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肯尼迪政府學院精英培養模式評析
對於任何國家而言，“從事公共政策的人應該具有哪些品質”、“通過怎樣的方式將他們選拔出來並加以培養”，都是關乎社會發展的兩個重大課題。將最適合本國發展的優秀人才聚集到公共領域中，由他們來直接準確地製定並執行政治決策，是國家潛力盡可能發揮到最大的重要保證。在古希臘傳統下，高貴的出身、富足的財產，並且具備勇敢、智慧等古典美德的人是共和主義城邦的理想公民。而到了古羅馬時期，因為國家的擴張戰爭，具有尚武精神和在危難情境下的堅決果敢，是從事政治者必要的條件。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國家製度下，對於什麼樣的人適合從事公共事務活動，會有千差萬別的標準。但是總體而言，在一個充滿活力的國家和一種健康的製度之中，活躍在公共領域的人，往往代表了社會的精英群體—高於平均水平的智商、接受過高水平的教育、出眾的處事能力，以及合乎本國文化背景的道德涵養等等，都是他們所必備的素質。
總的來說，一個國家對於本國“精英”的界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這個國家在當下這個時代的宏觀價值取向；反之，居於高位的公共管理者們，也將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段內，左右著整個國家在價值判斷上的走向。因而，世界各國都會非常重視選拔和培養公共事務管理的人才。
當我們對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的精英培養模式進行分析時，發現學院不僅在本土和全世界培育了大量人才，而且對公共管理精英的世界培養體係也產生了極為重要的影響。本章將會以肯尼迪政府學院的精英教育作為公共管理精英培養模式的樣本進行討論，分析其特點和理論依據，從而理解其之所以具有代表性的原因。
價值導向與精英定位
2008年11月，奧巴馬在美國第56屆總統大選中擊敗對手成功當選，成為美國曆史上第一位擁有黑人血統的總統。一時間，不少奧巴馬的支持者們群情激昂，紛紛為這一結果及其背後所蘊含的更深層的政治意義而感到自豪不已。誠然，就美國社會的曆史發展而言，黑人這一種族從被販賣的奴隸身份走到今天美國總統的地位，其背後所經曆的鬥爭和曲折，以及曆史的進步意義是無須贅言的。不過，當我們聚焦到奧巴馬這個具體的個人身上時，我們會發現，盡管他在膚色上深於他過往的前任們，但是其個人發展軌跡，依然體現出了濃厚的美國精英發展路線的特點。
奧巴馬黑色的膚色來自於他肯尼亞的父親。與美國許多生活在社會底層的黑人不同，奧巴馬的父親並沒有貧窮、暴力、毒品等一般意義上美國黑人民眾可能遭遇的不幸的特征。相反，他父親生活在肯尼亞一個相對來說比較富裕的家庭。這個家庭的經濟水平及社會地位使得他們有機會將兒子送去海外讀書並獲得獎學金的資助。因而，當奧巴馬的父親遇到他的母親時，其身份是一個體麵的外國留學生。不過，即使奧巴馬父親的身份有任何不體麵之處，對於奧巴馬的人生來說，也並沒有造成多少負麵影響。在奧巴馬兩歲時，他的黑人父親便離開了這個家庭。所以，真正對他的成長起到至關重要的影響的，是他白人母親的家族。
《財經國家周刊》在2010年7月那一刊中，曾這樣介紹奧巴馬顯赫的母係家族：“在夏威夷長期撫養他的外祖父母屬於美國的經濟上層，奧巴馬的外祖父是成功的家具商，外祖母更是美國最早的女性銀行副總裁之一。奧巴馬上的中學，是夏威夷最老牌的私立貴族‘預備學校’（也是孫中山先生的母校），提供了‘德智體’全麵發展的精英中學教育。”這樣的家庭條件與發展經曆即使是在美國白種人群中，也是難能可貴的。奧巴馬之前兩任的總統克林頓的際遇相比奧巴馬要不幸很多：克林頓作為“二戰”遺腹子自幼父親缺失，而其母親因貧困不得不多次改嫁，也使得克林頓的幼年並沒有遇到過一個合格的繼父，反而生活裏充滿了暴力與動蕩。當我們再次回看奧巴馬的勝利當選時可以看出，在經曆了無數次艱難的黑人運動後，美國黑人的確獲得了一些源於各種偶然而進入上層社會的機會。
奧巴馬的個人發展軌跡實際上是美國許多上層領袖共同的發展軌跡。盡管美國社會長期奉行自由主義的思想理念，講求平等自由的個人發展路徑，但同時在美國文化傳統中，也始終蘊含著一種講究出身的“貴族”情結。這種“貴族”當然不是真的指血統上的貴族，而是經由高學曆、名校畢業等途徑所表達出來的一種“出身”意識。這種“知識貴族”的意識在保證每一個人都能獲得平等學習機會的前提下，實際上與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並不相違背。在“二戰”結束以後，注重領導者的高校出身在美國政壇的高層表現得越來越明顯，占據美國上層主流社會的精英人士，大多畢業於常春藤聯盟中的大學。根據統計，美國曆史上有8位總統畢業於哈佛大學，5位來自耶魯大學，3位來自哥倫比亞大學，3位來自普林斯頓大學。除了總統之外，曾擔任過美國國務卿的基辛格博士、希拉裏·克林頓，曾擔任過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哈蘭·菲斯克·斯通和查爾斯·埃文斯·休斯等曾經左右美國政治走向的傑出人物，都是常春藤盟校的畢業生。現任總統奧巴馬不僅本人是哥倫比亞大學和哈佛大學的雙料畢業生，他的夫人米歇爾·奧巴馬是另一所常春藤盟校普林斯頓的畢業生，也是他在哈佛時的校友。在奧巴馬的核心政治團隊中，曾任白宮首席經濟顧問的是前哈佛校長勞倫斯·薩默斯；最高法院大法官則是前哈佛法學院院長埃琳娜·卡根（Elena Kagan）。很多人因此而批評奧巴馬政府過於倚重常春藤知識精英，以至於有脫離平民的傾向。然而實際上，即使是他的前任，來自共和黨的小布什，在他最關切的國家安全局局長和中情局局長兩個位置上，也同樣提拔過他的常春藤盟校耶魯大學的校友約翰·內格羅蓬特和波特·戈斯。曾有人統計，包括常春藤盟校的12所美國頂尖私立名校校友，占了美國企業界領袖的54%和美國政府重要領導崗位的42%。對比之下，美國上層精英中隻有25%在州立大學接受教育，而美國全國州立大學學生的總數，超過這十來所私立名校的校友幾十倍。
由此不難看出，名校畢業的身份已經不可否認地成為了進入美國高端政壇的必要條件。這一客觀現象可以從兩個方向得到解釋：一方麵，作為具有悠久曆史的傳統名校，其本身代表了較高的學術水準，因而吸引高智商、高能力的人才是一種必然；而另一方麵，這些學校本身，也十分看重學以致用、改變社會的效用，所以也會注重培養學生參與社會事務、參與政治的能力。如果說，前一點是一種客觀的自然選擇，那麼後一點則具有明顯的主動含義。而這種來自學校的主動性，也是最終成為那些社會活動的頂尖人士聚集美國政壇高層的主要原因。
《華盛頓郵報》曾經報道過某個耶魯大學學生的座右銘：“我們上學，為的是學會管理。”（We go to school，to learn to rule.）這樣直白的口號一時間引發了人們關於“特權”、“精英”的爭論，然而實際上，這一口號已經成為了常春藤盟校的普遍共識。如前文所說，常春藤盟校都非常重視培養學生將學術知識傳化為改造社會和服務社會能力。他們更傾向於認為，一個學校為社會做出貢獻的能力越大，辦學水平越高。所以，為我們所熟知的許多美國高級官員，都具有法學、政治學等社會學科的知識背景，如基辛格博士甚至是畢業於哲學這樣的人文專業。但這些都沒有影響到他們在畢業後與現實社會的接軌，其原因是與他們在校期間所接受的專業化訓練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