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現在日本保存的主要抹茶道流派是以千利休為代表的千家流派，但是宋朝就傳入的許多飲用茶的方式，還是可以在日本找到。日本靜岡文化藝術大學學長（校長）熊倉功夫告訴我，最開始流傳到日本的團茶、磚茶可能被放棄了，因為可能不太適應島國人民喜歡新鮮自然口味的習俗，但是散茶的綠色很快征服了日本。在靜岡的東福寺，包括傳說中榮西禪師的祖庭京都的建仁寺，都保留了傳統自宋傳入的飲茶方式，這些方式裏，最能體現的是宋代僧人和文人是如何飲用末茶的。“沒有士大夫階層的繁文縟節，但還是能從這裏麵能展現宋時風貌，這絕對不是日本的發明。”
而包括工藝品、藝術品在內的大量與茶有關的宋器物，更是被大量進口。據專家考證，南宋時期，寧波、杭州和福州都是運輸宋茶器的重要港口，其中數目最多的是龍泉窯。現今日本各大美術館、寺廟中都藏有豐富的中國書畫、陶瓷，許多都是當時流去的。最近打撈的韓國沉船“新安號”上有上萬件瓷器，不少是日本各寺廟在中國定做的瓷器。所以，在日本既可以從活的各個流派中看到宋茶道依稀的影子，也可以從文物中去細細鑽研宋茶道的精華。
到了明代，中國茶的飲用方法隨著散茶流行進入了新時代，製茶不再繁雜，飲茶卻發展出新的要求，以文人為主的階層創造了紫砂壺為主的飲茶器具，改變了茶碗大小，推出了小很多的茶杯與茶盅。現在福建人還是沿用了明舊習，稱茶杯為茶甌。
文人重雅趣，於是把飲茶空間盡量雅致化，花木、盆景、雅石、茶果等要求均出現，茶道的文藝複興開始了，而這套飲用方式盡管有了朝代的數次更迭，但是並沒有死亡，無論在清代貴族階層的社會生活圖景中，還是民國時期江南人家的品飲中，都頑固地存在下來。因為飲用散茶的茶製沒有改變，這套飲茶方式也沒有改變，隻不過今天的我們已經沒有明人的雅致文化，所以喝得更粗枝大葉罷了。
我們希望能完整地呈現出中國茶道宋與明兩個盛世的狀態，所以通過專家約稿和專訪的方式，對這部分作充分述說。
向現實中尋找：日本與台灣
在日本的古董市場上搜尋茶器，是台灣茶人30年前就發起的，現在大陸茶人步其後塵，紛紛去日本掃貨。我們的追尋路線並不如此，光靠物質積累，很難完成茶道的積累，我們變化了自己的尋訪方向，去寺廟，去千家流派，包括現在著名的茶人那裏尋訪，呈現了一部分日本茶道的現狀，其實是為完成回答這個問題：日本茶道與中國茶道的淵源，日本茶道如何自立，它對於今天中國茶道的借鑒意義。
我們采訪了高山寺，這裏是榮西帶回茶種的分種地之一，現在是日本最古老、最著名的茶園，神奇的是，這裏的茶園不用管理，隻靠宇治的茶農每年六次來幫忙就可維持。這裏的茶葉，現在是日本最重要的茶人的使用專利，基本不在市場流傳，是最名貴的日本茶。這似乎再次驗證了古老的中國茶道對外輻射的能力。
除此之外，我們在京都尋訪了各個千家流派，千利休去世後，他的學生和弟子嚴格保持了他所傳下的草庵茶道，雖然這是完全日本審美化的茶道，但其點茶方式，還是繼承了宋茶道。熊倉功夫說，千利休在審美上，發展出日本自己的侘茶方式，將日本器物之美的概念推廣到大眾中，但並不意味著他的點茶方式是日本的。“那裏保存了大量的宋代點茶方式，還有宋代器物的翻版，並不是因為日本仿造了許多器物，這些器物就日本了，因為它的源流還在那裏。”所以，當茶筅、建水、茶勺、水取等我們在宋代茶書中經常看到的名目以實物形態呈現的時候，中國茶道可借鑒的地方也就出現了。
除了茶器物，日本保存下來的大量茶室，包括當代建築大師隈研吾創建的各個茶室都可以對中國茶道形成影響，環境的優美、飲茶時的心境、整個茶室空間的陳設，包括茶人應該如何插花，在日本都有固定的體係和完整的傳承，我們采訪了大量細節，不是希望國內茶人們照搬，而是希望這背後的美學觀念和飲茶觀念，可以影響到當下的國人。
除了日本，台灣地區是我們尋訪的另一重要目的地。過去大陸茶人對台灣茶道多有誤解，覺得是從日本抄襲的，事實絕非如此。台灣最初研習茶道的時候，並沒有宗師可以尋找，他們的基礎是潮汕工夫茶，那是明清茶道在中國邊緣地區的留存。台灣茶人去日本尋找的是中國茶道的遺產，其中包括空間、茶具和喝茶的心境，明代大量出口日本的紫砂壺具輪珠大量回流台灣，成為茶人必備之物，而茶杯托等已經在大陸消失的茶具，也開始大量回購，重新出現在台灣茶人的茶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