閆勇進了譚平山的辦公室，兩人相視會心一笑。似乎很多的客套和寒暄都在這會心的一笑裏了。
“時間還早，先出去走走吧！”譚平山提議道。
閆勇心領神會，率先走出了辦公室。
“景觀大道？”發到了汽車，閆勇側過臉征求譚平山的意見，譚平山哼了一聲算是表了態。
閆勇沒有再說什麼，專心開著車，嫻熟地動作透著老練，出了市委大院，就拐上了景觀大道。
他們口中的景觀大道是一條長二十公裏東西向的街道，也是清河市主要的街道之一，正是下班高峰時段，車輛很多，也不是很流暢。
“真不知道哪裏有這麼多車，路是越修越寬，可卻是越來越難走。”走走停停，難免寂寞，閆勇的話匣子又打開了。
“是啊，車跟人搶道，人跟車搶行，不亂才怪。”譚平山搖搖頭，無奈地笑著說：“上班、下班，辦事，離開車還真是不行，而且買了車就得給人家上牌照，就得允許人家上路，就得允許人家停車，可路就那麼寬，那麼多，總有上不了路、停不下車的哪一天。”
“也是，河州市也這樣，隻要是路就有車，是路邊都停著車，這似乎已經成了城市通病了”，閆勇附和著，“不管吧太亂，管吧可也總得給人家一個停車的地方啊，是得好好研究解決的辦法了。”
“怎麼解決，你看看這一街兩巷的高樓，你看看這穿城而過的車輛，哪一個不是天天奔波在上下班的路上，節假日高速公路大堵車，那隻是一種表態，告訴你城市有多少輛車。”譚平山歎了口氣，緩緩地說：“誰不想輕輕鬆鬆的上班、下班，可產業轉移，以往的企業都搬到了城外或遠郊，可企業員工和家屬還都在城裏，而且是中心的位置。城市重心轉移，以消費導向建起了商場、寫字樓、金融中心、政府機關，可新建的商業住房都在城外，醫療和學校卻在城裏，每天早上城裏的要到城外上班，城外的要到城裏上班、辦事，每天都進行著這樣的人口大挪移，能不堵、不亂嗎？”譚平山若有所思地說：“以往城市建設有計劃、有規劃，多少人口建多大的城市，以及相應的配套和附屬設施。城牆圍起來，四圍四門的或四圍八門的都各有規製，城裏麵也是署衙、集市、教育各有分區，井井有條，生產作坊也是前店後場，兼具生產和生活，街道縱橫交錯、經緯有序，秩序井然，難道我們現在的城市管理者還沒有古代的統治者有智慧嗎？”
“說的也是”，閆勇像是對著譚平山，又像是自言自語道：“說是以人為本，可做的卻是兩碼事，道路中間橫著隔斷，人走天橋車走路，對麵就是公交站，可要走過去卻要繞很遠的路，年輕人還好說，有時候看著老年人和抱小孩的婦女，氣喘籲籲地繞上跑下，真為他們捏一把汗。還有路邊停著車，人行道上電動車呼呼地跑，行人走道都處處麵臨著危險。大人還好辦，孩子怎麼辦？他們在這種擠搶的環境下長大，心理能不產生變化嗎。”接著又說：“城市原本就是一個綜合體，是人居住和生活的所在，自我完善、自我養護是基本的功能，可隨著社會化功能的加劇，特別是資本時代、信息時代的發展和進步，各級政府都在為環境保護和產業發展而焦慮，通常的做法就是將原有產業整體搬遷到遠郊，或異地重建，或集中在產業園區，還有的利用企業改製和產業升級的機會，任由企業自生自滅，騰出城裏的土地進行商業開發，地方政府既有了不菲的賣地收入，又建立起了城市的金融、商業體係。農村的耕地被城市產業轉移所占據，或者是商業開發所征用，城郊平整的、優良的土地紛紛建起了房子，糧食和蔬菜的供應隻能靠更遠的郊區貧瘠的土地提供，城市越來越大，以往城牆是城市的標誌，現在卻以城市外圍環線作為標誌了。以往二環就是遠郊了，現在二環以外成了衛星城了。城市的自給功能越來越弱，甚至有些城市演化為純消費城市，城市自我造血功能幾乎消失殆盡，加上流動人口和進城的農民工，幾百萬、上千萬的中心城市越來越多，二三千萬的超大城市也不斷湧現，城市供應完全靠外地調入，因此任何的風吹草動就會帶來物價的波動，前幾年的‘蒜你狠’、‘薑你軍’、‘豆你玩’都是資本和炒作的因素？不是城市自身功能的弱化帶來的？再說個極端的例子，前幾年的那場地震，一個十幾萬人口的縣城，每天每個人兩包方便麵、兩根火腿腸、三瓶礦泉水，加上一個麵包，平時看來不怎麼難辦的事情，當時卻難以為繼。當地庫存嚴重不足，全都得靠外麵調運，才得以應付下來。一個小縣城的突發事故就是這樣一個局麵，如果是河州、北京、或者上海，怎麼保證群眾的生活，怎麼保證大批物資的調運，怎麼保證不因吃飯問題帶來更大的社會混亂？這些想想都後怕。可這些我們現在的城市管理者有所考慮，又有所預警嗎？清河市的物資儲備夠幾天使用的，斷水、斷電、斷糧的極端情況下能堅持幾天？上午看新聞，說到了菜價對CPI的推動，不免奇怪。細看也就明白了，原來蔬菜從外地千裏迢迢運到北京，不是為了北京百姓生活，而是為了再拉到重要產地去。這就明白了為什麼物價居高不下，物流成為物價推手的原因了。河東的蔬菜種植量大菜好，長期供應京津地區，滿足了這些地區百姓生活需要。但如今卻要從北京運來，再到哪裏去新聞沒有說，私下裏想，途徑無非兩個，一則就地消化，二則運回北京。就地消化的可能性不大，河東周邊的幾個縣市淄都是蔬菜的主產區，貨源再緊也不需要外地調運，所以隻能是重回京津地區，回到那裏百姓的餐桌。可這樣一次的折騰，名聲上去了，價格自然也就上去了。這就是為什麼種菜的不如販菜的，販菜的不如賣菜的原因，環節過多和層層加價，推動著價格節節攀升，而生產者卻沒有得到任何的實際利益，生產環節的成本上升隻有靠生產者降低利潤來消化，也就出現了菜價賤到了農戶不願意收爛在地裏的事例，天府盆地的萵筍、蘇南的鮮葉菜、河海的蒜薹、包菜，都曝出大量爛在地裏的事件，甚至出現了江北菜農自殺的極端事件，原因不外乎收購商控製了價格和環節，農民豐收不增收，菜價不夠工錢的怪事。而這種豐年不豐收，糧賤傷農的極端事例現在已經普遍存在，‘蒜你狠’、‘薑你軍’的背後，都有資本在運作、操盤，而物流充當了重要的作用。基本的常識告訴我們，減少物流環節，降低物流成本是穩定物價，穩定生活成本的必要環節，過去計劃經濟時期，政府通過調劑物資增加供應和平抑價格，這也成為政府管理和服務的一項主要工作。而今市場經濟體製下，政府部門的不作為或放縱，助推了市場操控黑手的行為。放鬆了物價的管控，特別是物資的調運管理，讓市場自由運作，也就出現了生產和運輸、銷售的脫節，也就出現了蔬菜轉圈的‘怪事’。社會是政府管控下的社會，市場經濟也應該是有序經濟，鼓勵、引導應與打擊並重，依法管理市場行為，管理無序流動，對於‘囤積居奇’、‘哄抬物價’、‘操縱市場’的行為就應該運用政府和法律手段予以打擊，還市場於有序與規範，也隻有這樣，物流才不會成為物價的推手，而是調節物價的幫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