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都有一塊福田
紀念《北京文學》創刊65周年
作者：安然
首夏清和，接到楊曉升社長微信，約我談談寫作和命運的關聯。
是時，我正在幽雅的杭州靈隱一帶袖手閑逛：讀書、發呆、登山、漫步、聽雨，看鳥；或者溜進一個街鋪，跟店主扯扯天、喝喝茶、談談花道、論論禪意；若黃昏到來，我就坐在一棵開花的樹下看年輕的男僧女尼來往穿梭。這樣，我度過了一個又一個迷人的早早晚晚，是中國作協給的一個采風機會。如此閑福，一方麵令我沉醉享樂。另一方麵，又令我惴惴感恩：這樣閑適自洽寧靜清澄的人生，不正是發端於寫作嗎？而《北京文學》，就如我的命運福田，為我開出了一朵又一朵高貴端莊的蓮花。
從前我在一家大銀行工作，我不喜歡。凡是與文字和花朵絕緣的職業我都無法忍受。銀行之前我是氣象員，也是數字，隻有數字。
從前我試圖打碎鐵幕一般的日子，試圖能夠借助寫作敲開一絲縫隙，試圖在縫隙裏種下文學的一抹綠意。我打算依靠這抹綠意喂喂饑渴的性靈，讓她相信，人生即便不能風月無邊，至少也能在秘境裏開出三兩朵搖曳的野雛菊。僅此而已。我是一頭被蒙著雙眼的驢，沿著生活的磨盤轉個沒完沒了。我也不會知道，那時所有的作為，正是在尋找自己命定的一塊福田。
故而，我初期的寫作，純粹是潛水玩兒的性質。
2000年左右，網絡文學風生水起，我以“寞兒”之名，大量地在各種文學網站和文學論壇發稿。跟大多數網友不一樣：因為怕被單位打入冷宮，我很小心地不讓人知道我是誰；我也不在乎作品被說長道短；我更沒想過，如此寫作跟紙媒會有什麼關聯？我沒想要名氣，加上收入算得優裕，我也不圖稿費。
但是，我肯定不是一無所圖，而是大有所圖。
我圖的是，通過秘境裏的悄然寫作，借助隱匿身份的操弄文字，為迷茫的靈魂找到一個出口。對於我，文學是唯一的可能通途了。
誰能想到呢，這樣一棵偷著下種的文學種子，會慢慢由嫩芽長成新藤，而最終，這根新藤生機勃勃地融化了一堵無望的鐵幕：一切推倒重來，“詩意地棲居”，不期然成為我如今的日常而非一個夢。
轉折起源於那個中篇小說——《陀螺的舞蹈》。
2003年初，不知從哪裏看到，《北京文學》厚待新人，凡是自由來稿一律會認真處理。恰在這前後，有人充師傅相告，“一個無名之流，基本不要想在雜誌上發作品的事，很難！”這話令我好奇，如果真有所謂“文壇潛規則”，我倒想挑戰一下。
我把小說寄了出去。寄過，便也忘了。
繼續寫一些長長短短的所謂文章，或者放在網上任由評頭論足，或者隻是扔在電腦裏令其如坐深宮，依舊連在報紙上發一個稿子的興頭都沒有。我隻管寫，寫出來了，就比什麼都好。寫是唯一的目的，寫是一種療傷。
想不到，《陀螺的舞蹈》在2004年2月發出來了。這在我就像做了一個夢。本來試著玩兒的一件事情，現在弄成了真的。小時吃瓜，瓜子順手扔在了門前野地裏，過些日子，它竟發芽生長開花了；又過些日子，居然結瓜了。那時，對著一個小小瓜兒，有些惶惶複惶惶，更有些小小人兒的小小自得，以為不小心做了一件驚動天地之事。現在，我同樣似受不起這份鄭重的回報：那麼長的一個小說 ，寫著玩兒的一個小說呀！“師傅”要是知道了，該不該自掌嘴巴？文壇並不黑暗，迎接我的是一線光明。
要到現在，我才能知道，當年一些看似無心的偶然，實在是命運一步一步的必然。
過了兩個月，總編楊曉升把電話打到銀行。一是誇了誇《陀螺的舞蹈》，二是就小說裏的故事簡單聊了幾句人生，記得那些話，讓我的心暖了好幾下。話頭一轉，他問，你手頭還有沒有現成的作品，要質量比這個小說好的。“至少是一樣好。”他補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