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院方麵有著清晰的目標，使得身處其中的每一個人都可以對照著清晰的參照係為自己定位。無論是教師、學生還是學院工作人員，所有人都有明確的權利和義務，大家各行其道避免矛盾衝突，在最大程度上提高了工作效率。同時，由於輕鬆自由的環境，每個人都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學自己想學的東西。在這種氛圍之下培養出來的人才，不僅在學識上出眾，更重要的是，他們通常成為了有著獨立人格、個性主張、行動力強的人才，這一點與美國的精英目標相一致。
肯尼迪政府學院的精英培養模式另一個吸引人的地方，在於其對“人”的關注。學院培養的畢業生絕大多數最終將會進入社會上層，成為社會的管理者。因而，讓學生們擁有強烈的社會關懷和責任感，也是學院的一大教育任務。
在美國，因為自由主義政治理論長期以來所具有的地位，人的個性發展被視為一項重要的權利。在課堂上，來自不同人種、文化、宗教的老師、學生聚集在一起，以多種多樣的專業設置、課程安排、教學方式來探討政治實踐問題，時常會發生激烈的爭執。這種重視多樣性、強調個性化的課堂，恰恰符合了美國社會“大熔爐”的文化背景。
但是另一方麵，自由並非意味著缺乏限製。值得一提的是，學院從學生、教師，到行政人員、訪問學者，所有人的言談舉止、行為方式，都有嚴格的規範，所有的爭論都不能涉及種族偏見、性別歧視等具有人身攻擊特征的內容。學院在最大程度上尊重每一個人，老師和學生相互尊重，從而實現交流的平等和通暢。這種素養是如何形成的，是一個覆蓋麵很大、時間跨度很長的問題。但總的來說，從學院到社會，整體氛圍的熏陶是一個不可忽視的背景因素。如前文所介紹的，當肯尼迪政府學院的學生與政府官員、社會機構進行交流活動時，都會得到很高的尊重，而不會有人認為這是低層次的“陪孩子遊戲”的活動。這種態度的背後，首先是美國社會“平等”精神的支撐。在美國公共管理領域，所有人都清楚，無論與何種身份、何種年齡的人接觸，都必須表現出平等的尊重，這一點是良好教養的表現，也是得到他人信任的基本前提。學生在活動中得到平等的對待，既對學生專業素質的培養有著積極的作用；同時，我們也應該意識到，這樣的高規格接待必然會給學員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們從中獲益的經曆，也會使他們在日後同樣身居要職時，以同樣的姿態接待後來者。這樣一代一代人地努力，最終會在整個領域中，形成良好的交流模式。
學院內部也同樣擁有完備的製度與嚴格的規範。學院管理者絕大多數都是學院自己的畢業生，因而管理能力和專業素質都有所保障。管理者依據慣例每周會召開一兩次會議，會議性質務實，大多討論解決具體問題，適時調整學院發展方向，合理監督教學活動。
從肯尼迪政府學院以及其他常春藤學校畢業的學生，絕大多數都擁有了很好的職業前途，他們在美國和世界範圍內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叱吒，很多人都成為了相當有影響力的要人。這樣的成績本身，的確可以有力地證明這種培養模式的成功。但是，正如政治哲學、政治管理學發展到如今，依然無法對“怎樣的政治製度是最理想的”這一問題給出一個公認的答案一樣，“什麼樣的公共管理教育是最正確的”也同樣沒有唯一的標準。無論是將自己的精英同學安排進政府職能部門的奧巴馬，還是那個喊出“我們上學，為的是學會管理”的耶魯學生，都麵臨著來自於民眾的關於“特權主義”、“精英主義”的質疑，而這些質疑的內容實際上也的確真實發生在美國的社會之中。
進入20世紀60年代以來，自由主義在美國學界開始遭遇到質疑和挑戰。其原因之一就在於，自由主義可能造成民眾參與政治的熱情減退，其提倡平等、民主的初衷，最終可能反而導致了特權階層的出現以及民眾的分裂。眾所周知，在自由主義所設想的理想社會中，個人利益是優先於國家利益的。能夠滿足每個人的發展願望，將自己的個性能力發揮到最大化程度的社會，被認為是最為成功的社會。這樣的社會並不需要一個龐大的政府管理機構，反而要求政府盡量少地幹涉公民個人。相比之下，自由主義理想社會更需要一個穩定的政治秩序。隻要製度穩定，無論是哪一黨執政，都能夠保證社會的健康運行。事實上，美國的確做到了這一點。我們看到，自建國以來二百餘年，美國的憲法基本保持穩定，也從未發生過涉及到政治製度變革的社會動蕩。與此同時，如富蘭克林一般的典型的美國理想公民，得以在自己擅長的領域發揮自身強大的行動力，實現個人利益的滿足。
但是，自由主義理想的實現同時也帶來了負麵效應。因為自由主義強化個人、弱化政府的思路，在美國，人們很難在政治領域取得個人意義上的“成功”，一般來說，經濟領域甚至文化娛樂領域，更容易產生“明星”。這一點，從奧巴馬當選總統後，他的支持者很少歌頌他個人，而是歌頌其背後的政治進步意義，便可知一二。再加上代議製政治製度運轉較為穩定，美國民眾對於投入政治的熱情並不是非常高漲。尤其是“二戰”結束以後，因為美國國家經濟實力的強大、國際地位的提升，民眾對於政治的關注度客觀上也有所降低。所以，盡管美國自由主義社會依然保持著“由普通大眾定期選舉有任期的公職”這種標誌性的自由主義傳統，但是，由於政治活動的積極參與者隻占社會總人口的少數，所謂的政治自由、民主參與在很大程度上隻能通過少數人的“代議”實現。而代議製本身所蘊含的“一個人代表其他許多人的意見”的操作方式，就與自由主義所歌頌的“個性化個體”之間存在著矛盾。不僅如此，這種形式的政治活動還會使公民分化成“精英”與“大眾”兩類不同身份的群體。參與政治活動的“精英”將不可避免地被要求具備參與和領導的能力，而“大眾”則被要求維持在自由主義最初的標準—最低限度的政治參與上。自由主義的本意是希望造就人人平等的社會，但最終卻造成了公民的分裂。
在這種大環境之下，有誌於投入政界，從事公共管理工作的高素質人才，彙聚在常春藤盟校中，客觀上形成了“少數人”的群體。他們在兩三年的時間裏朝夕相處，共同討論當今國際政治領域中最具典型意義的案例課題。在學習生活中，他們有機會與最高端的人物或機構直接交流，並獲得平等的對待，無論是專業能力，還是個人品行都得到極大的提高。這些對於個人的培養來說，固然是值得稱讚的。但是，這種精英化的教育是否也是加劇美國社會“精英”、“大眾”身份分化的一種助推器，或者說，使得這種社會性的分裂提前到了大學時代？這些也都是需要學者們不斷思索、尋求答案的問題。