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肯尼迪政府學院的精英培養特色
精英培養方案
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公共管理教育方案就是依據其學院定位和人才培養目標而設計的。學院的學生培養主要分為三類，第一類是學位教育，其中包括碩士生和博士生培養。第二類是行政管理培訓。該培訓主要麵向國內外的行政官員，課程設置涵蓋了學院的核心課程，主要集中在領導力培訓、政治架構分析、危機管理等，同時也開設具有學院特色的案例教學課程。在以往的培訓中，比較重要的官員培訓項目有美國聯邦政府高級管理教學計劃、州政府官員培訓項目、高級行政技能培訓等，其中包含中組部會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清華大學和美國哈佛大學共同舉辦的公共管理高級培訓班。第三類培養是以研究領域為核心成立的中心、研究所。這類機構所承擔的任務是集中於某一熱點問題，集中學者資源，有針對性地展開研究。
落實到課程層麵，學院所教授的內容涵蓋公共政策領域、公共管理領域、城市規劃領域、國際發展領域等，主要分為方法論和實證研究兩大類。方法論的課程是以“如何……”作為側重點的研究，側重於分析、管理和政治技能，這是公共部門的機構和崗位所需要的能力。將方法論課程作為基本課程類別，體現了肯尼迪政府學院培養公共領域領導人的理念和思路。第二類課程是實證研究課程，一般集中於某一個特定的政策領域或機構領域的突出問題，例如公共政策專業的政策分析練習就是讓學生具體地分析現實生活中的實例，通過分析該實例的背景、現狀，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政策建議。
具體而言，方法論課程分為四大領域：政策與製度分析（Analysis of Policies and Institutions，API），管理、領導力與決策科學（Management, Leadership, and Decision Sciences，MLD）和民主、政治與體製（Democracy, Politics and Institutions，DPI），社會和城市政策（Social and Urban Policy，SUP）。政策與製度分析主要是經濟分析方法、實證分析方法等基礎課程；管理、領導力與決策科學課程包括談判、領導力、財務和信息管理等以提高管理者必備能力為宗旨的課程；民主、政治與體製類主要包含政治、體製和政策，選舉、民主參與和社會運動，法律和公共政策，公關、輿論和媒體等重要課程。社會和城市政策關注的具體領域包括教育、貧困和不平等、醫療保障、勞動力和就業等。政策類課程大致涵蓋商業和政府政策、國際和全球事務、國際貿易和金融、政治和經濟發展等多個領域。實證研究課程包括商業與政府政策（Business and Government Policy，BGP），國際和全球事務（International and Global Affairs，IGA），國際貿易與金融（International Trade and Finance，ITF）和政治與經濟發展（Politic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PED）4個方麵的課程，目的是通過分析現實案例，使同學們深切理解當今世界的現實問題，並提出建議和方法予以解決。
學院傾其全力設計了這些分門別類的課程，因為課程承載了學院的教育理念，將學院的品格與個人的素質緊密結合，它們直接影響學生的技能培養和能力的提高。這兩類基本課程一方麵保證了學生的科研是在學術領域進行，有科學的方法作為支撐，同時也保證了學生對現實問題有敏銳的把握和分析能力，特別是在解決實際議題中能夠有獨到的見解、有提供政策建議和意見的能力和水平。
為期兩年的公共政策碩士項目（Master in Public Policy，簡稱MPP），主要側重於培養公共政策分析型專業人才。課程培訓大致分為兩方麵，第一方麵是製定政策、分析政策的能力，主要培養學生利用經濟學框架分析不同的政策，分析如何進行有效的公共管理；第二方麵是政策宣傳，主要是培養學生的領導能力、溝通協調能力以及統籌決策能力。學生每學年需完成250個學時，有5門必修的基礎課程分別為哲學（偏向政治哲學）、曆史（培養學生從曆史的角度進行思考問題的能力）、法律、經濟學和社會學。通過基礎課程的學習可以完善學生的基礎知識構架。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也需要通過選定主要的課程以確定集中學習的政策方向，這些方向主要包括商業和政府政策、民主政治和體製、國際事務、國際貿易與金融、政治與經濟發展、社會與城市政策6個方向。學生們將通過第二年一整年的時間準備被稱為“政策分析練習”的碩士論文。兩年製公共政策碩士的學位課程優點突出，首先，學生可以利用有限的時間學習肯尼迪政府學院的精華課程，有針對性地選擇深入學習的政策方向，效率高。很多知名教授都為公共政策碩士項目開設了專門的課程，這對於其他學位課程而言基本就是奢望。其次，學院的課程設置完善全麵，當學生完成了必修課程後，基本知識框架已經形成，理論和能力也得到了質的提升。再次，學院為學生提供了自由度比較高的學習環境與氛圍，旨在充分發揮學生的智慧與才能。公共政策碩士項目的學生占據了肯尼迪政府學院生源的一半，申請者理論上不需要有工作經驗、不限年齡，但是基本上大多數入學者都是擁有3年以上豐富工作經驗的社會人士。他們的平均年齡大約在25~27歲左右，也許在其他學院這個年齡段的學生算是大齡學生，但是在肯尼迪政府學院，他們卻是最年輕的一批人。學生畢業後的去向基本都是政府部門或者其他相關機構，有七成左右的人會到政府、國際組織、民間非營利組織機構工作，三成左右的人謀得在企業部門工作的職位。總的來說，公共政策碩士學位是整個肯尼迪政府學院的骨幹核心學位。
為期兩年的公共管理碩士項目（Master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簡稱MPA），其培養目標是提高未來想在領導職責中深造的雙學位學生的學識和職業技能。公共管理碩士項目的學位課程是整個肯尼迪政府學院裏自由程度最大的課程。學生在兩年的讀書時間內要修滿16個學分，同時按要求完成3個學院在基礎方法領域做出的要求：分析、管理和領導力，以及一個雙向的集中政策領域。選擇公共管理碩士學位的學生可以完全依據自己的喜好選讀課程，但是相對於公共政策碩士學位而言，盡管自由度更大，但是學生深造的針對性也下降了，缺乏方向性和重點。申請公共管理碩士項目的學生也和申請公共政策碩士項目的學生一樣，來自世界各個國家的各個組織機構和部門。申請者需要有至少3年的工作經驗，而實際入學學生的工作經驗基本在5年左右。對於申請者的年齡，公共管理碩士和公共政策碩士項目一樣，沒有任何限製。據粗略統計，兩年製公共管理碩士項目的學生中有超過五成的人在畢業後到私營部門工作，而這樣的結果卻和肯尼迪政府學院為美國政府培養公共精英的初衷相違背。
一年製職業中期公共管理碩士項目（Mid-Career Master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簡稱MC/MPA），其培養目標旨在加強想要在自身所處的公共服務領域或者想要成為領導人的職業精英的知識理論和專業技能。選擇此碩士學位課程的學生選課的自由度也很大，會按照自身條件培養新的技能或者拓展感興趣的方向。在一年的學習期內隻需要完成8個學分的課程，同時按照要求完成每一個肯尼迪政府學院基礎方法領域（分析、管理和領導力）的至少一門課即可順利畢業。申請職業中期公共管理碩士項目的學生主要分為兩種人，一種是已經有了一定社會地位，在事業上小有成就，想要進一步進行深造以謀求事業更上一層樓的人；另一種則是尋求自身轉型的人。不論是哪一種目的的申請者，都是已經畢業的社會人士，他們來自世界各地，擁有豐富的職業背景。申請人的主體年齡層基本是50多歲的人，但是也有70多歲的畢業生。和公共管理碩士項目一樣，學院對申請人的工作經驗有嚴格的要求，至少要有7年的社會工作經驗。此外，學院要求來自傳統經濟或者新興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的申請者必須通過公共管理碩士項目的愛德華·S·梅森項目的申請。這一點是有別於兩年製公共管理碩士和兩年製公共政策碩士項目的。一年製職業中期公共管理碩士項目的學生畢業後大約有16%去了私營企業部門，其他的人則在政府、國際組織和民間非營利機構工作。
兩年製國際發展方向公共管理碩士[Master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簡稱MPA/ID]，是肯尼迪政府學院最新設立的項目，是專門為國際發展方向的下一代領導人開設的。它是一個以經濟為中心的多學科課程，在分析和定量方法上，將政策和實踐的重點與嚴格的訓練相結合。每學年，每個班大約有65名申請者被選中，盡管兩年製國際發展方向公共管理碩士的課程難度大、為應用研究提供了紮實的基礎，但是課程的設置是為了適應未來在國際發展領域的實踐者而非學術型人才。申請人來自世界各地，他們需要證明自己在經濟學和量化分析方麵的能力並且在國際發展領域擁有領導才能。學院偶爾也會接收本科畢業生，但是絕大多數入學者都是至少擁有3年在政府、國際發展機構、非營利組織或者企業工作經驗的社會人士。因為兩年製國際發展方向公共管理碩士課程的難度較高，學院建議申請人最好擁有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多變量微積分的基礎，這樣在授課過程中可以保證所有學生都在同一個水平線上，課程也可以覆蓋到更多的知識點。國際發展方向公共管理碩士學位的課程和其他碩士學位課程的差別比較大，具有其特殊性，學生畢業後的工作單位一般為政府組織、國際機構、基金會等非政府組織。
盡管肯尼迪政府學院是一所職業學院，但是學院也設有學術研究型的博士學位課程，方向分為政治經濟學與政府、公共政策、衛生政策和社會政策等。學生數量有限，總人數在幾十人左右。因為博士學位本身的學術性質濃厚，因此肯尼迪政府學院采用和哈佛文理學院合作辦學的方式，學生學到的知識更多偏向於理論而非實踐技能。總體上，肯尼迪政府學院對於自身的定位極其明確，這也是它在發展過程中取得飛躍式進步的原因之一。
肯尼迪政府學院擁有15個專門的研究中心和60個研究計劃，它們是學院的主要科研力量，主要研究國際、國內以及地區性的公共政策和公共管理問題。其中包括艾什民主治理與創新中心（Ash Center for Democratic Governance and Innovation）、貝爾弗爾科學與國際事務研究中心（Belfer Center for Scienc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卡爾人權政策中心（Carr Center for Human Rights Policy）、世界發展研究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公共領導力研究中心（Center for Public Leadership）、埃德蒙·J·薩弗拉基金會倫理研究中心（Edmond J. Safra Foundation Center for Ethics）、豪澤非營利組織研究中心（Hauser Center for Nonprofit Organizations）、政治學院（Institute of Politics）和住房研究聯合中心（Joint Center for Housing Studies）。
舉例來講，婦女和公共政策項目研究中心（The Women and Public Policy Program）就是致力於努力減少男女平等的研究中心，它通過與世界婦女領導人理事會（Council of Women World Leaders）和世界經濟論壇等組織的合作來實現男女在經濟、政治和教育醫療方麵上的平等。婦女和公共政策項目研究中心舉辦了名為“從哈佛廣場到總統辦公室”政治選舉的實習培訓項目（Harvard Square to the Oval Office），這個培訓項目的目標是促進女性進入政府部門，從而實現政府人員中男女比例的平衡。瓊·肖瑞斯坦新聞出版、政治和政府政策研究中心，主要研究新聞出版物和政治之間的各種關係。科學與國際事務研究中心，研究國際安全問題，特別重視科技在政府決策過程中所扮演的作用。住房聯合研究中心，研究有關改善美國人民生活質量的住房問題。阿爾弗雷德·陶布曼國家與地方政府研究中心，研究國家與地方政府的教育、運輸、公共安全、住房、控製汙染和種族隔離等問題。馬爾科姆·威納社會政策研究中心（Malcolm Wiener Center for Social Policy），研究改進醫療保險、教育和勞工方麵的政策問題。刑事司法政策和管理研究計劃，研究刑事司法政策和機構管理問題。企業和政府研究中心，研究美國經濟和全球經濟中的企業和政府關係及有關的政策問題。國際問題研究計劃，研究國際政治經濟問題。哈佛大學職業道德研究計劃，研究政府、政界和各專業領域的道德問題。政治研究中心，主要作為哈佛大學和政治界的一座橋梁。
肯尼迪政府學院在國際研究領域取得了驚人發展。從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南非到智利，員工們進行研究、向官員谘詢，並為外國培養領袖。經濟學家阿西姆·伊賈茲·赫瓦賈（Asim Ijaz Khwaja）對印度旁遮普省的研究—學校的教育和學習成果項目，對比了來自旁遮普省的112個村落，其中包括超過800個政府和私人建立的學校。經濟學家羅希尼·潘德主要對處於不同政治和分配體製下的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進行分析。教職員工同樣開展跨越國界的研究議題，包括氣候變化、全球貧困、外交、經貿和微觀發展等。在裏卡多·豪斯曼（Ricardo Hausmann）、蘭特·普裏切特（Lant Pritchett）、達尼·洛德瑞克（Dani Rodrik）的領導下，國際發展中心實驗室致力於提高貧困國家的生產力，研究不同國家的發展趨勢。在新加坡、迪拜、越南等國，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教授們為當地公共政策項目做出了卓越貢獻。
除此之外，肯尼迪政府學院還開設了許多高級管理培訓項目（executive education program）。高級管理培訓在哈佛大學已開展四十餘年，肯尼迪政府學院逐漸探索出了一套出色的培訓教學方案，並彙集了眾多經驗豐富的專家和學者，他們中不乏在學界取得了重要學術成就、做出了重大理論貢獻的領軍人物，也有很多人在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獲得了很高的職位、擁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因此學院在公共政策方麵的師資力量是世界一流的。高級管理培訓對象的來源同樣是多元化的，涵蓋了議員、政府部長、公務員中的高級管理人員、州長、軍官、全球非政府組織領袖、國家和地方的行政管理人員和企業中的高層管理人員等。每年培訓人數達到2 860人，其中包含來自140個不同國家和地區的1 401位國際精英。來自中國政府和非政府組織的學員近年來不斷增多，你在肯尼迪政府學院經常可以碰見中國麵孔的人，他們多是高級管理培訓項目的學員。筆者在哈佛時還遇到歐美同學會的朋友，也是歐美同學會的副會長、廣西壯族自治區的副主席陳章良，他也在肯尼迪政府學院接受短期培訓，他興奮地告訴筆者，自己在課堂上與美國、日本等國的高級官員同堂培訓了一個月，其間除了睡覺，剩下16個小時都全程待在一起。從早餐餐桌到課堂上都進行著激烈的討論，他們從國際關係爭論到不同國家的地方治理。他們來自不同的文化和政治背景，但同為公共服務的執行者，他們有很多共同關心的話題。再加上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案例分析式學習，使得這種多元文化的直接溝通，碰撞出令人興奮的火花。陳章良在培訓結束後說自己得到非常大的啟發，也很高興他的觀點影響了其他國家的高級公務員對中國的看法，對這樣的互動交流式的學習方式大呼過癮。
為了有效地創造更廣泛的共同議題、在推動公共政策發展方麵達成最廣泛的共識，肯尼迪政府學院精心設計了教學方案，在著力提高行政技能、增加行政知識的同時，廣泛吸取學院的寶貴經驗，通過案例教學、課堂討論、模擬學習和小組協作等方式，加強學員間的交流與合作，推動終身教育和促進良好的人際關係，共同應對全球化為領導人帶來的各種挑戰。
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招生過程
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招生過程設置精致、個性化且對向往肯尼迪政府學院的人來說頗具參考價值。
哈佛招生委員會裏設置了專門的學生委員，他們可以說是真正的委員。何亮是肯尼迪政府學院2011屆公共政策碩士，在校期間曾因成功競選學生會第一任中國籍副主席並做出貢獻而受邀成為招生委員。他與筆者分享了在哈佛招生委員會參與招收公共管理碩士項目的學生的體會。
和其他教授、行政委員相比，學生委員唯一的不同在於他們是學生背景。除此之外，在材料評審、推薦權限和比例等各個方麵，學生委員和教授、院長、招生辦的權限完全一樣。這既不同於一般的學生委員，也不同於之後環節中的學生或者校友麵試官，因為材料評審是每年招生中最為重要的一個環節，淘汰率最高，所以也要求委員們高度負責、深刻理解學校標準，盡最大努力全麵評估申請人，必要時甚至要力排眾議，和其他所有委員進行辯論。
從招生的角度看，學習能力、領導力潛質和公共服務精神是肯尼迪政府學院裏不可或缺的三個要素。
學習能力是不言自明的。在哈佛，學習強度之高、課業安排之密是需要良好的學習習慣、學習能力和英語水平作為基礎的。具體來說，你的在校成績展現了你學習專業課程的能力，托福成績表明了你的課堂參與和日常生活能力，而GRE（研究生入學考試）/GMAT（研究生管理專業入學考試）的成績則是閱讀和寫作能力的證明，三者會用來進行綜合考慮。一般來說，年紀越輕，這些東西越重要。
領導力潛質和公共服務精神則是肯尼迪政府學院的精髓所在。哈佛大學作為世界的哈佛，立足於培養未來的各界領軍人物。肯尼迪政府學院作為公共管理和政策領域的巨擘，自然是立足於“找到最具領導力潛質的學生，經過培養去改變世界”，因此，那句“Ask What You Can Do”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代表領導力和公共服務要求的座右銘。
就領導力潛質而言，學院更看重做了什麼、做成了什麼、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而非單純看重職位。學院相信，展現了良好領導力潛質的人進入學校後，能夠積極主動地給同班同學更多地貢獻觀點、價值觀和機會，形成良好的學習體驗；畢業之後也更容易成為未來領袖，實現學校的價值觀，並為學校增光添彩。
公共服務則是在幫助學校挑選正確的學生，因為隻有在過往經曆中表現出願意不求回報地為公眾利益服務的人，才更有可能在學習期間持續貢獻，並在畢業後進一步為各個領域的公眾福祉而努力。至於具體是什麼領域，則看你蘿卜白菜，各有所愛了。這是肯尼迪政府學院最強大的文化：其不存在主導價值觀。學生本身具有很強的多樣性，因此在這裏並沒有什麼統治性的價值觀來禁錮你。如果有，我們也隻有上麵那一句座右銘：想想自己能做些什麼。你可以為正義奮鬥終生，而我願意為教育平等無私地奉獻，大家互相交流，彼此都很欣賞。這樣的結構使得整個肯尼迪政府學院充滿了鼓勵的氛圍，沒有人會因為你沒有做他們想做的事而認為你是個失敗者。這是一種強大的文化，因為這可以幫助你洗盡鉛華，擺脫別人強加在你身上的價值觀，然後找到自己的真正所想。
最後還有一點中國申請人常見的誤區，即把這個職業化學位當作一個普通碩士學位來申請，結果出現了大量大四的申請人，造成學校和申請人本身對此過程都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肯尼迪政府學院是一個職業化學院，如果你沒有至少兩年的工作經驗，就不要來申請。這不僅僅是因為你被錄取的機會很小—事實上，如果沒有工作經驗還是有可能申請到的—而是因為如果你沒有和要讀的專業相關的工作經驗作為依托的話，去讀職業化學位是挺浪費的一件事。如果你之前有過工作經驗，兩年的時間裏你會學到更多。沒有工作經驗，你可以通過錄取來證明自己極其聰明和優秀，但僅此而已。你很難像有足夠的工作經驗的人那樣從與老師、同學的課堂討論和互動中學到很多。你可以理解那些案例，可以認為自己懂得大家在講什麼，可以提很棒的問題，可以給出精彩的評論—因為你聰明。但你很可能在實際工作中犯下自己在課堂上受過批評的錯誤，因為你當時的評論沒有實際經驗作為支撐，你其實沒有學到東西。另外，你可能對自己能從這段學習中收獲什麼沒有深刻的理解。對於那些計劃入學時隻有一年工作經驗的人來說，遇到的情況是類似的，因為你申請時才剛剛入職，那個時候你其實還沒有工作經驗，仍然不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麼。
另外還有幾點值得報考學生注意的：首先，哈佛招生整體上是有公平性保證的。哈佛是享譽全球的學府，對名譽的愛護像愛護自己的羽毛一樣，沒有必要為少數個體損壞自己的名譽，不劃算。此外，推薦信一定要找對人，職務不一定要很高，但一定要了解你。如果名人推薦信寫不出東西，可能浪費閱讀人了解你的機會。還有成績好是敲門磚，但招生過程中還需要看重其他一些方麵，如課外和公益活動積極、領導力得到體現或者才藝出眾，真的能表現出有能力帶領和推動一些事情。
中國學生比較明顯的短板是在課外活動中所表現的領導力上。不是說中國學生沒有這方麵的領導力，而是常常沒有載體去表現。有這方麵的實踐也比較雷同，基本上簡曆中就三類，比賽、實習和模擬。一來很難看出人和人的區別，二來也看不出申請人自己的想法和主動性。還有公共服務上的經曆是另一個短板，經常提到的隻有支教、敬老院和業餘時間免費給人做顧問三項，很多申請人趨同，這是需要避免的。
教學特色
肯尼迪政府學院的使命陳述得足夠簡潔：培養訓練有素的公共領袖，幫助解決公眾問題。學院並不關注學習模式，或者培養多少學者，學院的目標是致力於培養出成功地為公眾服務的人才。從其理念的影響力、院友取得的成功，到員工的投入，肯尼迪政府學院無疑可以為自己驕傲，但它並沒有停止前進和探索的機會。當今世界麵臨的問題似乎比以往更加複雜和嚴峻，它正在不斷接受挑戰中前行。而一所影響力波及世界的學院自然擁有其獨特的培養人才的理念和辦學特色，這些理念和特色使其數十年連續摘得世界公共服務研究的桂冠。
筆者在2011年曾對肯尼迪政府學院院長大衛·埃爾伍德進行專訪，在回答肯尼迪政府學院最突出的教學特色時，院長給出的答案是“多元化的教育”。可以說，這種多元的教育理念體現在學院教學的方方麵麵。
生源國際化程度高
每年，肯尼迪政府學院都能夠吸引大批的精英人才到該學院進行深造學習，生源非常廣泛。肯尼迪政府學院致力於培養開明的領導者來解決發生在世界各地的公共關係事件。在這一原則下，學院充分保證教師、學生和行政人員能夠接觸到各種各樣的思想、觀點和文化。
圖3–1 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的課程數量
圖3–2 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女生比例
圖3–3 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授予的學位數量
肯尼迪政府學院錄取學生的標準一直很嚴格，通常需要符合下列要求：學術理論能力強、管理統籌能力傑出，具有領袖才能、敏銳地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擁有從政的基本道德素質。學院的培養理念是為美國政府以及其他組織機構培養輸送掌握高水平綜合行政管理技能的各級行政領導精英。因此，學院錄取的學生具有以下三個特點：
首先，學生國際化程度高。據統計，肯尼迪政府學院擁有40%左右的國際學生，是整個哈佛大學國際學生最多的學院。學院的生源來自世界各個國家，這些來自不同國家的學生帶著自己國家的文化與其他各國的學員學習、競爭。
圖3–4 2011年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國際學生的比例（碩士）
圖3–5 2011年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國際學生的比例（博士）
圖3–6 2011年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國際學生的比例（高管培訓）
資料來源：以上各圖均來自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2011年出版的院刊。
其次，學生背景來源多元化：為了保證生源質量、學院多元化模式以及世界影響力，學院錄取時，會根據年齡比例、國家比例、文化宗教信仰及背景來源的比例選取政府部門、國際機構、民間組織/非政府組織以及私營部門的申請者。除了必修課之外，學生們都在一起上課，課堂上經常會有在聯合國開國際會議的感覺，因為學生背景豐富，課堂討論也顯得精彩紛呈，學生們妙語連珠，思維發散，見地深遠。由於大多數學生在申請肯尼迪政府學院之前都已經在社會中工作了幾年，因此他們會結合自己的閱曆和經驗對同一個問題提出不同的見解，而這也使得課堂因素多元化。就像學員課程選擇自由度大那樣，肯尼迪政府學院的課堂並不會讓學員覺得拘束緊張，問題的討論往往是輕鬆、隨意、生動的。這和多元化的學生背景有很大關係。
最後，學生年齡跨度大。由於課程申請條件的限製，有意向申請職業中期公共管理碩士學位的學生需要具有至少7年的工作經驗，這個時候學生基本已經進入而立之年。肯尼迪政府學院最年輕的學生二三十歲，集中在公共政策碩士項目中。而學院也曾有過年過70歲的高齡畢業生，可見學生之間的年齡跨度很大。因為年齡不同，每個學生的經曆、閱曆、處事方式、喜好、行事習慣、心態、價值觀、思考問題的角度和麵臨的挑戰都有很大的不同，也會因為不同產生分歧和隔閡。但是所有被錄取的學生都是精英人才，在包容度和胸懷上都應該高於他人，所以學生的年齡跨度並不會構成學院的困擾。
“當我們思考一個政治領袖所麵臨的挑戰時，當他們試圖解決一個最為艱難的公共問題時，他們都不能回避來自全球的競爭者，”學院院長大衛·埃爾伍德說，“而國際學生為這些問題提供了新的視角。”早在20世紀40年代，就有國際學生加入學院。1944年，有一半學生來自美國以外。1957年，愛德華·梅森（Edward Mason）—學院的第二任院長，招納了7位分別來自印度、巴基斯坦、緬甸和印度尼西亞的學生，接受最初的公共服務項目（後來發展為梅森學者項目）的培訓。現在這個項目注冊有50名學生，擁有一份閃亮的校友名單，其中包括利比裏亞女總統埃倫·約翰遜·瑟利夫、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墨西哥總統費利佩·卡爾德龍等。
2000年，學院開設了兩年製的國際發展方向公共管理碩士項目，擴大其在國際化領域中的影響。參與代表來自世界各國，該項目的學生專注於最具難度的發展問題，致力於提升發展中國家的人民生活水平，項目畢業生為國際組織、非營利機構和政府工作。學院同樣增加了來自美國以外的學生的人數。“當你了解到我們關於政府的放射性思考，看到一些地方正在前進中的民主和其他地方民主以外的選項，”院長埃爾伍德說，“你就會意識到世界上最有意思的問題都是跨國界的。”
學生的多元性和全球化是肯尼迪政府學院一道獨特亮麗的風景線。多數學生都覺得多元的學院環境為他們提供了更多的溝通機會，除了在課堂上有限的討論外，學生們私下裏還可以組建小組進行切磋學習，這大大增加了學習的效率和趣味性。學生們與世界各地的“準政治精英”激蕩思想，增進了解，加深友誼。更重要的是，在全球化時代，公共政策的製定者和公共服務的執行者需要國際化的視野和交往能力，以更好地從事公共事務。在多元化和全球化的肯尼迪政府學院學習，不僅能開闊國際視野，更有利於深入理解不同的文明，留下寶貴的跨國、跨文化校友資源。這些對於引領世界政治格局的精英來說是極為重要的。對於整個人類的和平與發展來說又何嚐不具有積極的推動意義？解決文明的衝突、跨越思想的藩籬，肯尼迪政府學院就像是未來的小型“聯合國”。
師資力量雄厚
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師資來源多樣，其擁有一支非常豪華的教師隊伍。這支隊伍的豪華之處，並不一定在於他們發表的文章數量，或是手裏掌握的科研經費數額，而在於他們豐富的社會實際工作經驗。在肯尼迪政府學院任教的教師，並不是純粹意義上的“學者”，“教師（學者）—官員—教師”是他們常見的職業生涯發展路徑。也就是說，許多教師在學術研究達到一定階段後，是有機會投入到實際工作中驗證它們的；而反過來，在公共管理領域表現卓越的高級官員，同樣也有機會返回校園重新投入學術。在美國，教育領域與政治領域之間存在著一條相通的管道，使兩個領域中表現優秀的人才得以相互流通。所以，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教師大多具有豐富的社會工作經曆。許多人曾經在重要的國際組織、聯邦和地方政府、總統顧問等部門擔任高級職務。
肯尼迪政府學院重視將思想應用於實踐，所以其教師是全世界最優秀的學者和領先的理論實踐者。哈佛大學的公共政策和管理教學人員大多數是曾經從政的著名政治家，其豐富的政治閱曆和決策背景對公共管理教學和研究，特別對吸引世界各地的訪問學者和政府培訓官員有巨大的吸引力和影響力。該院在120個左右的教師職位中隻設立了30個固定的終身教授職位，把45%以上的職位讓給來自政府或非政府組織的高官。學院內設有由院長組成的五人聘評委員會，專門審評外聘教師，一般聘期為5年，最長為10年。這種聘用教授的機製使肯尼迪政府學院可以始終把握政府和全球公共管理的最新趨勢，並保證公共管理案例全球化、更新快、現實性強，使公共管理理論與實踐結合得更密切，這既對政府執政能力和績效是一個雙向互動的激勵機製，也是學院名氣大、資源充足、生源不斷的根本原因，更是其能成為“國際化”學院的主要特色之一。
表3–1 2011年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教師人數
教師種類 人數 教師種類 人數
終身教授 52 公共服務專業教授/實踐教授 12
名譽教授 4 講師和高級講師 38
副教授 7 助理教授 15
訪問學者 9 兼職教師 48
表3–7 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的教師人數
資料來源：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2011年出版的院刊。
學院教師隊伍機構完善，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講師分配均衡，結構合理。學院的教師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充分保障了案例教學的效果。他們當中既有像城市社會學家如威廉·威爾遜（William Wilson）教授這樣的進行學術研究的世界頂尖級社會科學家，還有在美國政府機構、私營領域或第三部門（即非政府組織或非營利組織）取得巨大成績、推動該領域進步的高級領導人和精英。他們既從事實踐工作，擁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和工作成績，又有很強的授課水平。在他們當中，有的曾任國會議員或州長，有的是上訴法院首席法官，有的是最高法院大法官，有的當過白宮顧問，也有前任和現任哈佛大學校長和學院院長等。例如，勞倫斯·薩默斯是肯尼迪政府學院政府與商業中心的教授。他因為研究宏觀經濟而獲得約翰·貝茨·克拉克獎（John Bates Clark Medal）。他的社會職務有：克林頓政府的財政部長，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師和奧巴馬政府的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大衛·格根（David Gergen）是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著名教授，他30歲便進入白宮，曾效力於尼克鬆、福特、裏根、克林頓等4位美國總統。格根的簡曆非常多元化：美國海軍駐外士兵、政府官員、總統顧問、大學教授、媒體專家等。筆者在肯尼迪政府學院也選擇了這兩位教授的課程，非常有啟發和收獲。從這兩位教授身上我們可以看出，他們不但在學術上有相當的造詣，而且擁有豐富的公共事務的管理經驗，學生在肯尼迪政府學院不隻能學到知識，更能夠將其應用到現實公共問題的處理中。
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前院長，現任教授約瑟夫·奈，是以提出軟實力、巧實力概念而享譽世界的著名國際政治學者，曾經擔任美國助理國防部長、前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在國際上有非常大的影響。此外，比較知名的教授還有服務白宮超過20年、裏根總統和福特總統的主要幕僚羅傑·波特（Roger Porter），布什政府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梅根·奧沙利文（Meghan O’Sulliva）女士，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曾就職於財政部、為杜魯門政府做過顧問的托馬斯·謝林教授，曾任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西歐事務主任羅伯特·布萊克維爾（Robert Blackwill），曾任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主席、美國國務院次國務卿理查德·庫珀（Richard Cooper）等人，還有托尼·賽奇教授，他是肯尼迪學院艾什民主治理和創新研究中心的主任，也是著名的中國問題專家,早在中國改革開放前就來到中國留學，是哈佛有名的“中國通”。他們不論職位高低都有著豐富且權威的公共領域經驗，由他們構成的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師資隊伍在保證了高水平教學質量的同時，也有著充足的能力帶領學生迎接各種未知的挑戰。
學院的研究生部主任羅伯特·斯塔文斯（Robert Stavins）教授專注於環境經濟學領域的研究，在肯尼迪政府學院主要開設“環境經濟學和政策的基本原則”與“環境經濟學和政策研討”兩門課程。斯塔文斯認為，在世界經濟發展的現有階段，傳統的國際環境條約—《京都議定書》和巴厘島會議在構建新的全球氣候政策框架方麵，麵臨巨大挑戰。如何使國際氣候製度在解決氣候變暖問題方麵取得積極的進展，是世界各國政府需要重視的問題。傳統氣候製度具有效率、靈活、公平等優點—可以基於市場途徑和成本效益分析減排方法，讓各國根據自身的發展特點自行選擇履行承諾的方法，強調發達國家的曆史責任及目前在溫室氣體排放中負有責任的主要國家的義務。但是也存在明顯的不足，比如排放大國美國並未簽署協議。因而，斯塔文斯教授主導實行“哈佛國際氣候協議項目”，這一項目認為，根據新的國際背景和環境現狀，簡單地依據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區分，分配節能減排的義務是脫離實際的。應該在合乎科學的範圍內，基於經濟理性和政治可行，提出更好的解決方案，例如將各國的減排任務與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掛鉤。斯塔文斯教授在學術研究之餘擔任很多社會職務，他曾擔任美國環境保護署環境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並一直在各種政府機構、國際組織、企業和民間團體中擔任顧問，也經常在世界各國訪問講學，因而他的思路和觀點，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當今國際氣候製度領域的發展。
肯尼迪政府學院在教師聘用方麵的規定是非常嚴格的，有資格在學院任教的教師必須擁有由學院任命的教學崗位，這些崗位包括助理教授、副教授、兼職教授或客座教授、兼職講師或客座講師。如果該教授擁有哈佛大學其他學院的教學任命崗位，他們或許可以在肯尼迪政府學院得到榮譽性的任命。來自於其他大學的教師，可以申請客座教職崗位的教師能夠在學院內部教授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