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福成把畢生的心血都投入在天合成的買賣上，一幹就是幾十年。至民國初年，勞累多年的他因體弱多病，所以把店鋪交給原本學徒出身的夥計來掌管，自己回衡水老家養老去了。這個新掌櫃也是按照原來的店規經營，所以生意也是十分興旺。
亨得利鍾表眼鏡店
亨得利鍾表眼鏡商店開業於1915年，由浙江海寧人王光祖等人創辦。取名“亨得利”其意為“生意亨通，利市百倍”。
由於其信譽至上經營有道，所以發展的很快，並相繼在上海、天津、南京、鄭州等大中城市開辦了亨得利鍾表眼鏡商店分店，興盛時，在全國有60多家分店，分布在各大中城市。
過去，僅北京就有三家亨得利，分別位於大柵欄、王府井大街以及西單北大街。
位於大柵欄的亨得利鍾表店，是由王光祖之子王惠椿在1927年獨資開辦的。因其位居南城，故簡稱“南亨”。
南亨表店建築頗具西洋風格，樓前高大的霓虹燈寫著“亨得利”三個大字，櫃台全部采用鋼化進口玻璃，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
王惠椿畢業於南京華中公學，又在上海亨得利商店學過徒，所以事業發展的很順利，開業不到三年，就積累了一定的資金，不久又在王府井大街開辦了亨得利分店，故簡稱“東亨”。在王府井大街開設了惠龍鍾表店，在西單北大街開辦了亨得利分店，簡稱“西亨”。
當時北京的四大鍾表店就是指的由王惠椿創辦的這幾家店鋪。“南亨”為總店，對其他幾家店進行統一管理，在財物上采取一結算的管理模式。
解放前，亨得利眼鏡店以經營進口高檔商品為主，所以一些社會名流、達官貴族便成了這兒的常客。經營品種主要有瑞士的歐米茄、浪琴、西馬、米度等高級手表，以及從德國進口的名牌雙箭保星座掛鍾。同時也經營一些唱機、唱片和高級金絲眼鏡等。
為了給顧客提供更加完善的服務，還設有驗目配鏡和修理鍾表業務。
亨得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關鍵是他們有良好的店規和誠信的作風做保障。這裏的學徒從開始時，就要求懂禮節，注重儀表。夏天再熱，也要身穿長衫；冬天再冷，也必須長袍馬褂。
亨得利的商品，都印有“亨得利”商標。售前都要經過仔細檢查，如煙台鍾廠生產的落地鍾、座鍾、掛鍾要試走三天，並天天核對，這樣才能放心地把商品交到顧客手中。
在一般鍾表店，修理工都不想接“油絲亂”、“缺輪齒”、“斷擺尖”等難修的活，而亨得利卻來者不拒，盡量滿足每位顧客的要求。在修鍾表時，他們所用的零件盡可能采用原件，配不到的就精工特製。
亨得利不但有一些技術能手，更有一套嚴格的質量檢查製度。
鍾表修理師傅十二三人，其中一人為“接修”，也就是修理工的“頭兒”。做“接修”的人，必須技術好，隻要收下的活，別人修不了，他必須能修。而且見識要廣，認得各種牌子的表。
“接修”坐店堂，直接從顧客手中接活，然後分給後麵車間工人修。車間裏分兩組，一組修各種懷表和手表，另一組修大鍾和留聲機。
車間裏修好的活，交給“接修”檢查驗收，驗收過關，然後才能交給顧客。該店規定，凡有返修的鍾或表，都交原修活之人檢修。修鍾表的工人，都把返修活當做恥辱。誰連續出現幾次返修活，就是沒有被經理辭退，自己臉上也掛不住，也會自動離職。
抗戰勝利前夕，王惠椿將惠龍鍾表店房產賣掉。並在北平解放前夕，帶著大量資金去了香港，開辦了香港亨得利鍾表眼鏡股份有限公司。
新中國成立後，亨得利在1956年實行公私合營，同時也更名為“亨得利鍾表眼鏡店”。
天蕙齋鼻煙鋪
舊社會生活過來的老北京人，對天蕙齋這個字號都很熟悉。天惠齋鼻煙鋪創辦於清道光年間。
鼻煙是從西洋傳到中國的。清順治年間，西洋人把鼻煙作為貢品敬獻朝廷。後來，鼻煙又從皇宮傳到了民間。
道光年間，滿族人楊運峰，在前門大柵欄裏找了間鋪麵房，開了個鼻煙鋪，取名聚興齋。開業之後，生意十分紅火。但在庚子年（1900年）間，被八國聯軍的一把大火化著了灰燼。又過了幾年，聚興齋的老板又重建門臉，並把新店起名為天蕙齋鼻煙鋪。
天蕙齋的鼻煙質量高，用料也十分講究。天蕙齋所用的煙葉，都是山東克州滋陽縣所產。這種煙葉，葉脈細，無粗梗，煙味濃，性柔和，油性大，非常適用於製作鼻煙。
每當煙葉收獲季節，店裏便派人到產地去定購。然後，經過晾曬和多次熏製後，製成成品。通過製作出來的鼻煙具有花香持久、柔和、味長、刺激性小的特點，使用者抹到鼻孔裏，先聞到的是花香，再聞到的是煙香。
天蕙齋的鼻煙品種繁多，其價格更是不菲。他們的鼻煙可分為十個等級：一級萬高馨露；二級萬馨露；三級萬鮮露；四級萬蕊露；五級高萬花露；六級萬花露；七級禦製露；八級茉莉露：九級雙花熏；十級坯子。
民國初年，一袋44斤洋白麵的價格為大洋兩元四角，而一兩萬高馨露鼻煙的價格卻是大洋兩元五角六分。
天蕙齋鼻煙鋪還銷售鼻煙壺，並且也極為講究。鼻煙壺的款式很多，有多角形的扁平料壺，還有各種素壺和彩繪壺。
煙壺的質地有翡翠的也有象牙的，所以，聞用高檔鼻煙者，皆為官僚貴族、紳商富戶或社會名流。
進入民國後，紙煙的出現使鼻煙失去了市場。解放後，天蕙齋的生意更是慘淡。隨著時代的變遷和紙煙的盛行，鼻煙很少有人問津了。到了20世紀70年代，天蕙齋已永久的消失了。
【鏈接】老字號不用北京人
在舊時京城，一些大商號之間有一個不成文的規矩，即不招本地人做學徒。這是為什麼呢？原來，這是由當時的企業經營形式決定的。當時的企業都是私營性質，為了使企業贏利，老板大都從家族或原籍招收雇員，這也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傳統思想在做怪。
舊京的商家，尤其是那些名望極高的“老字號”，為了保持本店的特色和傳統，更為了使祖業代代興旺，在用人時極為慎重，除子承父業外，在雇其他工人時，也盡量避免使用本地人。這也說明當時用工思想是很保守的。
在北京解放之前，每個行業行當基本上都是由本籍人所操縱，也就是由“行幫”所控。外省人一般都難參與其中。這種行業分布，持續時間達幾百年之久。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北京的工商業是由山東、山西及河北諸省人所操辦。正如《舊都百話》所言：“舊都的工商兩界，數百年來幾乎全是山東人和山西人的勢力。勞工以山東較多，買賣則以山西較盛。”
另據《舊京瑣記》中記載：“北京老米碓房，都是山東人所開，相沿已久，又稱山東百什戶。”書中還說：“皮貨、幹果諸鋪，皆山西人，而綢緞、糧食、飯莊皆山東人。”
山東、山西、河北等省在當時都是人口大省，且經濟和文化都比較發達，所以他們在用人時自不會選用北京人。這種地域現象《北京誌》裏也有所記載。
《北京誌》在說到商人時記載：“北京人大體上是小商人，大商人很少”。在這種情況下，北京人要想插足“老字號”，或是想到裏麵做學徒，無疑是非常困難。
清中葉之後，國勢開始衰敗，經濟凋零，但“八旗子弟”仍舊過著奢糜的生活，浮誇、空談之風不減，北京人耳聞目染，難免會受其影響。
在這種情況下，仍然保持我國古老傳統的山東、山西諸省商人，肯定不容受“八旗遺風”影響的北京人進入他們的店鋪，破壞自己萬分艱苦所創下的基業。
他們認為，如果店鋪受其影響，曆經艱辛所創立的基業很可能會毀於一旦。
更何況，“山西人商機敏銳，有商略，團結心強，但不免有吝嗇保守之弊。”山東人“有商略，富於忍耐心，故與山西商人並駕齊驅。”他們不願意與那些以“天子腳下的第一臣民”自居，隻會侃山聊天，不能吃苦耐勞，更不能去“商戰”中打拚的北京人為伍。那北京人怎麼辦呢？
既然被摒棄於大商號之外，他們就隻好做些小買賣，或者去拉洋車、蹬三輪（他們熟知北京地理）。
北京的“老字號”，都有其嚴格的店規，且管理嚴謹，學徒工要“三年零一節”方能出徒。學徒在學徒期間既不能探親，又不能回家。而且，髒活累活都由學徒來幹，還要幹倒夜壺、鋪床疊被、沏茶倒水之類的雜活。
外鄉來的學徒多能吃苦耐勞，況且在京城裏又舉目無親，一般都能堅持做下來。
而北京人就不一樣了，他們要是不想幹了，隨時都可能跑回家去。所以山東人隻用山東人的學徒，山西人隻用山西人的學徒。慢慢地就形成了這種約定俗成的規矩。
舊時，店鋪的老板差不多都把自己手下的人，當“賊”防著。如果他們的學徒、夥計、店員都是外鄉人，即便“偷”了東西，也無處藏匿。
基於此，外省人開辦的“八大祥”、“八大樓”都不雇用北京籍的人了。
其實，老北京人都有一定道德修養，講究“禮義廉恥”，絕對不是他們想象的那樣。
北京人中大多也是勤勞、忠厚、老實的，那些受“八旗遺風”影響的好吃懶做之徒畢竟是少數。舊京的那些大商號不用北京人，不但有失公平，更是他們狹隘思想的表現。
舊京的這種不正當的用人之風，使手工業和服務行業也深受其影響。比如，瓦木工人，京東的深薊州人居多。北京木廠中十有七八都是由深州、冀州商人開辦，（京）東八縣商人，多為下等商人，靠苦力、剃頭等為生。
老北京工商業這種陳舊，落後的用人方法，不僅使北京人深受其害，最後還形成山東人不用山西人，山西人不用河北人……的“怪圈”。極其保守的用人觀念必定會使本行業的發展因缺少“新鮮血液”而發展緩慢。
北京自古是禮義之邦，她的存在、發展、繁榮都凝聚著北京人的心血和智慧。舊京的老字號不招北京人的學徒，有的理由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更多的則是狹隘的“地方保護主義”在作崇。
在漫長的曆史歲月中，北京人也從中悟出了一些道理，因而發奮圖強，開辦了東來順、烤肉宛、烤肉季等飯莊。“京味兒”“老字號”的問世，足以說明北京人也不乏才華橫溢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