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森·英格蘭德的小說主題如此犀利滯重，常讓人在閱讀過程中有種輕度的疲憊感，隻有在《我們是怎樣為布魯姆一家報了仇》中，才能體味到片刻的輕鬆幽默，當然，這輕鬆幽默隻是英格蘭德製造的假相而已：我們一幫猶太孩子常常受到一個反猶太男孩的欺辱，布魯姆家最小的兒子被他用內褲掛在秋千的螺栓上，布魯姆夫人也被那個男孩襲擊。我們在俄羅斯猶太人鮑裏斯的領導下開始練防身術：用紙戳眼睛割喉嚨，攜帶電路測試器當武器，鮑裏斯甚至讓我們每人攜帶一把槍。我們練得如此刻苦，連牙齒矯正器都從嘴裏飛了出去，可我們是如此懦弱，我們雖然知道惡霸不會長大成熟，到死都會心懷仇恨，可卻沒有勇氣直麵反抗——我們甚至將布魯姆一家當成假想敵，用M—80步槍擊碎了布魯姆家的信箱，用輪胎砸布魯姆家的汽車，甚至用剃須膏在布魯姆家門口畫納粹黨的十字標誌。在這些細節裏，內森·英格蘭德充分發揮了反諷的天才，將我們的劣根性描摹得華彩十足、逼真絕望，即便最後有人收拾了反猶太男孩，可我們深深知道，我們“被人追趕了兩千年，我們體內沒有任何捕獵者的本能”。漫長的歲月裏，我們還會遭遇如何的厄運和夢魘？而反猶太男孩是如何成為我們仇敵的？隻是因為男孩母親不是猶太人，就被猶太學校的拉比趕出了學校。有果就有因。內森·英格蘭德似乎什麼都沒說，而事實是，內森·英格蘭德什麼都說了。
在我看來，內森·英格蘭德就是一位神色滯重、間或幽默豁達的法醫，他將猶太人的民族習性和民族本性進行了血淋淋的、毫不留情的、甚至是有些炫技的解剖。在《當我們談論安妮·弗蘭克時我們談論什麼》中，盡管戲仿卡佛的題目讓我們對他的故作輕浮有種輕度不信任感，可當你讀完時才會發覺，內森·英格蘭德是位比卡佛更高明的小說家。小說從兩個初次見麵的猶太男人（他們的老婆是閨蜜）關於宗教和世俗的爭辨開始，當兩對夫妻偷享起兒子私藏的大麻後，他們玩起一個叫作“假如我是安妮·弗蘭克”的遊戲。女人扮演猶太人安妮·弗蘭克，男人扮演她們的非猶太丈夫。兩位丈夫會在大屠殺來臨之際藏匿他們的妻子嗎？沒人知道真正的選擇。他們就那麼站著，“困在那間儲藏室裏，不敢把門打開，不敢把鎖在裏麵的東西放出去。”
這就是內森·英格蘭德，他不太關心猶太移民與本地跨文化的融合與衝突，他隻關心什麼是猶太人、猶太人為何是猶太人。如果說他是位偉大的猶太作家似乎為時尚早，那麼無可爭辯的是，與中國同時代作家相較，他們的差距就是從海拉爾到三亞的距離。內森·英格蘭德知道猶太民族為何如此勇敢，知道猶太民族為何如此懦弱，也知道如何用小說的形式將之鐫刻為永恒的風景。而我們雖然什麼都知道，卻隻能在螺螄殼裏做道場。有哪位七零後作家對“文革”做過深入骨髓的書寫？有哪位七零作家對當下中國人的劣根性做過最徹底的解剖？沒有。科倫·麥凱恩評論這本小說集是“勇敢挑戰傳統之書。會讓一些人不安但必將永存。在英格蘭德手中，講故事成了一種具備個性力量的行為。”這句話聽起來，更像是對我們這代作家的一種微妙諷刺。
今日醒來，陽光籠住橘色窗簾。防盜窗上的茱萸早已幹枯，伶仃瘦影隨風雪於簾布上瑟瑟搖曳。也許，我隻能觀察到這些了。在我的世界裏，風景隻是風景，人也隻能是人。這麼想時，我隻得將這本《當我們談論安妮·弗蘭克時我們談論什麼》隨手扔到床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