井在哪裏，幫群眾把水缸挑滿。嶽殷盛跟我配合最默契，就象當年的新四軍、八路軍一樣。我這樣想，老百姓跟我們無怨無仇，我們為什麼要去坑害人家呢？再說，做人都應該守本分，“虎死留皮，人死留名”，這是千古的名訓，一個人要行得端，坐得正，才不會被人戳脊梁骨。
由於我能認真改造思想，在勞動中都是積極肯幹，得到幹部的肯定，比較放心。經常派我外出就是明證。
我認為，不管我有罪無罪，思想改造總是必要的。在幾年的勞改生活中，使我的思想不斷淨化。這種“人之初，性本善”的意念，與我後來皈依基督教，是否有一定的淵源關係呢？基督教認為：我們每個人都是一個罪人，因為始祖亞當夏娃虧欠了神的恩典，原罪就進入我們人類的後裔之中。如果不能繼續不斷地接受主耶穌基督的教誨，認罪悔改，就會掉入罪惡的深淵不能自拔。這種思想，與毛澤東的不斷革命思想，是否一脈相承？不得而知。但我覺得，它們之間，總有一些因果關係吧！
1975年，鄧小平複出。平潭籍的林慶武老人說，他老家來信，大兒子正在為他申辦出獄手續。鄧小平決定開始平反冤假錯案。
大號裏接通了廣播，每個分隊發給一份《福建日報》，作為我們每晚的學習材料。從新來的犯人口裏，我們了解到社會上的政治動態。滿號子的政治犯都感覺到黎明的曙光。刑事犯也蠢蠢欲動，認為政策寬了，給他們的刑罰減輕帶來了希望。沒過多久，池副指導員走進大號，將一首從報紙上剪下來的，題為《反擊右傾翻案風》的歌曲交給我。讓我在晚飯後，在開飯集合的場地上，給大家教唱。一時之間，大號的空氣仿佛凝固了。林慶武提前回家的指望沒有了。大家不知道以後的政治形勢會如何發展，隻是現在顯得心裏十分沉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