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類藥物=安慰劑？
一些疾病，如癲癇和自閉症，已經證實是由神經原因引發的，不再屬於精神病學的範疇。然而，《手冊》中列舉的95%的精神障礙都找不到任何生物學原因提供病理支持。一般來講，生理疾病通過化驗檢查可以找到其病灶，是具有病理支持的，而心理疾病無法通過生物學手段確診，隻能利用同類參照來辨識。因而，精神病領域一直流傳著這樣一句俗語，“一個人得癌症，兩個人得精神病”，意為癌症是客觀存在的，而精神疾病隻能依靠對比來反映。
作為一名“資深”患者，我對戴維斯的看法非常感興趣。我服用抗抑鬱藥“百憂解”已有7年時間，每年英國精神科開出的4700萬份處方中總會有我的幾份。服藥後，我感覺內心平靜多了，不再愛發脾氣、煩躁不安。對於我這份病曆，戴維斯的看法是，抗抑鬱藥在我身上發揮的或許隻是安慰劑的作用。但是戴維斯並沒有建議服藥中的患者停藥，他說：“我寫書的目的並不是讓人們不再吃藥，我隻是想告訴人們他們理應了解的一些情況，讓他們多一種選擇。”調查表明，隻有10%-15%患者的病情在藥物的作用下有所改善，而對於大多數用藥者來說，抗抑鬱藥無異於安慰劑。
精神科醫生的診斷缺乏科學依據？
戴維斯自始至終都在強調，下任何結論都要有研究作為前提和依據，而精神病學最令人無法信服的就是缺乏科學驗證和依據。戴維斯認為，精神科普遍采用的測試和量表手段，就像在填寫調查問卷：通過對相應題目的選項進行勾劃，來判斷一個人是否有精神疾病，這並不是科學的醫療方法，由此做出的結論隻是一種“觀點”，不能作為診斷依據。
對此，戴維斯舉了一個有趣的例子。上世紀70年代末，精神病學家羅伯特·斯皮策博士對《手冊3》進行了修訂和補充，並確立了一些新的診斷標準：若病人持續兩周時間出現上述五種（或以上）症狀，則可確診為抑鬱症。在一次采訪中，斯皮策博士被問到，為何是“五”而不是“四”或“六”時，斯皮策回答：“因為‘四’看起來不夠，而‘六’又顯得太多！”戴維斯補充說，缺乏科學性是精神病學的通病，精神病學家不以科學事實作依據，經常根據個人的主觀想法下定論，如果人們將這些“觀點”視作科學真理，將是一件多麼危險的事。
心理治療師走上精神病學的批判之路
戴維斯今年40歲，在牛津大學獲得了社會與文化人類學博士學位及心理治療師的執業資格，目前他是倫敦羅漢普頓大學的講師。他的妻子是牛津大學的音樂學家，他們有一個女兒。戴維斯說，牛津大學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他也是從這裏走上了批判現代精神病學的道路。
戴維斯當時在黑鳥利思的一家日托中心工作，該地區處於牛津郊區，社會經濟環境較差。戴維斯說：“當地人普遍失眠、焦慮，情緒化又容易激動。這些表現在精神病醫生眼裏是典型的心理障礙，需要用藥治療。但在我看來，這些‘病態表現’其實是處於落後社會經濟條件下人們的正常反應。我漸漸發現，許多轉診到我這裏的病人，他們被認為有著各種各樣的心理疾病，但事實上，他們並沒有病，所謂的症狀隻是他們對於惡劣社會環境的合理反應。”
戴維斯對其中一位病人印象很深，那個男人30出頭，為了博士項目研究，七年前曾去南非考察，在那裏受到了很大的文化衝擊。回英國前，已經被診斷為“雙向情感障礙”，開始接受大劑量的藥物治療。“我見到他時，他已經斷斷續續用藥七年，並開始產生了‘藥物對我是否真的有效’的質疑。”戴維斯將這位患者的疑問轉達給了自己的導師，一位資深的精神病學家。得到的答複是，該患者病情惡化，必須加大藥量。對於這個答案，戴維斯很不認同，他覺得病人有好轉的跡象，意識到了人生的意義，並開始重新審視自己的生活。戴維斯不想聽從導師的意見，但由於當時缺乏自信和充實的論據，最後做出了讓步。對於那位患者，戴維斯一直感到很愧疚。正是從這件事起，戴維斯開始了對精神病學的審慎觀察以及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