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規範化淺探
人類學家愛德華?薩丕爾說：“每種文化形式和每一社會行為的表現，都或則明晰或則含糊地涉及傳播。”而在各種文化形式中，圖書的傳播作用，那是再明晰不過的了。正因為圖書負有傳播人類知識的使命，所以它必須使用規範化的語言。若非如此，則難以“最佳地增進社會的負熵”〔1〕。換言之，作為知識的載體，包括圖書在內的一切出版物，都必須使用規範化的語言文字；否則，知識的傳播就難以順利進行。《禮記?中庸》裏說：“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把“書”的“同文”與“車”的“同軌”和“行”的“同倫”相提並論，這是很有道理的。那麼，語言的規範化，包含哪些內容呢？有人認為，語言應當“合乎語法，合乎修辭，合乎邏輯〔2〕”。這三個“合乎”，無疑是語言規範化所需要的。但是，僅僅有這三個“合乎”，似乎還不能百分之百地滿足規範化的要求。例如，成語“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時下常被人寫成或說成“魔高一尺，道高—丈”。應當說，這種修改，本意是好的，但改後的語義效果卻難以令人認同。因為，原來的表述，所反映出的“道”與“魔”較量的“程序”，有助於提醒人們對“魔”的警惕。它出自《西遊記》第五十回裏的一首詩：“道高一尺魔高丈，性昏情昏錯認家。可恨法身無座位，當時行動念頭差。”原是佛家用以告誡修行的人提防外界誘惑的話。而改後的表述卻失去了原來的意義。不寧唯是，這麼一改，也破壞了語言的規範性。
規範化的語言是“合乎語法，合乎修辭”的語言，這似乎不難理解。然而，為什麼還要“合乎邏輯”呢？因為邏輯是客觀規律在人們頭腦中的反映，亦即“事理”。咱們說的話、寫的文章，倘若“於理不通”，那麼，再怎麼“合乎語法，合乎修辭”，隻怕也難以收到“規範化”的表達效果。從這個意義上說，“合乎邏輯”也許比“合乎語法，合乎修辭”來得更為重要。
盡管“合乎語法，合乎修辭，合乎邏輯”，還不是漢語規範化的“充要條件”，或曰還不足以保證語言的規範化，但這三個“合乎”卻是語言規範化的必要條件。正因為如此，編輯人員有必要研究語法學、修辭學和邏輯學，掌握漢語的特點、漢語的運用規則、漢語語法修辭的規律以及古漢語中常見的一些語法現象。
漢語的特點
漢語的特點，說到底，其實就是漢字的特點。
作為記錄語言的符號，漢字與世界上的別的文字一樣，最初都由圖形轉化而來，都屬於表形文字。但是，當別國的文字從表形沿著表意的途徑走向表音的拚音製的時候，漢字卻沒有向拚音製發展，而是沿著表意的途徑逐步完善自身的功能。正是由於這個與眾不同的發展過程，決定了它與眾不同的使用規律性。
據考證，漢字產生於商代，最初以圖像為主，筆畫複雜，主要用於以物易物，亦即經商、做生意（“商人”一詞，就是因商代的人特別善於經商而得來的）。公元前14世紀，盤庚遷都於殷（今河南省安陽市西北小屯村），對複雜的圖形文字做了一些簡化。嗣後，出現了甲骨文。甲骨文是刻在龜甲和獸骨上的文字，其單字數目已比圖形文字增加了許多，字音、字義也複雜起來。清朝末年，在河南安陽商朝都城的遺址發現了商代的甲骨文，內容多是殷人占卜的記錄。1977年，又在陝西省岐山縣古建築遺址發現了西周早期的龜甲文字。這些考古發現，為以上論斷提供了佐證。再後，周代出現了篆書。至秦代，李斯把筆畫複雜的篆書簡化為小篆（周代的篆書因而又稱為大篆）。程邈又進一步創立了更簡潔更易寫的隸書，使之成為漢代通行的字體。至此，現代漢語文字的雛形便依稀可見了。
縱觀中國曆史，從原始氏族社會到奴隸製社會，從奴隸製社會到封建製社會，雖則“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但總的說來，國家是統一的，語言文字也因而一直穩定地演變著，發展著，在表意階段就逐漸成熟，形成了比較完善的結構體係，文字的數目也日漸增多。西漢時，揚雄編纂的《訓纂編》收漢字2 040個〔3〕；東漢時，許慎編纂的《說文解字》收漢字9 353個；清代，張玉書、陳廷敬等奉詔編纂的《康熙字典》收漢字達47 035個。有關專家認為，中國的語言文字，自秦代始直到現在，一直保持了“書同文”的特點。盡管有些字的讀音起了變化，但文字的形體、意義卻是古今相通的。這就保證了中國古代的曆史文化能夠通過文字記錄而保存下來，流傳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