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城市文學真的沒有“青春”？
自由談
作者：曾一果
在武漢的一次學術會議上，著名文學評論家孟繁華先生認為中國當代文學正處於一個重要的轉折期，那就是城市文學已經成為當代中國文學創作的主流。孟老師說的是事實，其實城市文學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的主流並不是發生在今天，而從20世紀90年代便已經開始。像王安憶、方方、池莉、葉兆言，甚至賈平凹，從那個時候都開始創作城市文學，寫出了不少有分量的城市文學作品，例如《廢都》、《長恨歌》、《一九三七年的愛情》、《風景》、《來來往往》、《不談愛情》等作品，這些作品都已經深刻展現了不同群體對於城市社會的感受。雖然那個時期以及更早時期，大部分的文學作品還是以農村題材為主，但是改革開放以來，即便是以農村題材為主的文學作品，城市也如影隨行，在鐵凝的《哦，香雪》、高曉聲的《陳奐生上城》，路遙的《人生》和賈平凹的《白狗秋千架》中，城市在與鄉村的遭遇中出場，顯示了巨大的威力；而在《廢都》、《一九三七年的愛情》和《長恨歌》等小說中，城市則不僅是故事發生的地理和背景空間，城市甚至就是故事的“主角”；到了新世紀之後，像孟繁華老師所說的那樣，文學作品基本上都可以說是城市文學了，盡管其中也有少量所謂的“鄉土文學”，可這些作品往往給人的感覺是不那麼“鄉土”。
不過，孟老師認為雖然城市文學已經成為當代中國文學創作的主流，但是百年中國文學的現實主義傳統，在某種程度上卻“限製了我們對都市生活和都市文學的想象”，在孟老師看來，這種情況導致了中國當代城市文學存在著一些問題，主要問題有兩個方麵：一是中國城市文學中沒有青春文學；二是城市文學與浪漫主義聯係在一起，中國沒有經過“浪漫主義文學”的洗禮，這是中國文學的缺憾。對於這兩點，我倒不完全讚同。
首先，我覺得在我們的城市文學中一直有“青春”，青春文學始終和城市文學相隨相伴，不僅“五四”時期和20世紀80年代有大量“青春文學”，20世紀90年代之後青春文學依然活躍。隻不過，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青春記憶，20世紀90年代之後，作家們青春書寫的內容和敘事方式跟以往有很大不同，在20世紀80年代的城市文學中，“青春記憶”充滿了理想主義和浪漫情懷，個人的青春記憶通常與民族國家、現代化改革等宏大敘事聯係在一起，作家們的“青春記憶”承載了許多個人之外的東西，那時的青春話語通常也是民族國家話語的再現，這在知青文學與改革文學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個人命運與民族國家命運交織在一起。但是20世紀90年代之後，具有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色彩的青春文學書寫，逐漸被強調個人化、私人化和自我化的青春敘事所取代，1990年代之後的青春題材作品更強調個人的青春感受，多展現個人在戀愛、家庭和城市生活中的青春體驗，排斥進步、現代化和民族國家之類的宏大話語。所以，理想主義的衰退其實不代表20世紀90年代之後沒有了“青春文學”，隻是70後、80後作家們對於青春的感受和體驗發生了變化而已。相反，由於更注重個人化、私人化的青春表達，1990年代之後的青春文學倒顯得比以往更加真實可感，其故事也更貼近當代城市生活本身。
孟老師認為《小時代》、《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等所謂的青春題材作品被五光十色的物質世界所包圍，缺乏真實的青春記憶，這是事實。但是以郭敬明的《小時代》為代表的“青春”作品畢竟隻是少數。孟老師忽略了更多反映普通年輕人生活的“青春故事”，我指的是曹寇、阿乙、苗煒、阿丁等人的“青春書寫”，這批作家基本上都是70後，他們在文壇上雖然沒有大紅大紫，但是他們的作品基本上都是以青春為主題，展現豐富多樣的青春記憶，有甜蜜的，有感傷的，有憤怒的，也有痛苦的。並且，他們的青春故事與當代城市生活密不可分，正是日益多元化的城市生活讓他們的青春呈現多樣形態，他們的作品有點類似香港作家西西的《我城》，常常通過幾個城市年輕人的日常故事，再現一個充滿青春記憶的城市生活。在這些作品中，城市生活不再是表象化的，而是與青年人的個人情感緊密連接在一起，城市真正成為青年人的生活空間，青年人可以出現在城市中任何場所，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僅僅出現在酒吧、舞廳、商場或者豪華大廈裏，這才是深入城市內核的城市文學。當然，我們也不否認，這些作家的城市書寫還不夠成熟，他們作品中的青春形象還不夠鮮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