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平”點點頭，準備將他們所有的人一網打盡。他問：“所有參加這次行動的人，保密局都要給予重獎，你把他們的名單和聯絡辦法都帶來了沒有？”
“帶來了，帶來了。”馬耐連忙從身上掏出幾張紙來，曹純之接過來一看，上麵整齊地抄寫著170個人的名字。
曹純之滿意地收下了名單，對馬耐說：“你現在已經立下一個大功，我現在就可以帶你去領賞。”
“到哪去？”馬耐覺得曹純之的口氣不對，一時反應不過來。
“哈爾濱市公安局!”
曹純之邊回答邊從口袋裏迅速地掏出槍來，將槍口頂在了馬耐的腦袋上……
2月26日，李克農部長再次召見曹純之，通知他對計兆祥的監視可以結束，並親自簽發了偵破命令：
關於偵破國民黨保密局北京潛伏台一案的命令：隻捕計兆祥一人。
當天下午，曹純之率人趕到計兆祥的家，從天花板上的《牡丹圖》下取出了電台。
在罪證麵前，計兆祥承認了自己就是代號“0409”。
3月14日，也就是毛澤東訪蘇回到北京的同一天，李克農“請”計兆祥向負責整個案件的全體工作人員全麵交代了他在北京的活動情況：
計兆祥，又名計旭，24歲，北京人。1948年初，自北平特警學校畢業後，曾先後充當國民黨政府國防部第三方麵軍第一總隊司令部中尉報務員、綏靖總隊第一大隊北平區台中尉報務員等。1948年11月我軍包圍北平前夕，他受綏靖總隊華北第一大隊隊長陳恭澍（軍統特務）之命準備潛伏，充任該總隊“北平潛伏台台長”，從事情報破壞活動。當時他領到美製交流直流兩用15瓦電台1部，“丁密”、“機密”及公用電碼3本，美製2號左輪手槍1支等；另外領得偽鈔金圓券7千元、軍米1袋作為潛伏活動費用。
1949年1月北平解放前夕，他潛伏在北平北城豆角胡同33號，密設電台。從2月開始，他就與南京綏靖總隊正式通報。4月下旬，我軍解放南京後，他改歸台灣“國防部保密局”領導，被任命為保密局“北平潛伏台台長”。從1949年2月開始，到1950年2月26號被捕，在短短一年時間裏，竟先後發報215次，收發報文稿字數達3萬餘。
計兆祥的特務間諜犯罪活動，給新中國的建設事業造成了嚴重損害，如根據其關於北平南苑機場的情報，1949年5月4日上午7時半，國民黨派空軍6架B-24型轟炸機轟炸了該機場，投彈30枚，炸毀我飛機4架，死傷24人。???
1950年6月2日，北京市軍事管製委員會軍法處對計兆祥判處了死刑，執行槍決。與本案有關的其他從犯，依據其犯罪情節輕重，都受到了嚴懲。
2．公安部長指令查處天津敵台
1950年春末的一天深夜，就在北京市計兆祥家的“北平潛伏台”被市公安局繳獲的幾個月後，京津地區的反特監聽台裏又突然發現了另一種異常的電波訊號。
技術人員對截獲的電波及時進行了分析，認定這是從京津地區某個國民黨特務潛伏台發往台灣保密局的電報，並破譯出該潛台的台長是由一個叫彭振北的人控製的，電文內容如下：
宋時輪部攜蘇式八十重型坦克喀秋莎火炮入朝。
反特監聽台領導人將這一緊急情況立即彙報給了北京市公安部副部長楊奇清，楊部長再次將偵查潛伏台的任務交給了偵察科長曹純之。
接到新任務的曹純之從電訊組那裏了解到，彭振北潛伏台極有可能與國民黨原“保密局津源組”有關，於是立即在北京、天津、河北等三地布置了對該組組長秦應麟的偵查工作。
曹純之在偵查中發現，一個名叫“金太太”的女人曾與秦應麟有過交往。但這個女人是誰？住在哪裏？與秦應麟是什麼關係？偵查工作隊的同誌卻一頭霧水。
幾天後，從河北公安局方麵傳來了消息說，秦應麟的事情又有了新的線索。
原來，這“保密局津源組”早在1946年就經常活動於津源、易縣、定興一帶，為國民黨長期提供共產黨秘密情報，北京解放後，該組組長秦應麟在國民黨保密局北平站副站長吳宗漢的布置下，將“保密局津源組”改為“建宛平潛伏組”，並領取了與台灣國民政府聯係的電台後便不知所蹤了。
河北公安局的消息還說，這秦應麟在北京是有家室的，而他的妻子就是化名為“金太太”的卞樹蘭。
公安部一局還從戶口上查到原“津源組”成員胡振遠的一些情況：
胡振遠，男，25歲，河北雄縣人，原住北京市西單保安寺18號。此人在北京解放後也下落不明。
曹純之得到了這些消息後，非常高興，他與偵察小組的成員經過進一步的研究、分析後認為，當前最重要的是從秦應麟的妻子卞樹蘭那裏下手，引出秦應麟。
同年8月，偵察小組的同誌們在家住北京逎茲府10號南屋的卞樹蘭郵箱裏發現了一封從天津寄來的信，經過鑒別，小組同誌認為這封信極有可能是秦應麟發來的。
為此，曹純之斷定，秦應麟應該在天津出現過。他通知天津市公安局密切注意當地可疑人員的動向。
這時，偵察小組的同誌提議立即密捕卞樹蘭，讓她直接供出其丈夫的下落，但曹純之卻認為，天津寄來的信件沒有具體的通訊地址，為避免打草驚蛇，還不能過早地驚動卞樹蘭，隻能對其繼續進行秘密監控。
接下來的一段日子，卞樹蘭每天的活動正常。偵察小組的工作沒有一點進展，同誌們感到非常著急，曹純之本人也眉頭緊蹙。
又過了幾天，電訊組那邊傳來了好消息，說電台獲取了一分台灣保密局給彭振北潛伏台聯係經費的電報，電文大意稱：由香港派商人王永祥送來1000美元，到天津老太和藥鋪交卞樹棠收轉。
這份電報，給曹純之和偵破小組的同誌們提供了重要線索，他們通過調查得知，這電報中提到的“卞樹棠”正是秦應麟的妻弟。
曹純之立即指示部下將監控的對象由卞樹蘭轉為卞樹棠。
然而，在這個關鍵的時候，卞樹棠卻失蹤了。
卞樹棠的突然失蹤，使這條線索在此斷掉，曹純之重新組織同誌們召開緊急會議，經討論，大家認為卞樹棠是去了天津的老太和藥鋪，於是再次和天津市公安局聯係，將老太和藥鋪秘密地監視起來。
狡猾的卞樹棠也許估計到了偵察組的這一行動，幾天過去了，他一直沒在天津的老太和藥鋪附近露麵。
為了不讓他跑掉，曹純之和天津市公安局的偵察人員分頭行動，在天津布下了天羅地網。
這天，在天津德華醫院的門診室內，走進一個二十七、八歲的男子，他雙手抱著肚子，哭喪著臉，勾著腰，“哎喲”連聲。看見醫生，他連連要求住院治療。
門診醫師見他痛苦的樣子，隨便地檢查了一下，就讓他填寫住院單。隻見他在住院單上的姓名欄裏寫下了“卞玉棠”，想了想，又在卞字上麵加了一筆改為“卡玉棠”。護士接過他的住院單，叫了他的名字說：“卞玉棠，你跟我來……”他起初還應了一聲，而後卻改口稱道：“哦！我，我不姓卞，姓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