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這是現實的問題，很多年來我們在發展中居然就忽視了”魯健感慨地說：“現在的地方政府，說起來是關注國計民生，關注可持續發展，但誰又能真正費勁巴力地去發展國有企業。或者說國有主導產業。其實說白了就是官員顧位置，政府顧數字，年度的考核現在是半年甚至一季度一報了，數字好不好看關係到政府的政績和官員的位置，這麼嚴苛的考核麵前，怎麼讓官員，特別是黨政一把手官員超脫地去務虛。最好也是最簡單的辦法就是投資，即有數字，有可以拉動內需，而其中最有效的就是房地產，蓋房子需要工人吧，工人需要吃、穿、用吧，蓋房子需要鋼筋、水泥、沙子物料吧，需要運進運出吧，需要車輛人工吧，這都是明麵的需求，還有房地產有金融流動吧，有稅收吧，商品房銷售有數字吧，這又是一層；房子可以安置回遷戶吧，可以提高居民的生活質量吧；更深層的意義在於土地可以賣錢吧，可以增加財政收入吧，這還不包括有關人員的黑色收入和權錢交易了。這裏隻說的政府陽光層麵的意義和作用。可以帶來內需，拉動就業，促進生產和銷售，還可以改善民生，這就是最大的政績。為什麼地方政府對高速公路建設，鐵路和基礎設施建設那麼熱情，這就是原因。除此之外，你還讓他關心什麼，農業投入大，產出低，受天氣和市場的影響太大，發展基礎農業種糧食是穩妥，但產出低，農民生活和收入增長太慢；發展特色農業，需要科學規劃、科技指導、科學統籌，產量小了形不成規模效益，產量大了銷售又受市場影響，一切都好皆大歡喜，一旦產品滯銷，上麵逼下麵鬧，搞不好老百姓再給你來個尋死上吊，費力不討好還有風險，而且累人累心政府還沒有什麼實際收益；抓工業吧，生產什麼，重點鼓勵什麼，也是很費思量，而且現在什麼沒有生產，什麼不再過剩，新興產業是什麼還真抓不準，企業小了沒有規模效益，企業大了不一定聽你招呼；而且一個企業從論證到建設再到生產，以致產生效益，短的六七年，長的十幾年，哪一個官員可以等得起，而又有哪一個上級政府給你這樣的時間；因此還是房地產和基礎設施建設來的實惠，來的直接。或者是旅遊和消費，隻要有資源，也是可以快速看到效益和成績的行業。”
“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甚至文件出不了大院，這除了部門利益的博弈之外，更多的還是基層急功近利的政績觀作祟。”鄭明也深有感觸，“部門利益是第一道攔路虎，任何新的政策和舉措都可能觸動部門固有的利益或格局，就說簡政放權減少審批，說起來很好，前景也很美，但少了審判權，某些職能部門就少了利益和利益輸送，更少了對基層和項目資金的控製，發改委沒有了審判權，管理從哪裏體現？讓一個權力部門淪落到宏觀研究和調控部門，何止是陣痛，簡直比殺了他都難受。減稅讓利，說起來很容易，不改變總量，讓出去的稅收從哪裏補回來，不讓他找到補回的辦法和地方，他會痛痛快快地實施嗎，他不考慮烏紗帽嗎？還有種種的糾葛，就更是讓好政策難出大院了。再來說基層，考核方式不變，再好的政策也難以實施，原因很簡單，他需要政績，他需要數字，不然他就什麼也不是。因此下麵所能采取的，一個就是變相改變政策內容和實質，一個就是陽奉陰違，拖著不落實。”
“這麼些年，我們過分強調財富帶給人們的快樂，卻恰恰忽視了財富帶給人們的不快樂”，閆博年慢慢地想著說：“媒體、輿論、電視，甚至日常生活，炫耀的都是富人們紙醉金迷的奢華生活，豪宅、豪車、豪富的生活，但在一個金字塔結構的社會形態裏，財富帶給快樂的人群畢竟還是極少數，大多的還是普通民眾，進城務工人員，甚至下崗職工和城市低收入群體，財富對於他們是奢望，也是可望不可求的夢幻，他們麵對的還得是平凡的生活，平常的收入，以及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等的問題和擔心，財富其實對於他們不是快樂，而是負擔。因此要研究他們的心理和需求，而不是迎合富人的的奢華，不是建更多的別墅、豪宅，私人會所、高檔酒店，也不是極力宣揚宮廷菜、私房菜的神秘和高貴，而是要盡力解決安居房、保障房，學校、幼兒園配置和教學質量的提高，關注醫療投入和社會保障，關注世道人心，盡力解決老百姓的需求。這不是一句空話，過去的帝王還明白大災之年免徭賦，農民起義還強調‘均貧富’，可見清醒的判斷和訴求不但能獲得民心，更能獲得民力。而且要注重對青年，特別是學生價值觀的正確引導，動輒帝王將相、美豔奢靡，對年輕人會是什麼影響，又會將他們的觀念帶到何方？社會的穩定，首先應該是價值觀的穩定，是人心的穩定，其實才可以談的秩序的建立，誠信的回歸，以及道德的重塑。”
談著說著，一頓飯吃了將近二個小時，飯後魯健書記和浩南省長、鄭明書記親切地將閆博年送到餐廳門口，看著閆博年離去才各自回到自己的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